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面者只希望尽快恢复自己的面容，让羞辱、伤害、暴虐停下来，从而摆脱赤裸生命的紧急状态，让生活回归正常轨道。” ——施畅：《无面者归来：数字时代的面容溃散及其抵抗》，《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页5-13。
本期评议：梅剑华 黄典林
文本摘选：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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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来自此为2026年第1期（总第16期）。作者施畅考察了数字年代有关面容的风险。面容为我们所有，它经过媒介传播，由他人接收并解读。而随着AI（人工智能）演进，AI换脸等技术已经逐渐铺开，当人们仍将其视为娱乐消遣并付诸一笑时，它却已将个体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困境。而这仅为面容溃散风险的冰山一角。作者用“无面者”概括对自身面容失去掌控之人。努力展示自己那张富有生机活力的脸则是保护面容的方法之一，近年来，社交媒体上涌现的网名“momo”则是人们试图保护面容的又一个新鲜例子。
以下内容由《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授权转载。摘要、参考文献及注释等详见原刊。
作者｜施畅
一、引言
根据乔治·R. R. 马丁作品改编的电视剧《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2011）第一季，被“无面者”选择的艾莉亚·史塔克。
“无面者”（Faceless Men）在乔治·R. R. 马丁（George R. R. Martin）的奇幻巨著《冰与火之歌》中被用来指称一个来自布拉佛斯的宗教刺客团体。他们信仰并侍奉千面之神（死亡之神），需要经历严酷的训练，其中便包括抛弃自己原来的身份，将自己视作无名之辈。他们拥有易容“换脸”的神奇能力，在每次执行刺杀任务时无声潜入。无面者似乎拥有无数张脸，我们始终无从确认人皮面具之下的真实面容。
“无面”（faceless）作为本文的关键概念，意指面容在数字时代遭遇频繁变形、不复原初面目的处境或困境。在前数字时代，“无面”是一项特殊技能，常见于刺客、忍者、间谍等特殊职业，他们易容化形、乔装改扮，执行特定任务的同时保证自身的隐迹藏行。而数字时代的“无面”则截然不同：前者是能力，后者是处境；前者是主动为之，后者是被动受之；前者为个体的隐迹藏行提供便利，后者为权力的规训惩戒创造条件。
《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作者：[美] 欧文·戈夫曼
译者：宋立宏
版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
“无面”与“污名”较为相近，都是一种对个体不利的处境。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污名”（stigma）是“一种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个体常因身体残疾、性格缺陷，以及种族、民族、宗教等集体性（tribal）标签而蒙受污名。而笔者所谓的“无面”是指在视觉系统的中介下，原初面容遭遇被掠取、被变形、被屏蔽的处境。“无面”与“污名”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均合理化了旁人对受污名者／无面者的敌意与歧视，且令旁人无需对其承担应有的道德义务。二者的区别则在于：污名是被加诸其上的、未必与实际相符的标签，无面则是被视觉系统中介的、不复原初的脸的再现。以往关于面容的研究更倾向于分析面容是如何被形塑、被制造的，而本文则代入了“面容难民”的视角，并循着以下思路展开讨论：数字时代的面容溃散是如何发生的？人们如何失去了对自己面容的掌控？无面者以何种方式悍然归来并尝试夺回自己的面容？
二、从凝固之脸到溃散之脸
面容研究通常并非针对真实面容，而是针对面容的图像，也即对某张相对凝固的脸的研究。
《脸的历史》
作者：[德] 汉斯·贝尔廷
译者：史竞舟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
