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建筑 · 越金融㉟丨儿时看恐龙的地方，曾是远东最大纱布交易所|张謇|恐龙|棉纱|纱厂|纱布交易所|纺织业

文│陈培卿

金融历来被誉为百业之首。中国近代金融业也在历经汇通天下的兴盛、流金岁月的繁荣后，留给了我们一笔丰厚的文化馈赠。

当城市金融遇上历史建筑，又会擦出怎样的故事火花呢？【阅建筑·越金融】用崭新的视角为大家解读上海金融历史建筑，讲述渐渐湮没的金融往昔。

建筑可约，亦可阅；历史可读，更耐品。

原华商纱布交易所

大楼高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有一座穹顶塔楼，风格上融合了英国折衷的新古典主义元素。

提起延安东路 260 号，很多上海人对它记忆深刻。这幢英国古典风格的老建筑里，曾是中国最大的自然博物馆，承载着上海老一辈人的童年记忆，是几代上海小囡心中的奇妙地。 2014 年，随着自然博物馆从大楼的迁出，其前身华商纱布交易所的历史也愈加湮没于时代洪流。

民族纺织业的崛起

华商纱布交易所旧影

19世纪中叶，西方机器棉纱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手工纺织业。1878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近代机器棉纺织工业正式开启。随着西方棉纺技术的不断引进，中国棉纺织业呈现高速发展势头，丰厚的利润刺激着民间资本对棉纺织业的投资，从1914到1922年的8年间，中国的纱厂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上海更是集中了全国纱锭数的40%，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棉花、棉纱、棉布交易量激增。

1918年12月，以三井、三菱、伊藤等为代表的日本洋行在海设立“上海取引所”，以日本帝国公债、棉纱及棉花为标的，开展证券及商品交易，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掌控上海的棉纱交易。日本取引所的设立对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华商每购一担棉，其利润便被削去三分。为了打破“外商操纵市面，华厂仰人鼻息”的局面，同时抵制日本取引所对于棉花市场的操纵，中国商界呼吁建立自主控制的交易所，成立华商纱布交易所被提上议程。

1921年7月1日，在实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碰撞下，华商纱布交易所在爱多亚路21号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式。交易所仿照欧美模式，以公开、透明的集中交易取代分散混乱的场外买卖，首次在纱布领域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定价权与规则体系，华商自此握定价之柄！

大楼所在地块

1923年，华商纱布交易所从租借的爱多亚路21号迁入爱多亚路15号（今延安东路260号）的新厦。新厦由交易所委托近代上海著名的英资建筑事务所通和洋行设计，高五层，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风格上融合了英国折衷的新古典主义元素，立面以线脚巧妙划分为三段，每段间壁柱上下对齐，呈叠柱式。主入口向前突出，顶部有山花装饰，爱奥尼柱位于两端，由大台阶直接进入二层大厅，展现了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在大楼的西南角，建有一座穹顶塔楼，进一步增添了建筑的立体感和层次感。

入驻新厦后的华商纱布交易迅速成为远东最具规模的纱布交易市场，为民族纺织业筑起了一道对抗国际资本冲击的坚固堤坝。

"棉纱大王"穆藕初

穆藕初

华商纱布交易所的建立与上海纱业巨头穆藕初有着密切的关系。

穆藕初（1876-1943），上海川沙杨思镇人。出身于棉花世家的他，6岁入私塾读书，13岁便通过家里的关系，在棉花行做起了学徒。其不仅在赫德的海关当过办事员，更受张謇邀请担任江苏铁路警察长。1908年，33岁“高龄”的穆藕初心系中国棉纺织业的落后，毅然放弃处于上升期的事业，赴当时棉业最发达的美国得克萨斯州攻读植棉、纺织和企业管理，并获得硕士学位。

1914年，学成归国的穆藕初筹集20万两白银创办上海德大纱厂。穆藕初将所见所学倾注于德大纱厂的创办，当其他纱厂仍凭经验模糊估算时，德大的生产报表已精确至每磅棉纱的能耗与工时。这种“以数为纲”的现代管理思维，使德大纱厂力压日、英产品，位列全国纱厂产品之首，为饱受洋货挤压的民族纺织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创办德大纱厂成功后，穆藕初很快又集资筹建了厚生纱厂、上海恒大纱厂、郑州豫丰纱厂，与张謇、聂云台、荣宗敬一起并称为“四大棉纱大王”。

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股票，理事长为穆藕初

（银行博物馆藏）

1918年，面对日资纱厂对华商的步步紧逼，穆藕初联合纱业巨头荣宗敬、聂云台等人，奔走呼吁，力陈建立华商联合交易平台之必要，并在华商纱布交易所成立后，担任理事长一职。1928年，穆藕初因担任工商次长而辞去理事长一职，但从华商纱布交易所1936年、1937年召开的第29届至32届股东会会议记录上来看，其仍继续担当理事长一职。

“纱交风潮”的绞杀

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行市日刊

1937年初夏，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爆发“纱交风潮”。起因是棉纱期货价格在1937年上半年持续飙升，从3月每包230元涨至5月底近300元，交割时卖方（空头）因库存不足无法交货而“轧空”。以徐懋昌、吴瑞元为代表的多头与陶继渊等空头大户激烈博弈，导致市场混乱停市，并波及面粉等物价。进入6月，市面上传出以孔祥熙、宋蔼龄为首的孔家官僚资本集团做“多头”进行操纵的消息，再次引起大量的囤货，6月9日，纱价竟高达295元左右，多头方面甚至抬价到340元，而空头方面则极力压低到200元，结果市场上无法进行交易，交易所不得不宣告停市。

此次风潮民怨沸腾，国民政府高度关注，下令彻查投机操纵者。实业部次长程天固、部长吴鼎昌先后赴上海调查，结果令人震惊：除商人投机外，矛头直指财政部高官——税务署长吴启鼎和苏浙皖统税局长盛升颐。然而，上海地方法院核查银行账目时，却未能发现吴、盛“散布流言或行使诡计操纵市价”的确凿证据，于1937年7月30日宣布“犯罪嫌疑不足，不应起诉”。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让举国焦点转向抗战。这场牵涉高官权贵、本被国民政府视为重大贪腐投机案的“纱交风潮”，最终在“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论和战火硝烟中不了了之。不久，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华商纱布交易所于8月14日正式宣布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