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发愁的是垃圾不够烧！”陕西西咸新区北控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科军指着中控室大屏幕上的数据摇头苦笑。这家设计处理能力每天3000吨的垃圾焚烧厂，实际进厂垃圾仅2000吨左右，四台焚烧炉常年只能开三台。
就在几年前，中国还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北京最大的垃圾填埋场——高安屯，垃圾堆存总量曾相当于一座景山。如今，从“垃圾过剩”到“垃圾不够烧”，中国的垃圾焚烧产业上演了一场惊天逆转。
从“垃圾围城”到“无废城市”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垃圾问题日益严峻。1983年，北京三环与四环路环带区上垃圾堆多达4700多座。当时，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
垃圾简单填埋导致的问题触目惊心。在广东东莞，187个垃圾填埋场全部未经卫生处理，渗滤液化学需氧量严重超标，对地下水系构成严重威胁。住建部调查数据显示，全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2/3陷入垃圾包围，1/4城市已无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当时，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巨大，处理能力严重不足。以上海为例，日生活垃圾产生量达2万吨，处理压力巨大。垃圾处理问题成为城市管理者最头疼的难题。
转折点出现在“十二五”期间，中央投入60亿元专项资金，地方政府配套450亿元推进垃圾无害化处理，民营资本开始进入焚烧发电领域。一场垃圾处理革命悄然开启。
中国垃圾焚烧技术的崛起是一条从引进消化到自主创新的道路。早期，中国企业不得不从德国马丁公司、日本三菱重工等国外企业引进技术。
2004年成为关键转折点。重庆三峰环境集团成功研制出首套国产化垃圾焚烧炉，打破核心设备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此后，中国垃圾焚烧技术开始加速跑。
走进如今的垃圾焚烧厂，绿树成荫的园区内闻不到一丝异味。在北京市昌平区的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厂，垃圾焚烧产生的烟气经过多种先进净化工艺组合处理，关键排放指标稳定优于欧盟标准。
“我们采用了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炉排炉技术，热效率比10年前提升了40%。”马科军介绍，垃圾在近1000摄氏度的高温下充分燃烧，二噁英排放浓度仅为欧盟标准的1/10。
真正的突破在智能化领域。西咸北控研发的自动化燃烧控制系统，能根据垃圾成分自动调节炉排速度和风量，使热效率稳定在85%以上。这套系统每年可多发电1500万千瓦时，相当于节省标煤1220吨。
垃圾焚烧厂的“饥饿游戏”
令人意外的是，随着处理能力提升，垃圾焚烧行业竟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4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4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26236.62万吨，无害化处理能力115.55万吨/日。
研究机构调研表明，我国垃圾焚烧厂平均负荷率仅为约60%，40%的产能处于闲置状态。在西安，5座垃圾发电焚烧厂设计处理能力1.27万吨/日，但实际垃圾量不足万吨。
在华东某省，3家焚烧厂为争夺有限的垃圾资源，将处理费从80元/吨压到50元/吨。“这个价格连成本都覆盖不了，但为了维持运营不得不接受。”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负责人透露。
这种“饥饿现象”背后是规划与现实的脱节。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教授李凯分析：“很多项目规划按户籍人口测算，但实际常住人口可能少30%。”
当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垃圾焚烧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截至2025年5月底，中国企业参与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含已签约）达79个，遍布全球六大洲。
在东南亚、中亚等地，采用中国技术和标准建设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不仅解决垃圾处理难题，还为当地提供清洁电力。中国垃圾处理设备出口额预计将突破50亿美元。
康恒环境、三峰环境等企业已成为国际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康恒环境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的优势在于成本低、效率高、适应性强和产业链齐全。
三峰环境集团相关负责人指出，“我们提供的环保排放标准通常优于项目所在地的现行要求。”该企业在重庆建设的垃圾焚烧厂，烟气排放值仅为欧盟标准的1/10。
垃圾焚烧厂的华丽转身
面对“垃圾不够烧”的挑战，垃圾焚烧发电产业正在寻找新出路。垃圾焚烧厂正从“环境负担终结者”转变为“城市服务提供商”。
在西咸北控的卸料平台，除了生活垃圾，还有来自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和园林绿化垃圾。该公司开发的污泥协同处置技术，让污泥掺烧比例达到40%左右，是行业认知的4倍。
垃圾焚烧后的残渣也被充分利用起来。其中的贵重金属被提取出来制备再生材料，其余骨料则用于制作环保砖、环保砂等建筑材料。
在北京安定循环经济园区，垃圾焚烧与医疗废物处理、餐厨垃圾处置形成产业链；在深圳，一家垃圾焚烧厂变身环保教育基地，年接待参观者超10万人次。
过去，垃圾处理设施常遭遇“邻避效应”。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垃圾焚烧厂的落地曾频频遇阻。
如今，情况发生根本转变。通过实时公开排放数据、接受公众监督，垃圾焚烧厂成为“好邻居”。在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厂，园区外道路边竖立着大屏幕，清晰显示关键污染物的实时排放数据。
光大国际的经验尤为典型。2013年，海南三亚计划在凤凰镇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时，遭到附近水蛟村村民反对。公司总经理王森林住进村里40天，每家每户做工作，组织村民到已运行的焚烧厂参观，最终化解了疑虑。
2014年，光大国际又帮助杭州市政府化解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邻避危机。通过组织4000余名居民考察现有项目，公众对垃圾焚烧技术的观念发生根本转变。
农村垃圾治理的协同战
与城市“垃圾不够烧”形成对比的是，部分农村地区仍面临“垃圾围村”的挑战。农村年垃圾产量达3亿吨，且处理设施不足。
在广西防城港，当地建立“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闭环体系，覆盖近40万人。广东湛江的贫困村北边村通过集资建设垃圾池与集中饲养区，实现环境整治与经济发展双赢。
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北桥村曾因垃圾围塘导致鱼塘水质恶化，大鱼频频死亡。2025年，当地政府采取清理垃圾、设置规范投放点等措施，使水质恢复至符合水产养殖国家标准。
这些案例表明，垃圾治理需要城乡协同推进。随着农村垃圾收运体系不断完善，未来可为焚烧厂提供更多“粮食”。
随着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技术、中国标准正不断走向世界。截至2025年5月，中国企业参与的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已达79个。
未来十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垃圾处理技术的创新引擎。从解决自身问题到为世界提供方案，中国垃圾处理产业正在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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