德国艺术史学者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坦言：“脸只存在于生命中，它丰富多变、难以捉摸，且像生命本身一样稍纵即逝……关于脸的研究，类似于一场追逐蝴蝶的游戏，往往不得不以脸的复制品或衍生物为对象，很难揭示出脸的生机和奥秘。”凝固之脸也令面容研究的关键议题得以浮现—面容丰富多变，缘何凝固成了如此这般的一张脸？这表面上是面容形塑的问题，但究其本质往往关乎权力。德国历史学家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揭示了君主面容是如何实现其神圣化的：“并不是皇帝的面孔被塑造成配合同伴神的面孔，而是神的面孔被塑造成看起来好像皇帝的脸，或者说构成皇帝的一张 ‘ 超级面孔 ’ ( super - face)。”
《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
作者：[德] 恩斯特·康托洛维茨
译者：徐震宇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着力梳理路易十四公众形象制作、传播、接受的历史。伯克对当时再现路易十四的各类媒介旁征博引，全面论述了17世纪的形象制造者们如何推销路易十四，由此清晰呈现了权力与艺术的互动关系。形塑君主的面容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但凡当众现身，路易十四无不戴着假发，借此引人注目；画像上的他总是那么神情淡然、不动声色，令威严权势彰显无余。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剑指面容制造的隐秘机制。他首先区分了“意义之轴”与“主体化之轴”：前者是白墙，可供书写意义；后者是黑洞，可供安置意识、激情及其冗余。而脸恰好是“白墙—黑洞”的组合，白墙好似面庞，黑洞好似眼眸。德勒兹进一步指出，作为“白墙—黑洞”的面容不啻一部传达意义的抽象机器。换言之，面容是被生产出来的，与原初面容并不相似，甚至可能毫不相干。面容本质上是一种权力配置，“面孔就是一种政治”。德勒兹借此展开对西方基督教、白人殖民史的深刻批判。在德勒兹“白墙—黑洞”面容生产体系中，君主专制与宗教独裁合二为一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基督的两张面孔：前者是君主的“神圣之脸”，绝对权威，沐浴圣光，居高临下，令人臣服；后者是先知的“启蒙之脸”，饱含激情，富有智慧，侧身尘世，令人触动。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千高原》
作者: [法] 德勒兹、[法]加塔利
译者：姜宇辉
版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12月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同样观察到，在欧洲宗教造像艺术的肖像学传统中，尤其在基督教徒的殉道场景中，面孔与身体呈现出令人惊骇的分裂—在基督及圣徒的无数肖像里，备受摧残的身体之上是毫无痛苦、难觅恐惧的面容。从美学的角度，这正是典型的“拉奥孔之问”也即“为什么拉奥孔在雕刻里不哀号，而在诗里却哀号”？正是因为艺术媒介的差异，才导致了面容制造的分野。除了造型艺术之外，机械复制时代的摄影、电影等艺术同样也在不懈地制造面容。艾伦·塞库拉（Allan Sekula）指出，人像摄影体现了“尊崇—压制”的双重体系：一方面，资产阶级的肖像照是自身的仪式性再现，确认并重申了上流社会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罪犯（非正直公民）的肖像照则被有意压制，同时确立起正常社会与病态社会的边界。
《拉奥孔》
作者：[德] 莱辛
译者：朱光潜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2月
机械复制时代带来了面容的泛滥与贬值。针对20世纪大众传媒的兴起，奥地利哲学家托马斯·马乔（Thomas Macho）富有卓见地提出了“脸性社会”（facial society）的概念，用以描述传媒工厂源源不断制造出的“明星脸”取代了真实脸的事实。面容不断贬值，沦为了俯拾皆是的廉价品，真实面容难免式微消隐。贝尔廷对此表示赞同：“脸性社会以图像的泛滥来对抗公共领域内真实面孔的缺席，图像取代了脸并与之展开角逐。”他总结了面容图像的媒介历史：“模拟（analog）脸—数字脸—虚拟脸”。首先是模拟脸，指雕塑、绘画等造型艺术中的脸，是对现实的摹写；其次是数字脸，摆脱了摹写现实的功能；最后是虚拟脸，实现了随心所欲的变形，成了潜在图像的生成界面，是对现实摹写的彻底拒绝，却也因此“斩断了与一张源自遗传的鲜活面孔的一切渊源”，最终“化作一个飘忽不定的幽灵”。
