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杨丹丹，首都博物馆研究员，中国博物馆协会社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理事，研究方向博物馆学及公共教育。
■记录：熊维西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跨年夜的北京首都博物馆格外热闹，“博物馆时光”2026元旦跨年之夜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时光市集人头攒动，参与非遗体验的人们排起了长队……而在“古都北京”常设展厅内，一队游客正安静地跟随一名女性讲解员缓步前行。身穿宝蓝色制服大衣的她，头发齐整地盘成一个发髻，吐字清晰地为游客讲解着：“北京城里分内城和外城，老辈人常说‘内九外七皇城四’……”这位讲解员，正是芳华讲解队的一员。
像她这样的“银发讲解员”，已成为首都博物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这支队伍的背后，是一位深耕博物馆社会教育整整40年的推动者——首都博物馆研究员杨丹丹。她从现实困境中突围，将退休群体的热情转化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力量，同时不忘为孩子们点亮“读城”的灯火，构建起贯通“一老一小”的全民参与式博物馆生态。在“芳华模式”于全国多地推广、相关国家课题顺利结题之际，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对杨丹丹进行了专访。以下是她的讲述——
芳华讲解队——老年人的新舞台
白驹过隙，我在博物馆系统已工作整整40年了。1987年，我进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成为一名讲解员；2000年，我开始参与首都博物馆新馆的筹建工作；2005年首都博物馆新馆开馆时，我带领组建了一支由27人组成的精英讲解团队。此后，我又创建了芳华讲解队，并担任博物馆新闻发言人十余年。如今，我已转岗专职从事研究工作。
尽管岗位几经变迁，但我知道，我的根不在办公室，而在社会教育的第一线。最近，我主持的国家课题“全球老龄化时代背景下博物馆公众教育差异化和社会化的探索与实践”顺利结题，成果得到中国博物馆协会和国家文物局的关注与认可。
这一课题的提出，源于现实中的困境。
2005年首都博物馆新馆开馆时，我们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了27名讲解员。他们个个都是精英，获得过各类奖项。然而，北京的生活压力太大，这些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而来，初来乍到只能住在地下室。成家之后，生活负担日益加重，不少人最终选择转行。十年间，27人陆续离开，最后仅剩4人坚守岗位。最困难时，连日常讲解都难以为继。
讲解员走一两个不显眼，但走了一半，我心里发慌。有些博物馆可以面向全国招人，但是北京独有的文化气质不是靠背讲解词就能掌握的，需要长期浸润和切身体验。北京人对这座城市的深厚感情，是几十年生活积淀而成的。而我们在志愿者工作中也早就发现，很多中老年人有时间、有阅历，责任心强又热爱北京。于是决定从本地老年群体中招募讲解员。
2018年，我创立了芳华讲解队，面向全北京公开招募。第一批招了18人，第二批补充到30人。银行行长、企业高管、技校教师、工程师……他们的身份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一个人从事过文化相关工作。可当他们走进博物馆以后，那种如饥似渴的学习劲头深深打动了我。他们如同海绵一般，很快将历史文化知识以及讲解技巧吸收进去。从最初只能讲解一个展厅，到如今可以通讲全馆；既可以给中学生深入浅出地授课，也可以从容接待重要嘉宾。八年间，这支队伍中没有人主动离职，所有的成员一直坚持到65岁合同到期，才带着不舍和遗憾离开了岗位。
为什么如此稳定？因为他们来博物馆不是为了“打工”，而是为了“寻回芳华”。有人昨天刚退休，今天就来报到。对他们来说，博物馆不是消磨时光的地方，而是一个重新点燃热情、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他们所获得的报酬，远不如他们的付出，但是他们依然乐此不疲。自觉、担当，恰恰是当下社会最可贵的品质。值得一提的是，芳华队中大部分是女性。我想，或许是因为博物馆工作特别需要耐心、亲和力以及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而这些都是女性所具有的天然优势。
这支队伍的工作量相当于15名专业讲解员的工作量，获得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授予的“先进集体”称号，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带薪上岗的博物馆老年专职讲解队伍。但这不仅仅是用人方式的调整，更是一场理念的转变。
博物馆属于公共文化空间，不能仅仅追求专业上的纵深发展，还应该向公众普及，向广度、宽度和温度拓展。文化自信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层面，应该让大众真正认识、认同并自觉跟随。只有当专业不断深入、公众广泛参与的时候，文化的浸润和滋养才可能真正落地生根。
