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腊月的风跟淬了冰似的，刮过青溪村的土坯墙，卷着山坳里的碎雪沫子，往人领口、袖口钻，冷得发抖。
村东头二伯家的烟囱一冒起浓白的烟，村里人就都知道腊月初八到了，这天二伯又要杀猪了。
青溪村拢共百十户人家，挤在群山褶皱里，日子过得不算宽裕，却最讲究人情往来的热闹。
谁家杀猪宰羊，必是提前几日就挨家挨户招呼，院里支起临时的案板，灶上炖着肉、蒸着馍，左邻右舍的男人来搭手抬猪、劈柴，女人帮着择菜、洗碗，孩子们围着灶台追跑打闹，笑声能盖过寒风。
一顿杀猪宴，既是分享一年到头的收成，也是维系邻里情谊的纽带，少了这份热闹，反倒显得不合群。
二伯偏是个例外。他守着父母留下的半亩薄田和一间老土房，无儿无女，孤身一人，性子怪得很——不喜说话，更不喜热闹。
每年腊月初八，他总能精准地选在天刚蒙蒙亮时动手，请来邻村专门杀猪的王师傅，两人闷头干活，不喊一个帮手。
等太阳爬到屋檐角，院里的大铁锅就咕嘟咕嘟炖起了五花肉，油香混着葱姜的香气，顺着风飘得大半个村子都能闻到，勾得半大孩子围着他家竹篱笆打转，却从不见他掀开院门让谁进去。
我小时候最是嘴馋，总拉着堂姐蹲在二伯家的篱笆外，盯着院里那口黑黢黢的大铁锅。
锅里的五花肉切得方正，浸在油汤里翻滚，油花炸开的声响隔着篱笆都能听见，肥腻的香气钻进鼻子，能把五脏六腑都勾得发慌。
二伯系着件洗得发白、边角磨出毛边的藏青粗布围裙，手里握着一把柄上包着旧布条的大铁勺，慢悠悠地搅动着锅里的肉，动作沉稳得像在打理田里的庄稼。
他的侧脸对着篱笆，颧骨突出，脸上刻着深深的纹路，眼神落在锅里，既不看我们这些围观的孩子，也不与王师傅搭话，仿佛周遭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二伯，给块肉尝尝呗？”
堂姐胆子大，踮着脚扒着篱笆喊。
二伯抬眼瞥了我们一下，那眼神淡淡的，没有欢喜也没有厌烦，只沉默着往锅里添了一瓢凉水，水汽腾地一下冒起来，模糊了他的眉眼。
他依旧不说话，转过身去添柴火，枯树枝塞进灶膛，发出“噼啪”的轻响，火光映在他佝偻的背上，把影子拉得很长。
这时三婶挎着菜篮子路过，看见我们就皱起了眉，伸手把我们往回拉：“别在这儿凑趣了，你二伯那人，是铁公鸡一毛不拔。
杀了猪也舍不得请人吃一口，不是小气是什么？这辈子就守着那点东西，孤孤单单的，也是自找的。”
三婶的声音不算小，院里的二伯想必是听见了，却依旧没什么动静，只是手里添柴的动作顿了半秒，又继续低头干活。
三婶的话，道出了全村人的看法。
在青溪村人眼里，二伯就是“铁公鸡”与“孤僻”的代名词。
他的日子过得节俭到了苛刻的地步：身上的衣服永远是洗得发白的旧款，夏天是打了补丁的粗布短褂，冬天裹着一件看不出原色的棉袄，领口磨得发亮也舍不得换；买盐要绕到三里外的镇上去，就为了比村里小卖部便宜两分钱；田里的庄稼收了，颗粒都要仔细归拢，连掉在地上的麦穗都要弯腰捡起来，晒干了磨成面；家里的柴火堆得整整齐齐，一根枯枝都舍不得浪费，连灶膛里的火星都要借着余温烤个红薯。
每年的杀猪宴，更是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有人说，二伯是怕请客花钱，想把猪肉都腌起来、熏起来，存着吃一整年；有人说，他是性子太怪，见不得人多热闹，连邻里情分都不懂；还有人私下猜测，二伯是不是偷偷攒了不少钱，怕请客露了富。
流言蜚语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路过他家院门时，会故意放慢脚步，瞥一眼院里的动静，眼神里藏着好奇与鄙夷，二伯却始终不为所动。
等王师傅走后，他会把院门牢牢掩上，门闩“咔嗒”一声扣紧，仿佛隔绝了整个世界。院里的小方桌上，只摆着一碗五花肉、一碟咸菜，还有一碗白米饭，他坐在小板凳上，慢慢咀嚼，细细吞咽，全程没有一点声响。
偶尔有风吹动院门，发出轻微的晃动声，他也只是抬眼瞥一下，又低下头继续吃饭，仿佛热闹是世间最无用的东西，只会打扰他的清净。
我对二伯的印象，始终是复杂的。他虽冷淡孤僻，却也从不算坏。有一年深秋，我放学路上不小心掉进了田埂边的水沟，膝盖擦破了一大片皮，泥水混着血水，疼得我直哭。
路过二伯家时，他正好从田里回来，手里扛着锄头，裤脚沾满了泥土。看见我蹲在路边哭，他放下锄头，沉默地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粗布——那布看着有些年头了，却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污渍。
他小心翼翼地用布擦掉我膝盖上的泥水，动作轻柔得不像个粗糙的庄稼人，生怕弄疼我。
之后他起身走进院子，片刻后拿着一瓶紫药水出来，拧开瓶盖，用棉签蘸着，一点点往我的伤口上涂。