随着面容的日益泛滥，面容之溃散紧随而至。法国电影史学家雅克·奥蒙（Jacques Aumont）将电影脸之变迁概括为“面容溃散”（ladéfaite duvisage）的历史。在法语中，“溃散”（défaite）一词既可以理解为战斗或战争的溃败，也可以理解为既成之物的撤销、分解与重组。奥蒙坚称，如今既是面容构造的时代，也是面容溃散的时代：面容无时无刻不处于监控之下；面容被瓦解，同一性遭到破坏；面容被无限放大，又被急剧缩小；面容被损坏、抓伤、灼伤和遗弃。
雅克·奥蒙《电影中的面孔》（Du visage au cinéma），1992年版书封。
在奥蒙看来，数字电影将模拟图像转化为内容表浅、缺乏深意的数字图像，既没有鲜活面容，也没有真实表情。塞缪尔·索莱（Samuel Solé）同意奥蒙的判断，并将数字电影中的面容溃散区分为涂改（defacement）与抹消（effacement）两类。前者指电影视效对人脸的涂涂改改，后者指电影视效对人脸的彻底替换。索莱认为，数字电影及其视效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了“后面容时代”（an age of the post-visage）的降临。战迪将20世纪以来的面容图像描述为“明星脸—媒介脸—后媒介脸”的演进过程。他认为，数字面容或称“后媒介脸”不啻“一副副变化多端却苍白无力的面具”。影像的数码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数字变形（digital morphing）带来了面容的溃散，最终导致了真实性的溃散。
如今，面容溃散不再限于数字电影，而是已经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随着数字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们发现自己的面容被频繁加工整饬，面容变得极富可塑性，与此同时其溃散也变得愈发严重。数字成像及操纵技术的兴起，令面部图像与人类主体原本亲密的、不可侵犯的联系变得愈发不稳定。屏幕之上的脸，可轻松实现加滤镜、抗衰老、无限复制、永续迭代、修改替换、深度伪造，无论是否获得脸的主人的同意和许可。通过溶解、破坏、解构面部的整体性，通过转化、替换、扭曲眼鼻嘴等，不同面部的不同特征相互融合。如今变换面容的力量早已与我们同在，数字脸和自然脸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模糊，也越来越紧张。好似一位魔法师召唤出了他自己难以掌控的幽灵，数字时代人们的面容正面临难以遏制的溃散后果。
既有研究大多承认数字时代面容的变动不居，但更多的是在媒介技术层面展开讨论，主要针对电影视效、数字变形等，惜未将“无面”理解为一种个体处境或困境。加之既有研究往往止步于哀叹数字面容真实性的消散，难免陷入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窠臼。有鉴于此，笔者用“无面者”来指称那些对自身面容丧失掌控的个体，他们面临被羞辱、被鄙夷、被驱逐、被惩罚的命运，麻烦缠身，深陷泥淖。与此同时，笔者尝试引入视觉政治（visual politics）的分析视角，通过回顾无面者对面容溃散的创造性抵抗，来展示身为弱势群体的无面者的决心与勇气。
三、数字时代的面容溃散
数字时代面容溃散的过程，也即无面者丧失对自身面容掌控的过程，主要包括面容被掠取、被变形、被屏蔽三种情况。我们不妨将当下的技术革新与科幻的未来展望二者结合起来互为参照，因为科幻故事多为由科技前景引发的现实推想，常给人一种近在咫尺的现实感与压迫感。
一是面容被掠取。随着深度伪造（deep-fake）技术的广泛应用，面容的被掠取、被使用和被剥削，迅速成为数字时代个体所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该技术通过名为“生成式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GAN）的机器学习模型将图片或视频合并叠加到源图片或视频上，并由此合成虚假内容。其中最常见的是AI换脸技术，此外还包括语音模拟、人脸合成、视频生成等。该技术的非法使用情境包括但不限于假色情、假新闻、金融欺诈等。晚近以来不少影视剧表现了深伪技术对现实生活的侵入，如桌面电影《解除好友2：暗网》（Unfriended：DarkWeb，2018）中黑客使用深伪技术将罪行栽赃给无辜者。英国剧集《真相捕捉》（The Capture，2019，2022）中执法者为了抓住潜在的恐怖分子，不惜利用深伪技术炮制视频证据。科幻电影更为我们展现了在深伪技术的加持下面容被掠取、被剥削的可怖一幕。
