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书场听故事，曾是一件值得体验的乐事，也是许多人的童年记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读小学之前的很多个下午或晚上，都是跟着家里的老人在这样的书场里面度过的。”周胜南看着西藏书场和雅庐书场的老照片说，“我想这大概就是这本书最早的一个起点，先有听书的一些身体记忆，然后才慢慢形成研究书场的学术问题。”近日，她的《晚清以来中国书场研究》（中西书局，2025）出版。周胜南说，书场的兴衰，其实一直和人们的劳动节奏、社会生活秩序，还有文化娱乐的消费方式及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
当代中国还能天天见到的“活”的传统艺术表演
文汇报：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书场吗？说书的书指的是什么？
周胜南：“书场”“说书”都是带着烟火气的老词儿，指向一种流传已久的中国传统艺术——曲艺。简单说，曲艺就是一两位艺人用各地方言说唱故事。艺人在书台上讲，叫说书；讲故事的人，是说书先生；而承载这种现场表演的演出空间，就是书场。
说书先生上台，一般身着长衫、旗袍。他们演说的，并不一定是书本上白纸黑字的内容，更多是几代人口耳相传的老故事。后来这些故事被整理成文字，叫作“话本”——也就是说书用的脚本。书场里最常讲的是历史演义、民间传说、市井民俗、人情传奇，要是落在文学谱系里，大体可视为俗文学的一个重要源流。
书场里的表演，简单又讲究。全靠艺人一张嘴，再配合些轻巧的身段动作，加上琵琶、三弦、单弦、大鼓等传统乐器伴奏，就能用各式各样的声调、神态，把故事“演”给观众看。像说书先生的扇子，合起来是刀枪棍棒、展开是书画卷面；醒木一拍，既是开场与落回的号令，也是调节叙事节奏的切分点；还有手帕，都可以烘托气氛、传递人物心事。
书场里有天天都来报到的“老听客”。对他们来说，听书已经是融入生活的仪式感：每天下午早早来到书场，在常坐的位子上落定，沏好热茶、摆上瓜子果盘；听到半场，再来份酒酿圆子或是春卷之类的点心，就着故事慢慢消磨时光。听书的氛围也和一般剧场看戏不同。说书先生讲到精彩处，常会停下来和观众聊上两句；等到演出散场，还有听客会拉着说书人一块儿去吃顿晚饭。
过去听书，一部长篇书，少则几个月，多则半年一年才能收尾，《三国》《说岳》这样的大部头，讲上一年也不稀奇。如今的演出节奏紧凑多了，以短周期的连演为主：常见是15天左右的固定档期，或是每周一次的集中演出。过去的秩序还存在着，也正因此，书场才能在日复一日的开场中，把说书变成一种可以反复进入，也能长期延续的生活现场。这可能是在当代中国还能天天见到的“活”的传统艺术表演。
文汇报：南北各种曲艺的演出场所，都可以叫书场吗？
周胜南：像书苑、书场都是笼统称呼。在真实的演出生态里，南北曲艺因曲种、地域差异，叫法并不统一：相声叫“小园子”，北方大鼓等拼盘演出叫“杂耍园子”，评书常在“书茶社”上演，演出苏州评弹的才直接叫“书场”。但政策语境里，需要统一称谓，方便扶持传承。文旅部2019年印发的《曲艺传承发展计划》，就明确了“书场”是曲艺传承的重要载体，其实就是用“书场”这个统称，把各地分散的演出空间纳入统一政策框架，既好扶持，也为学界在研究书场在当代曲艺传承里的功能和作用，确立统一的核心研究对象。
各地书场的不同运行逻辑
文汇报：上海的书场诞生于何时？现在上海有哪些仍在活跃的书场？
周胜南：上海书场兴起于晚清，真正跻身都市公共生活中心，靠的还是民国时期快速的都市化进程。全国各地的曲艺艺人汇聚于此，演出空间也五花八门：既有拼技艺、请名家的清书场（专业书场），也有混在市井里、喝茶听书两不误的茶楼书场，还有像大世界游乐场里的曲艺台，“听书”成为综合城市娱乐的一部分。而且那时候书场里的热门曲艺不只有苏州评弹，上海本地的滩簧、宣卷、小热昏、锣鼓书等，北方的河南坠子、京韵大鼓、太平歌词等都能同台亮相，书场就像个各地曲艺的集散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书场最鼎盛的时候，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连舞厅、电影院的白天场都被改造成了书场，装潢更豪华、规模也更大。那时上海人的时髦事就三件：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去天蟾舞台听京戏、去东方书场听评弹。东方书场就是如今人民广场的市工人文化宫，六百多张沙发座椅，还有新式灯光、供应热水，每场都是名家登台。当年这种“高级”书场在上海有三十多家，听书也从原先茶馆的附属娱乐升级成了都市精致休闲方式。
