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邓军 编辑/赵乾坤】
1月17日，重庆两江新区蔡家岗街道一场“刨猪宴”活动因人员聚集，发生个别参与者摔倒的情况，引发广泛关注。
从合川一次偶然而温暖的邻里相助，到后来跟风模仿与流量算计，“刨猪宴”中传统的热闹与温情逐渐流失，演变为追逐流量而设计的“表演”，甚至以失控告终。
针对“刨猪宴”引发的热潮与争议，有媒体评论称，若能感受到浓郁的年味，何必拘泥于“杀年猪”的形式？简单复制一种民俗，既显创意贫乏，也折射出对日常生活想象力的不足。
“刨猪宴”的热度渐退之后，我们更应冷静审视，它最终留下了什么。
有业内专家向观察者网表示，任何地方若要打造一张经得起检验的文旅名片，仅仅快速“跟风”“模仿”恐怕难以奏效，更关键的是立足本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独特资源，进行深层挖掘与整合。
“刨猪宴”为何突然走红？
近日，一场由重庆合川女孩“呆呆”（网名）发起、各地网友踊跃参与的“刨猪宴”，在多个社交平台刷屏。原定的“邻里小聚”意外演变为“万人狂欢”，直播间在线人数一度高达数十万。村道被车辆挤满，院子里临时摆起流水席，“热闹”在镜头中被不断放大。评论区情绪高度一致：兴奋、好奇、调侃，夹杂着对“现场氛围”的赞叹。
合川区“呆呆”举办的杀猪宴 “呆呆”直播间
尽管当地村民自发疏导人流、补充物资，现场未发生安全事故，但这起“意外走红”事件却点燃了效仿的热情。重庆、四川、湖南等地的多场“刨猪宴”活动随即高调预热，准备开席。
例如，1月16日，广元市苍溪县人社局联合三川镇，以“回家乡·建家乡·兴梨乡”为主题，邀请返乡农民工、创业能手、乡村主播等百余人共赴一场热气腾腾的“刨猪宴”。1月17日，贵州省遵义市务川自治县龙潭千年仡寨，一场由助农博主发起、多部门联动保障的“刨猪宴”热闹开场。
此外，江西丰城张巷镇东岭村的“杀猪宴”吸引了约4万人参与。成都龙泉驿某“刨猪汤”活动尽管后来已被取消，但在预热直播中，观看人数达56万，约1万人表示有意参加。
据暨南大学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新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董观志观察，我国西南地区的“杀猪宴”本是地方传统民俗，尤其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规模较大。近年来，这一民俗借助互联网传播及相关机构推广，已逐渐演变为一种文旅网红现象。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首席专家王天星向观察者网指出，“刨猪宴”走红的根源，在于城市居民对乡土情感的代偿性需求，叠加社交媒体的裂变式传播。这并非简单对“农家乐”的向往，而是都市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对集体记忆与在地文化的深切渴望。
董观志告诉观察者网，受文旅行业竞争加剧、业绩承压以及消费市场结构性调整等因素影响，“重策划、轻运营、链路短、见效快”的网红炒作成为不少地方文旅部门的优先选择。然而，越来越多的网红现象正在抽空文旅实体经济的商业模式，甚至挤压其正常发展空间。
“刨猪宴”又为何急速降温？
据蔡家岗街道相关工作人员介绍，1月17日的活动并未发生安全事故，“仅有一位老人不慎摔倒，现场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立即上前扶起”“相关照片在网络上被夸大传播”“活动并未中断，而是顺利完成”。
观察者网在部分社交平台上发现，“刨猪宴”的相关话题仍在持续发酵。更有甚者，为博取关注，通过刻意剪辑与滤镜处理，放大现场的混乱与冲突。部分视频着重渲染“抢饭”“掀桌”等画面以吸引眼球。这种对“刺激场面”的追逐，不仅掩盖真实情况，也淡化了其中潜藏的风险。
据媒体报道，四川合江一名66岁老人在帮忙“按年猪”时被猪踢伤，最终导致截瘫。事后其提起诉讼，法院认定邀请者承担主要责任，需承担70%的赔偿比例，赔付金额超过52万元。
有地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刨猪宴”活动涉及食品安全、环保、交通疏导、医疗保障、用地合规、动物检疫等多方面问题。超出预期的人流与车流，以及安全防范准备不足，是导致安全隐患的主要原因。