电影《解除好友2：暗网》（Unfriended：Dark Web，2018）剧照。
《黑镜：琼糟透了》（Black Mirror：Joan is Awful，2023）中，琼是一个普通人，在结束了糟糕的一天后本想打开电视放松一下，却骇然发现自己当天的生活被搬上了荧幕，不仅电视剧女主与自己同名、同款发型，而且由一线女明星萨尔玛·海耶克扮演自己。该剧不仅将现实中的琼当天所遭遇的一切巨细无遗地呈现在全球观众面前，更是对不少细节添油加醋以让琼显得品行恶劣。很快，周围的人开始厌恶琼，她也为此丢掉了工作，失去了未婚夫。她的生活很快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仿佛一切都乱套了。
电视剧《黑镜》（Black Mirror）第六季（2023）剧照。
原来，这一切都拜一家流媒体平台巨头所赐，《黑镜：琼糟透了》是由该公司新近开发的一台量子计算机根据算法模型演算生成的。这个故事为我们展现了关于互联网平台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惊悚预言：由于用户注册时不经意间的授权，以及电子设备对个人信息数据无孔不入的采集，使得琼的生活经历被同步展演，她的个人隐私被大肆传播。不止如此，由于授权平台使用自己的数字肖像，演员海耶克发现自己的面容成了平台无情掠取、大肆牟利的专属资产。更糟糕的是，两位苦主发现这一切根本无法停止，因为面对庞大的商业帝国，个体在法律上毫无胜算。
这并非科幻电影的危言耸听，而是已然迫在眉睫的现实危机。2024年，韩国发生了多起利用深度伪造技术从事性犯罪事件，参与者运用AIGC技术将真实人脸与虚假身体进行合成，制作性剥削影像，并通过即时通讯平台Telegram群组进行非法传播。
二是面容被变形。这里所谓的变形，并非仅限于现实物理层面的变形，更多指的是媒介层面的变形，即面容变形发生在媒介再现之上或观察者视野之中。在《元变形：视觉变形和速变文化》（1999）一书中，维维安·索布切克（Vivian Sobchack）指出，令我们着迷不已的变形（themorph），与其说是一种幻觉实践，倒不如说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寓言—它吞噬一切形式，生成一切形式。马克·沃尔夫（Mark Wolf）将面部变形追溯至16世纪之初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的相关实践。丢勒将比例线（lines of proportion）应用于人体头部及面部，并将其重新定位、旋转和移动，由此带来一系列相应的变形。随着视效技术在电影产业中的广泛应用，影视作品中某些变形场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如《终结者2：审判日》（Terminator 2：Judgment Day，1991）中，“T－1000型”终结者机器人由液态金属打造，拥有强大的变形伪装能力。观众震惊地看着它以液态的形式穿过栏杆，在地面上流动聚拢并重新站立。《黑镜：战火英雄》（Black Mirror：Men Against Fire，2016）中，新兵斯崔普的任务是跟随小分队同“蟑螂”作战。他首次行动就干脆利落地击杀了两只“蟑螂”。
电视剧《黑镜》（Black Mirror）第三季（2016）剧照。
在他的视野里，“蟑螂”虽然身量如常人，但是白脸尖牙，形同妖怪，且不会说话，只会发出尖锐的嘶鸣。当他的视界系统发生故障时，他骇然发现原先视野中的“蟑螂”不过是普通平民而已。原来，当局为了解决士兵临阵对敌时开枪率低的问题，开发了一款名为“群视”（Mass）的视界系统，可以修改甚至操纵用户的即时视野。“群视”将不良基因携带者的面容变形为妖怪模样，正如剧中军队专家所言：“如果瞄准的是妖怪，开枪就容易得多了。”当弱势者的面容惨遭变形之后，他们就成了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意义上的“神圣生命／赤裸生命”，只能任人宰割，没有人会施与同情，迎接他们的只有无尽的暴虐。