解放后，书场也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舞厅书场渐渐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馆、工人俱乐部里的书场，而且布局也从市中心往郊区扩。演出内容也有变化，那些才子佳人、神鬼传奇等被认为“封建”的题材慢慢淡出，换成了符合时代的新书；演出时间也跟着大家的作息调了，加了夜场。虽说没了原来的有闲阶级，但看演出的人依然不少，书场还是热门娱乐，只是服务的人群和承担的文化功能不一样了。改革开放后书场曾一度收缩，直到新世纪又慢慢找到了新的定位。
如今上海仍在活跃的书场主要分三类：一是专业书场，比如南京西路上的乡音书苑；二是茶馆与景区书场，大多在南翔古镇、新场古镇、七宝老街这些地方；三是“家门口”的社区书场，上海16个区、281个街道社区文化中心里，有64个设有常驻书场。
当然，现在的书场也有尴尬：演出频次从原来的“天天有”逐渐变成“月月有”，不少社区书场受限于政府补贴和维护成本，往往每年夏季或冬季就会停业两个月；观众构成也从原来的“大众消遣”收缩为“特定人群”，多数偏向老龄化。这种慢节奏的社交娱乐，和现在都市快节奏的生活、大家习惯刷手机的媒介方式不合拍，这也是曲艺衰弱的关键原因之一。不过书场也在试图建立与当代观众的连接，许多团队会把一些热门故事如《繁花》《甄嬛传》改编成说唱叙事；题材之外也在传播形态上寻找出口——从过去的广播书场、电视书场，延伸到短视频平台的直播连载，开拓了“空中书场”的新形态。
文汇报：您实地调查了北京、天津、苏州、扬州、上海、成都、重庆、广州、佛山等城市具有代表性的书场，今天书场或者说曲艺的生存状态如何？
周胜南：这些年我在各地跑书场，最大的感受是：如果你真的走进书场，很多人习惯用的“濒危、抢救、名存实亡”这类词，其实不是太贴切。它更像一种“活态流动”——它确实在变、在收缩、在分化，但也一直在适应、在调整、在寻找新的“活下去”的办法。
就我观察到的情况，上述城市里都还存在能够“日日运营”的书场，基本能实现每天演出。只是它们背后的运行逻辑不一样，大致可以归成四种类型。
第一类，几乎完全靠政府兜底：有固定补贴，演员和节目也多由官方体系来调配，书场本身更像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部分，比如扬州一些社区评话书场、重庆的社区非遗书场等。
第二类，是“政策支持+部分补贴+自主运营”并存的模式。书场能拿到一定公共资金，但日常运作仍要自己想办法，演出也主要面向社区人群。上海不少社区评弹书场，以及各地国有曲艺院团开设的专场书场，大体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更偏商业化，必须自负盈亏，市场压力更直接，也最能逼出演出形态的更新。北京、天津、上海的相声小园子、广州的粤曲茶座、苏州景区里的评弹茶座、成都的散打评书专场，都很典型——靠票房、靠口碑、靠观众的复购“活下去”。
第四类，则是票友“为爱发电”的自组织形态。不是职业体系在支撑，而是票友自己组织筹款、自己张罗场地演出，靠兴趣、靠社群黏性维系。广州的私伙局、天津一些高校的曲艺社团，都能看到这种民间自助的活力，而且也呈现了一定的年轻化的倾向。
