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儿子，我连最后一眼都没见上”
朱德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没人敢多说一句话。
他坐着，没动，眼睛盯着地板，手一直搓着膝头，脸上一点表情没有。
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你们这样做，不对。”
这件事发生在1974年，那年朱德已经是个快九十岁的老人了，身子骨硬朗是硬朗，但年纪摆在那儿，亲人们怕他受不了，选了个“缓冲”的法子。
可越是怕他难受，越是伤得深。
朱琦走的时候是6月，正值北京的桑拿天。
他心脏不太好，之前就查出来了，但谁也没想到走得这么快。
那天是中午，他突然倒下，送医院，抢救，折腾了一阵，人没了。
赵力平，也就是朱琦的妻子，和康克清，也就是朱德的妻子，俩人商量了一下，谁也没敢告诉朱老。
他们说朱琦还在抢救，情况不好，得在医院观察。
这个“观察”，一拖就是十天。
追悼会都办完了，骨灰盒也安置好了，朱德还蒙在鼓里。
别人都知道了，只有他不知道。
这事儿，谁都觉得难开口。
毕竟这是他的长子，是他亲手送上战场的孩子，是他最牵挂的那一个。
十天后，康克清带着赵力平去见他，话说到一半，朱德就明白了。
他没哭，眼圈红了，人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说。
然后就说了那句话：“你们这样做，不对。”
朱德不是个喜欢表露情绪的人。
他一辈子都在讲“公”字，自己过得再苦，也不让家人沾一点便宜。
但他不是没感情的人。
他对朱琦的感情，藏得深，但一点也不轻。
朱琦不是康克清的亲生，是朱德和早年原配肖菊芳的儿子。
朱琦出生不久，母亲病逝，他是由朱德第二任妻子陈玉珍一手带大的。
到后来朱琦十六岁那年，被国民党抓了去当壮丁，命悬一线，是周恩来出面，才把他从山西转了出来，安置在延安。
那时候是1937年，抗战刚开始。
朱琦到了延安，进了党校，准备做干部。
但朱德一句话，把他推上了前线。
“别人家的孩子可以不打仗，我朱德的孩子，不能躲在后面。”
这个决定，当时把不少人吓了一跳。
谁不心疼孩子啊？可朱德就是这么硬。
朱琦没多说，放下书本就去了部队。
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腿被打穿，左腿伤得很重，虽然保住了，但终身残疾，走路一瘸一拐。
朱德知道这个消息，心里不是滋味。
但他从来没讲过一句“替你难过”。
只说了一句：“他是光荣负伤。”
从那以后，朱琦退下来，想找个工作。
他跟朱德说，想去铁路系统干活。
朱德点头，但补了一句：“不能当官，要从工人干起。”
朱琦就进了石家庄铁路局，从司炉工干起，后来学会开火车，成了列车司机。
有一次，朱德坐的火车，正是朱琦开的。
火车到了目的地，有人去叫司机过来，朱琦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开的是父亲的车。
他满身煤灰，脸也黑得认不出。
朱德看着他说：“行啊，像个干活的人了。”
朱德的家风就是这么一板一眼。
不光是朱琦，朱家所有人都一样。
朱德住在中南海二十多年，穿的衣服全是补丁摞补丁。
他有一条衬裤，贴了17个补丁还在穿。
家里有张床罩，一面破了，另一面也打了六个补丁，用了好几年。
康克清实在看不过去了，跟他说：“添几件衣服吧，出外事也好看点。”朱德才答应做了两件新衣服，平时不穿，只在重要场合才拿出来。
家里开支，他亲自记账。
每月多少伙食费、水电费、书报费，他都一项项写下来，月底还要核对。
他说得直白：“买那么多干啥？够用就行。
你要都买光了，老百姓买啥？”
他不是说说而已，是真的这么干。
他甚至在中南海种菜，自己动手，锄地、浇水、施肥，一样都不落下。
他常说：“咱家这点地，连全家人吃饱都成问题。
你们想想，农村老百姓家里连这点地都没有，他们怎么活？”
他住的是国家的房子，用的是国家的桌子。
他把这些话，一遍一遍地讲给家里的孩子听。
朱琦结婚的时候，娶的是赵力平。
赵力平一开始不敢答应，说：“官太大，我不合适。”
是贺龙劝她：“咱们共产党的官不讲出身，讲的是人。”
赵力平后来去搞土改，跟邓颖超她们一块儿干活，忙到结婚后好几年才有空来北京。
朱德一点没不高兴，反而高兴得很：“你做得对，有国才有家。”
他看了看朱琦，笑着说：“多学学人家。”
朱德是个严父，但并不是冷酷的人。
他从不随便夸人，但只要夸一句，能让你记一辈子。
朱琦身体不好，这事家里都知道。1972年开始，心脏就不太行了，但他不愿意麻烦组织，也不愿意休息。
1974年，突然发病，人就没了。
这一走，太突然，赵力平和康克清怕朱德受不了，才决定隐瞒。
可朱德不是不通情理的人，他只是觉得，哪怕再难受，也不该让他连最后一眼都见不到。
他88岁的时候，说得最多的是：“他是我儿子，我连最后一眼都没见上。”
朱德的脾气一向硬。
朱琦走了，有人提议把赵力平从天津调回北京，陪陪老人家。
朱德直接拒了：“她有她的工作地方，不能随便调。”
朱和平，是朱琦的儿子，在部队当兵。
有人提议把他调回来，朱德更火了：
“回什么回？部队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你要是不回去，就是朱家的不肖子孙！”
秘书听了都摇头，说：“总司令太正直了，一辈子没为家里人说过一句话。”
朱德对亲戚也一样。
他老家的侄子侄女，十几个孩子，都是他资助读书的，但一旦涉及原则，谁也别想走后门。
有一年，中央办公厅发现朱德家的座机有不少通话记录，是打到石家庄的。
一查，是他一个亲戚，来串门时用电话给谈恋爱的对象打的。
朱德知道以后，马上让人算账——电话费8块钱，按当时工资来说可不是小数目。
他让亲戚一分不少地交回来。
他说：“这是国家的电话，不能拿来讲私事。”
朱德晚年时，对家里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我没留一分钱，家里的东西，除了书柜里的书，别的都是国家的。”
他走的时候，连积蓄都上交了。
那是他最后一次交党费。
朱德不是圣人，他是个父亲，是个丈夫，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他对朱琦的爱，不说出口，但藏在每一个选择里。
朱琦走的时候，他没哭没闹，只说了一句“你们这样做不对”，但这句话，比哭还沉。
他有规矩，他守纪律，但他不是不疼孩子。
他只是觉得，什么都可以让步，唯独不能让步的是信仰和原则。
朱德这一辈子，没留财产，没留关系网，留下来的，就是这么一条“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干事”的道。
他走了，但朱家的规矩，一直在。
这家人，不靠关系，不走后门，不搞特殊。
谁也不敢破规矩，因为老人在那儿立过规矩。
人走了，规矩还在。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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