三是面容被屏蔽。“屏蔽”是一种系统性设计，面容由此被遮挡、被消除、被忽视，不在可视范围内或干脆被视而不见。德勒兹将当代社会诊断为“控制社会”（societies of control），其关键特征之一便是分体（dividuals）对个体（individuals）的取代，整体变成了样品、数据、市场或储备库。分体化指的是基于特定的指标参数，个体被分割成任意数量的、可分离的、可被监控的、可被审查的碎片式个体。换言之，控制社会其内在本性就是分体数据对个体面容的屏蔽，或者将面容提取为特定的数值或评级。譬如《黑镜：急转直下》（Black Mirror: Nosedive, 2016）构想了一种将每个人的社交评分（基于他人的总体评价）实时地、强制性地敞露在他人视野之中的视界系统。人人都被植入了这套视界系统，以至于社交评分变成了每个人如影随形的身份标签。半路抛锚的女主蕾茜在路边寻求搭车，但人们一看到她才2.8分（满分5分），随即打消了让她搭车的念头。人们无视蕾茜真诚求助、饱含善意的面容，只是紧紧盯着她低于平均值的社交评分。换言之，鲜活的个体面容被冰冷的分体数据屏蔽了。还有一种更为彻底的屏蔽技术—即便对方站在你面前，他的面容也照样不可见。
电视剧《黑镜》（Black Mirror）第三季（2016）剧照。
以《黑镜：白色圣诞》（Black Mirror: White Christmas, 2014）为例，在未来社会，人人内置了智能眼（zed-eyes）,其中一个功能是“屏蔽”。一旦你对某人开启这个功能，彼此的面容就被屏蔽了：你在他眼中就是一团白色虚影，他在你眼中同样如此；你听不到他说话，他也听不到你说话。一位鲁莽冲动的丈夫惨遭妻子屏蔽，这种屏蔽甚至令他无法通过照片来回忆她，因为屏蔽不限于现实中的面容，还包括此人的所有图像，甚至还适用于后代。剧中一个无意间被卷入凶案的男子，凭借戴罪立功顺利摆脱了监禁的处罚，但依旧留有案底。这意味着他将被其他所有人的视界系统屏蔽—其他人在他眼中是灰白虚影，他在其他人眼中则是扎眼的红色虚影。当面容和语言均被屏蔽，一切人际交流都无从谈起。即便周围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却宛如置身无人的旷野。面容屏蔽或面容剥夺，成了数字治理术中的关键一环，这也是后人类视界对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谓的“怪物”（异于常理常规的异己之物，如违法乱纪者、声名狼藉者）的识别、标注及制造，其背后蕴含着一整套视觉政治的逻辑。
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1999）剧照。
随着数字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兴起，人们发现自己的面容正摇摇欲坠。尽管在物理、生理意义上他们的面容依旧完好，但在媒介层面，尤其是在他人的视界层面，他们的面容正濒临溃散。《黑客帝国》（The Matrix）系列电影中的一个桥段构成了绝妙的隐喻：特工史密斯是矩阵控制的一个杀毒程序，他在矩阵世界围捕主人公尼奥时能够随时夺取路人的身体，将自己的面庞加诸其上。矩阵世界中的普通人均为无面者，他们的面容时刻面临着被夺取、被变形、被屏蔽的风险。身为无面者，他们不仅失去了面容，而且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失去了交流的权利，甚至失去了生存的价值与希望。他们或许并不完全无辜，但如今只希望趁早结束这一切，尤其是当无面者发现自己早已置身于一片难以自救的火海。
四、无面者的抵抗
尽管势单力薄，但并非所有无面者都软弱可欺、任人摆布、缺乏行动力，他们伺机而动，竭力抵抗，试图夺回被掠取的面容，复原被变形的面容，复现被屏蔽的面容。
无面者的抵抗之一，便是努力展示自己那张富有生机活力的脸。影片《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 1993）开头，德国文员陆续搬出小木桌，摆上墨水瓶、打字机、印章等物件，对犹太人进行身份信息登记与筛查。镜头中犹太人逐一报上名字，打字机一一记录下来，制成卡片，汇成名单，编订成册。这一平静场景是对官僚制（bureaucracy）的惊悚隐喻，正是官僚制的高效运作促成了种族灭绝的顺利推进。在这一过程中，犹太人个体被淹没在一大堆记录身份信息的表格文件之中，丧失了属于自己的面容，为其后续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