他的手指粗糙得像老树皮，指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却异常稳定。“以后走路看着点。”他低声说，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说完就收起紫药水，扛着锄头走进了院子，关上了大门，依旧没有多余的话。
那天晚上，我又闻到了二伯家飘来的猪肉香，只是这一次，那香气里没有了之前的馋人，反倒多了一丝说不出的冷清。
我忽然觉得，二伯的不请客、不热闹，或许不只是小气，还有些别的原因。
后来我渐渐发现，二伯的“小气”里，藏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
每年杀猪后，他从不会像村里人那样，留一部分新鲜肉自己吃，大多都切成块，用盐腌透，再挂在屋檐下熏制。
屋檐下的横梁上，每年都会挂满熏得油亮的腊肉、腊肠，风吹过，肉香阵阵，他却很少动。有一次我路过他家，看见他站在屋檐下，踮着脚翻看那些腊肉，手指轻轻摩挲着肉皮，眼神专注，像在打理什么珍宝。我以为他是在盘算着怎么吃，后来才听父亲说，二伯每年都会把熏好的腊肉、腊肠背到镇上去卖，换了钱就小心地存起来。
“你二伯这辈子不容易，爹娘走得早，又没个家室，是怕老了动不了，没人照顾，才拼命攒钱。”
父亲叹了口气说，“他性子怪，不喜热闹，也不爱跟人打交道，就想着攒点钱，往后能安安稳稳过日子，不用看别人脸色。
”可即便知道这些，村里人依旧不理解，依旧觉得他小气——就算要攒钱，杀一次猪，请几个亲近的人吃顿饭，也花不了多少，何必把日子过得那么苦，把人情都断了。
日子一年年流转，我离开青溪村，去城里读书、工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过年回家，总能听见村里人说起二伯，话题依旧离不开他的杀猪宴和小气。
偶尔路过二伯家的院子，能看见他坐在门槛上抽烟，手里握着一支最便宜的散装烟，烟雾缭绕中，他的头发越来越白，背也越来越驼，身影孤单得像院里那棵老槐树。他依旧不跟人说话，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也只是微微点头，眼神里依旧是那份淡淡的疏离。
今年春节前，我刚回到家，就被母亲拉到一边，低声说二伯走了。他是在睡梦中安详离世的，无病无灾，享年七十一岁。
那天早上，村里的保洁员路过他家，看见院门没关，进去一看，才发现他靠在床头，手里还握着一支没抽完的烟，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神色。
村里的人聚在一起议论，有人说二伯一辈子孤苦伶仃，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实在可怜；有人说他攒了一辈子钱，现在没人继承，倒是白忙活了一场；还有人叹着气说，要是他当初不那么小气，多跟人来往，也不至于落得这般冷清。我跟着父母去二伯家帮忙料理后事，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院里的景象依旧熟悉——大铁锅还放在灶台边，锅沿上沾着一圈淡淡的油迹，屋檐下还挂着几串没卖完的腊肉，墙角的柴火堆得整整齐齐，仿佛主人只是暂时外出，很快就会回来生火做饭。
二伯的房子很简陋，一间正房，一间偏房，屋里的陈设简单到极致。正房里，一张旧木床，床垫是用晒干的稻草铺的，上面盖着一床洗得发白的棉被；一个掉漆的老式衣柜，柜门有些变形，关起来会留一条缝；一张八仙桌，桌面布满了划痕，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墙角放着一个旧木箱，里面装着他的几件换洗衣物，每件都打着补丁，却叠得整整齐齐。
料理完二伯的后事，村委会的人打算清点一下他的遗物，看看有没有远房亲戚来认领。几个人翻找了半天，除了那些破旧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几乎没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
“看来村里人说的也不全对，二伯也没攒下多少钱。”
有人叹着气说。就在这时，父亲伸手拉开了衣柜最底层的抽屉，里面藏着一个老式的铁盒子——巴掌大小，表面锈迹斑斑，边缘已经磨损，上面挂着一把小小的铜锁，铜锁也生了锈，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这里面会不会装着钱？”
有人好奇地凑过来。村委会的主任找来了一把钳子，小心翼翼地撬开了铜锁。当盒子被打开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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