类型一旦分化，书场的表演形态与功能定位也随之分化。比如北京的小园子很强调传统形态的复归，也特别看重观演之间的近距离互动——观众要的往往不只是“听段子”，更是一种现场的情绪价值。天津则有很强的地缘文化土壤，政府对具体经营未必深度介入，更多是方向性指导，让书场在市场的“考试”里自己生长。扬州的社区书场里，我见到不少年轻演员，台上青春、台下白发，这种对照让人感慨又感动，一方面它说明传统并不是只属于老人，关键在于有没有稳定的舞台机制让新人练功；但另一方面年轻先生们说的却还只是固定的那几个传统的老段。苏州的书场体系则很明显是分层分级的：社区的、景区文旅的、专业的，各自承担不同功能。广州的粤曲茶座里，我至今仍能感受到那种浓郁的情感维系：一支曲子不只是唱给你听，更像是在维持一种熟悉的关系网络与共同的审美记忆。成渝的书场则把茶馆文化和曲艺又重新缠绕在一起，茶馆不是背景，而是演出生态的一部分。上海的书场最突出的是“有策划的金字塔格局”：专业书场少，走精品路线；但底部的社区书场多，保基本需求。
可见，很多书场能“活”到现在，靠的是一套特别灵活的生存策略。
让书场继续成为城市里一种可交流、可慢下来的“人情空间”
文汇报：您看下来，现在的人们对于传统生活还是有向往，是吗？
周胜南：这是我特别想强调的。书场和一般剧场不一样，它更像是社会学里讲的“熟人社会”，既能让大家欣赏艺术，也能促进人际交流，当然还承载着一些利益交换的功能。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书场的运营一直在艺术传播、社会教化与商业盈利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微观层面上，演出的规则怎么定、票房怎么分、演员和观众如何互动、观众如何“养成”；宏观层面上，不同历史时期书场如何被政策、市场与城市生活节奏塑形——这些细节关系着书场和曲艺在当代的走向。过去我们谈曲艺，常常从名家名段、非遗项目、经典流派入手，但如果离开了书场这个艺术生存的土壤，这些成果还能继续生长吗？
所以我更愿意把“书场”本身当成研究的核心。而且我觉得书场可以体现出来，人们对于传统生活的向往并不只是怀旧，更像是一种对于“人情温暖”的渴望：让自己慢下来、和朋友走得近一点、和周围的环境更熟一点。
像你今天走进书场，会发现它有大量“仪式化的日常细节”——固定的开场、茶水与座位的秩序，观众之间的寒暄，老听客与演员之间默契的招呼，以及听书过程中自然发生的互动与回应。这些细节看起来琐碎，却恰恰构成一种稳定的生活节律：人在其中不必被效率追赶，也不必持续被信息轰炸，而是被一种安稳的、约定俗成的生活秩序亲密包围。
从人类表演学的视角来看，书场不只是“台上有人演、台下有人看”，它更像是一种“人类行为的表演化组织”：空间如何布置、观演关系如何建立、听客如何进入、如何回应、如何形成熟人网络——这些都属于表演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书场的魅力不仅在节目内容，也在于它把日常生活本身变成了一种可被共同经历的“公共表演”。
传统艺术的“活态传承”，我觉得光靠“复刻某段传统节目”并不够，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对书场空间与观演机制作整体性的调整与重建，让这种仪式化的日常再次成立。一方面，人都会变老。有些故事和戏曲审美可能是中国人基因里的东西，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会被唤醒。而且当老年生活节奏慢下来，会很希望家门口就有一个这样的场所，书场也许是抢占老年娱乐生活的重要基地。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必拘泥于那些旧的仪式。海派文化贵在海纳百川：既守住传统的底子，也容得下新的生活方式。台上可以说新编的长篇评弹，台下也可以有奶茶咖啡的消费。老听众照样听得入神，年轻人也能顺手把自己的生活带进书场。书场的仪式感，不是非要让它回归从前，而是要让它继续成为城市里一种可交流、可慢下来的“人情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场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生存实验场”——让传统在新的生活结构里继续生长，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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