在论文电影《世界的图像及战争的铭文》（Bilder der Welt und Inschrift des Krieges, 1989）中，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向我们展示了一张由德国纳粹党卫军拍摄的照片（见图1）：在其他犹太人恭顺地排队接受检查登记时，一位年轻美丽的犹太女性闯入镜头，朝相机的方向猛地瞥了一眼。她神色略带愠怒，就好像是在熙熙攘攘的街头被谁踩了一脚后气恼地回看，这令她在诸多麻木面孔的映衬之下更显鲜活。这一刻，分体暂时隐退，面容猝然浮现，这令纳粹大屠杀机器的合法性摇摇欲坠。
图1：《世界的图像及战争的铭文》中，一位犹太女性略带愠怒地回望。
2014年，一个使用#NotABugSplat（splat在这里指的是拍死虫子时发出的啪啪声）标签的艺术项目在社交网络上引人注目。针对美国军方无休止的无人机猎杀行动，来自多个国家的艺术家们联合推出了这个项目。他们把一名在无人机轰炸中无辜罹难的男孩的巨幅照片平铺在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的地表上（见图2），借此提醒无人机操作员在执行任务时看似无关痛痒的“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其实是一张张真实面容的猝然消失，无人机的所作所为绝不是像“踩死一只虫子”那样可以叫人心安理得。无人机的高空视野某种意义上是对面容的屏蔽与取消，而该艺术项目面容鲜活，感情丰沛，情绪毫不掩饰，态度无碍彰显，旨在恢复无辜罹难者的真实面容，由此实现列维纳斯式的道德要求即“别杀我”。
图2：无人机视野中因轰炸而无辜遇难的男孩面容。
无面者的抵抗之二，是中止、干扰、破坏技术中介以恢复面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系列著述中，匈牙利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s）指出，印刷术令人脸消隐不见，变相剥夺了人类解读面容的能力，而电影的发明从根本上逆转了这一趋势—电影不仅将面容交还给人类，还教会人们如何读懂一张脸，“于是，人再一次变得可见了”。巴拉兹对人类面容长期为文字媒介所遮蔽的处境颇为不满，他真心拥抱电影媒介，呼吁以特写镜头恢复面容，并且他坚信这将推动人类社会朝理想世界迈进。
《可见的人：电影精神》
作者：[匈] 巴拉兹·贝拉
译者：安利
版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9月
而如今，视觉系统未必如实再现面容，技术中介也时常会变形、屏蔽面容，而使用者要么对此不曾察觉，即便有所察觉也可能无动于衷。在关于未来的科幻想象中，更多的无面者开始行动起来，抵抗笼罩在他们身上的总体性暴力，并试图夺回自身面容的自主权。为了抵抗机器视觉无休止的面容摄取，个体采取蒙面、易容等“隐匿术”，试图令其摄取过程遭遇挫败或发生故障。《黑镜：战火英雄》中，无面者发明了一种特制的闪光棒，可以干扰士兵的视界系统，令其发生故障，使士兵看到所谓“蟑螂”的真正面容，从而令自己免于杀戮与暴力。《黑镜：琼糟透了》中的主角通过摧毁量子计算机来夺回自己的面容与生活。当面容失去的那一刻，无面者的生活急转直下，他们所拥有且珍视的那些东西被悉数摧毁，以至于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终于，他们下定决心，努力遏止自身面容的溃败，同时挑战导致其“无面”后果的视觉体系。
此外，无面者还可以通过脸的“面具化”来实现抵抗效果。当脸转化为千篇一律的面具，自然无可掠取，亦再难识别。网络头像（avatar）相当于互联网用户的数字面容。近年来，小红书、豆瓣等网络社区开始出现成千上万的momo用户。就像很早之前的“佚名”一样，momo并非某个人的特定署名，而是众多互联网用户组成的匿名群体。他们不约而同地使用momo昵称和粉色小恐龙头像，借此抹去自己的身份标识。万人如海一身藏，当人们穿上momo的互联网马甲，便能有效规避暴露身份的麻烦，进而毫无负担地表达真实的自我。
随着无面者的觉醒与抵抗，一场关于面容的争夺就此展开。人们或表达真实情感以展露面容，或取消技术中介以恢复面容，或佩戴数字面具以隐匿面容。归根到底，无面者在不懈地捍卫自己的真实面容，因为真实面容自有千钧之力。
《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
作者：[法]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
译者：朱刚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