北京市律师协会政府公共服务与应急处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党伟律师指出，当“刨猪宴”从家庭聚会转变为大规模集体活动，其性质已发生变化——因流量与直播吸引上万人参与，成为一种准经营性、超大规模的群众性活动。法律要求保障公共安全，包括食品安全、防踩踏等。因此，大型活动组织者必须承担防范安全事故的义务，并落实相应的公共安全保障责任。
多地“刨猪宴”被紧急叫停。 视频截图
随着线上狂欢达到顶峰，线下组织能力不足的问题也随之暴露。重庆、四川、湖南等地多场原本高调预热的“刨猪宴”，因“人数远超预期”“安全隐患突出”“未规范报批”等原因被紧急叫停或者延期。
成都市新都区一场“刨猪宴”主办方宣布，原定1月18日举办的活动延期，理由是目前场地无法保障大规模活动的体验与安全。重庆市璧山区某主办方也取消了原定1月17日的活动，解释称因缺乏大型活动组织经验，将退回赞助物资。
此外，截至1月16日，已有多位博主宣布取消“刨猪宴”，原因多为实际报名人数远超预期、自身组织能力有限、承受较大舆论压力，或活动未履行报备审批程序，缺乏食品安全与应急保障等措施。
董观志认为，多地叫停“杀猪宴”活动，也可能与地方政府部门对潜在风险的预判有关——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王天星分析称，综合来看，这些活动的主办方普遍缺乏风险评估、应急管理与安全合规意识。许多组织者受“流量冲动”驱使，误将“网红效应”等同于运营能力，忽视安全预案、人员限流、报批程序等合规要求。这反映出民间自发活动在规模化过程中，存在的组织松散与安全责任意识淡薄问题。在文旅消费向体验式转型的背景下，缺乏规范的自发活动极易将情感需求转化为安全风险。
“刨猪宴”将何去何从？
此次多地“杀猪宴”活动被叫停或者延期，也折射出一个深层困境：传统自发性民俗活动与现代公共治理规则之间，应如何衔接与调和？
在传统乡土社会，“杀年猪”是熟人圈子里的互助与分享，依托人情与默契运作。然而，一旦被置于网络放大镜下，这类非标准化活动往往因“非商业”“民间自发”等属性，容易脱离常规安全监管视野，甚至可能演变为涉及公共安全的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因此面临两难：放任不管，可能酿成事故；简单叫停，又易被批评“一刀切”压制民俗。
破解之道，或许在于探索“弹性治理”的智慧。有业内专家建议，属地政府应建立“属地排查+行业安全指导+主办方落实首责”的联动预警机制，对此类活动实现风险动态评估与监管。
王天星表示，现代社会治理涵盖复杂的安全合规要求。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可“提前介入、柔性指导”，通过发布乡村民俗活动安全指南、开放备案咨询通道、提供第三方专业评估等方式，帮助主办方补齐能力短板。监管的目的不在于“叫停”，而在于“护航”，在包容创新的同时引导主办方守住安全底线，保障民众安全。
例如，可构建“快速触发—分级响应”安全监管协同机制：平台方对聚集性活动内容进行风险提示并向相关部门报告；社区网格员早期发现上报；农业农村、应急管理、公安等部门联动开展辅导式监管；主办方签订安全承诺书，落实各方安全责任。通过“引导—服务—监管”闭环，让乡村民俗活力与公共安全相辅相成。
张党伟建议，从组织者、政府相关部门及媒体角度，不宜将“刨猪宴”活动全盘否定。这类活动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有关部门和媒体可引导其发挥正面作用。例如，是否可将活动分散在不同场地、控制规模举行，而非追求万人规模；是否可采取预约制或限流措施，根据场地承载能力分散风险，使活动既保留趣味与人情味，又有效防范风险。
董观志指出，文旅产业是直接面向游客的服务业，环节多、链条长、关联性强、敏感度高、系统脆弱。因此，建议有关部门避免盲目追随网红炒作逻辑，应脚踏实地推动实体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同时，建议各地梳理和调整经济产业结构，紧跟时代发展趋势，尤其在低空经济、数字经济、夜间经济等新赛道着力，以此带动地方经济与文旅产业健康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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