封面新闻记者 梁波

在2026年1月的20天里，有三个没想到：

没想到“特朗普拟建新国际组织，规则自己定”；没想到“因嫣然儿童医院房租问题让李亚鹏口碑疑似大反转”；没想到“陈行甲做公益该不该拿73万年薪”。

特朗普不好说，事关国际，太大。李亚鹏不想说，因为陈光标跑来蹭热度，居然还附加条件王菲演唱会。陈行甲这得说，其关乎“中国公益的成长命题”。

公益慈善，究竟该如何定义？这并非简单的道德命题。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早已明确，公益慈善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民财富第三次分配的关键抓手、社会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

当下，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公益慈善也从传统走向现代。2025 年的数据印证，互联网打破时空壁垒，数亿网民指尖捐赠让 “人人公益” 成为现实，慈善的透明度与便捷性大幅提升；而慈善的内涵也早已超越捐钱捐物，成为全民参与的道德实践，淬炼着社会的守望相助之风，丈量着社会文明的高度。

陈行甲说，俞敏洪抛出150年薪之邀，是“一早给我一个突然袭击”，让他“猝不及防”。

那他该不该拿高薪？这个问题可能不能简单地用“该”或“不该”来回答，而应从法律合规性、市场价值以及社会观念三个维度来看。而俞敏洪的加入，不仅让这场争论“有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新进展”，也给这场讨论“一个新的视角”。

仔细想想，俞敏洪给陈行甲开出的150万年薪，确属一种“市场认可”，说明陈行甲在商业市场的身价为150万。反观陈行甲，其公众影响力、管理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也配得上。

为什么陈行甲“该”拿？依据公开信息，从专业与合规角度，陈行甲拿高薪更有充分的支撑理由。

首先，现代公益慈善已经不是单纯“献爱心”或“做好事”，而是一项需要高度专业能力的社会工程。它需要战略规划、项目管理、品牌传播和资源整合。陈行甲拥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曾任县委书记，具备极强的领导力。要求这样的人才“用爱发电”、过苦行僧的生活，是对专业人才的不尊重，也是在阻碍公益行业的职业化发展。

第二，薪酬来源合规。 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回应称，这笔钱并非来自公众善款，而是来自企业定向捐赠的“人员费用”，且经过了严格的财务审计和民政部门的核查，程序合法。同时，陈行甲带领团队撬动了数千万的社会捐赠，填补了地方医疗和教育的空白。基金会也连续获得“5A级社会组织”的最高评定。他拿的是“绩效工资”。

第三，高薪是对专业价值的尊重，如果公益业顶尖人才只能拿几千块的工资，那么这个行业将无法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最终受损的是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

当然，争议的存在也有其现实根源，这份质疑源于大众朴素的传统道德观。

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会有一种认知，既然是做慈善，就应该两袖清风、无私奉献。一旦涉及高额金钱，就会产生“这到底是做慈善还是做生意”的质疑。虽然官方回应了合规，但公众对于公益资金的流向始终保持着极高的敏感度。73万年薪数字与普通社工收入形成了巨大反差，容易引发对“分配不公”的担忧。

面对舆论争议，陈行甲的选择彰显了公益人的初心与智慧。

1月18日，他正式启动恒晖公益基金会交接程序，交棒后将不再领取薪水。这并非简单的舆论退让，而是以个人选择维护公益组织的公信力与纯粹性，更印证了其公益初心 —— 公益的核心是解决社会问题，而非纠结于个人待遇。

1月20日，对于俞敏洪的邀约，陈行甲决定与其“双向奔赴”：陈行甲加入新东方，俞敏洪加入恒晖。

从猝不及防到坦然接受，这一选择再次证明，陈行甲的能力在市场中本就匹配高薪；而主动让出公益基金会的高薪，则是他对公益行业的温柔守护。

这场关于 “该不该拿高薪” 的争议，本质上是传统公益道德观与现代公益职业化的正面碰撞。

争论的背后，是社会对公益行业发展的期待，而我们更应在争议中达成共识：公益人并非只能做 “苦行僧”，他们有权凭借专业能力获得体面收入，让专业的人安心做专业的事；但这份高薪必须有两大硬核支撑，一是绝对透明的财务管理制度，让每一笔资金的流向都阳光可溯，消解公众质疑；二是实打实的工作成果，以专业能力撬动资源、解决问题，用公益实绩回应社会期待。

唯有如此，中国公益才能真正走出 “幼稚病” 的认知误区，在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让公益的 “温柔之手” 更有力量，真正成为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