见证了二战和大屠杀的法国犹太裔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希望借助面容来唤起人性。在他看来，面容是一种反对暴力的道德要求，即“别杀我”。同他人的面容相遇，是暴虐与疯狂的最后清醒剂。“倾听他人的面容”，既是对为暴虐提供合法性的抽象观念的拒绝，也是对总体性暴力的抵抗。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赞同列维纳斯，认为人们正是通过面容来体认生命的脆弱不安，从而传达禁止暴力的道德律令。无视生命的脆弱不安只会导致无休止的政治暴行与苍白无力的悲伤。巴特勒强调，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所有生命的价值，人们必须冲破形象描述的霸权方式，看见并了解他者的面容。无面者的诸种抵抗，既是对总体性暴力的抵抗，也是对他人同理心与责任感的唤起。这提醒我们需要正视无面者的处境，思考无面者的行动逻辑与价值诉求，进而为数字社会构想一个更为正义的理想秩序。
五、结语：恢复我们的面容
面容究竟意味着什么？面容意味着开启对话交流的可能，同时也意味着自由与尊严的伦理责任。王嘉军认为，列维纳斯关于“面容”的论述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因其率直性而开启理性和理解；二是唤起主体的道德义务，具有一种伦理强制力。尤其当数字时代的部分个体成为系统性暴虐之下的无面者，珍视、捍卫并恢复我们的面容，显得尤为迫切。更重要的是，面容代表了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主体性位置。当面容富有生气、清晰可见、自决自治，无面者也将恢复自身的主体性，并重拾自由和尊严。
电影《错位》（1986）剧照。
曾经的面容稳固如常，如今的面容变动不居；曾经的面容图像自现实摹写而来，如今的面容图像自成一体，摆脱了摹写的重负，持续不断地变形、生成。过去，高位者之面容因权力而凝固；如今，高位者之面容依旧凝固，而弱势群体之面容则面临溃散的风险。就面容的掠取而言，当人们为数字虚拟人、数字肖像等新兴技术的勃兴而雀跃不已时，殊不知这些新兴技术的背后也隐藏着资本对面容的贪婪。愈来愈多被掠取的面容转化为资本大肆牟利的宝贵资产。就面容的变形与屏蔽而言，以增强现实为代表的视界技术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人们的视野所见，人们借安全、信誉等各种名义变形、屏蔽和取消面容。无面者是阿甘本意义上的“赤裸生命”，他们被剥离了原有的身份地位，受困于某种紧急状态，随时遭受来自周遭的惩戒与暴力。
数字时代的面容溃散本质上是基于数字媒介技术的视觉体系持续运作的结果，而无面者的诸种抵抗，正是对这套视觉体系的质疑与挑战。他们或从视觉装置的捕获中侧身逃逸，或使之发生故障，或干脆将其摧毁，进而打断媒介技术对面容的掠取、变形与屏蔽。他们是数字时代捍卫原初面容的卢德分子（luddite）。或许一个更具想象力的追问在于：当面容被内嵌了权力的数字技术夺取时，我们是否仍然需要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将面容夺回来？
电影《刺猬的优雅》（Le hérisson,2009）剧照。
无面者首先需要夺回和恢复的正是面容。无面者只希望尽快恢复自己的面容，让羞辱、伤害、暴虐停下来，从而摆脱赤裸生命的紧急状态，让生活回归正常轨道。他们失去了太多东西，相比之下，他们索要的和拿回的东西显得那么少。无面者的抵抗或许并不一定奏效，但他们仍然决心对抗，因为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伤害他们了。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面容溃散的边界，重新审视无面者的处境与困扰，重新评估无面者的诉求与渴望。让我们在迎向面容终将溃散的年代，重新找回最初的面容。
【文献出处】施畅：《无面者归来：数字时代的面容溃散及其抵抗》，《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页5-13。
作者/施畅
本期评议/梅剑华 黄典林
文本摘选/罗东
导语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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