看展览只是走进博物馆的入门体验。博物馆的博大，就如同现在的社会一样，是多元、立体和有温度的。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感受今天的幸福和自豪；认识古人的智慧与创造力，才能知道我们一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越是深入研究，就越能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它既给我们提供丰厚的史料支撑，又给当代人赋予深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底气。
今天的老年人正处在人生中最自由、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年轻的时候他们要养家糊口，退休之后，他们才有了追求爱好、跨界的机会。芳华队员当中，有原为工程师的人能将老北京民俗讲得活灵活现；有原为教师的人能把四合院讲成一部家族兴衰史。再出发，不但是个人的圆梦，更是文化的再生，把沉淀一生的经验和智慧在博物馆这个公共空间里重新焕发生机。
因此，根据自己的实践与思考，我把芳华讲解队的经验发展为国家课题。这个课题在2023年3月获得批准，正逢国家正式提出发展“银发经济”。在160多个以考古、修复为主的申报项目中，以“银发”群体为研究对象的课题意外地被列为国家级重大课题。
在两年里我组建了一个跨界协作团队。邀请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为项目提供法律保障，联合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共同探索全龄教育路径，与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合作共建适老化博物馆课程，邀请京东前副总裁从市场角度分析银发群体需求，特邀著名表演艺术家李光复老师担任形象代言人。
成果不单是论文。“芳华模式”已经在贵州、福建、浙江等地成功复制推广。贵州联合当地电视台对招募、培训、上岗全过程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大家一直坚持一个核心理念，博物馆不应该只是让人参观，更应该成为公众可以深度参与的平台。只有这样，文化才能活起来、传下去。
“读城”展览——让孩子从读懂一座城开始
除了为银发群体搭建芳华讲解队这样的平台，我也一直在探索如何让青少年与城市历史建立情感联系。于是，“读城”在2015年诞生了。这个展览没有一件国宝，只有模型、地图、老照片和口述史。我们讲述燕都的起源、元大都城墙，还原四合院里十二户人家的生活故事。孩子们可以动手拼装北京中轴线，也可以拿起画笔描绘自家的一砖一瓦。原定只展出三个月，结果一展就是800多天。“读城”不仅在北京引起热潮，而且巡展到7省23市，六次走进新疆，甚至把种子带到了雪域高原的西藏。
为什么“读城”如此受欢迎？因为博物馆不应该只是“到此一游”的景点，而应该成为人们心中的“会客厅”，亲切、熟悉、可对话。
我听不少在海外做博物馆志愿者的中国留学生说起过类似的经历。他们在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这些地方当志愿者，能讲世界艺术史，可一聊到北京，反而知之甚少。这就是文化断根的痛。
因此，“读城”不是一次性地参观，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促使人们走到哪里，就记录下这座城市与北京的联系。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能自信地说出：“我是中国人，来自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年建城史、800年都城史的城市。”
现在我虽然不再直接负责首博的社会教育管理工作，但是仍然在首都博物馆深化“芳华模式”，巩固老年人参与博物馆事业的创新路径；在大运河博物馆开展“星守计划”的试点，提倡家长和孩子一起参加志愿服务，让青少年从小星星成长为城市文化的守护者。希望家长以身作则成为榜样，孩子在耳濡目染中成长，年满18岁后可以自动获得正式志愿者资格。目前，“星守计划”已吸引近万个家庭参与，覆盖全国十几个省、2000多所学校。
明年我就要退休了。40年来，博物馆给予了我丰富的文化滋养，也让我体会到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博物馆的价值不在于馆藏多么珍稀，而在于能否使每一个普通人，无论是5岁的孩子，还是85岁的长者，在这里找到归属感、获得力量、留下自己的故事。现在的博物馆不能只收藏过去，还应该参与到当下的创造中来，并为未来留下可以传承的精神印记。你来过，看过，参与过，讲述过，你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读城”展览可能随着我卸任而难以为继。但是品牌已经建立起来，团队仍然坚持，书也已出版，名为《读城：体验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我希望每位读者带走的不是一堆知识，而是一种态度：以博物馆为镜，照见自己，照见家国，照见世界。
退休之后，我也许会走出去，看看世界；也许会跨界，做点新事。但无论身在何处，我都会继续为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发声。因为这早已超越职业，成了我一生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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