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1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为了一颗小心脏的跳动》的报道。
不能再等了。
自从发生心源性休克，俊俊（化名）靠体外膜肺氧合（下称ECMO）辅助心肺功能，撑过了11天。他患有扩张型心肌病（下称扩心病），按照一般定义，这是一种“以左心室或双心室扩大和收缩功能障碍为主要特征”的心脏疾病，病程发展到终末期会导致心力衰竭。在网络百科上，其平均发病年龄是40岁，而双心室扩大的俊俊，当时只有7岁。
“原来是准备做心脏移植的，但小孩子的供心难等，上ECMO接近12天了，仍然等不到心脏……”董念国知道，再等下去，一旦出现各种并发症，俊俊可能会错失接受手术的机会。征得患者家属同意，他决定带领团队，为俊俊植入自主研发的“儿童用磁悬浮双心室辅助装置”，用通俗的话说，这是一颗大小、重量更适合孩子的人工心。
小心脏
董念国，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去年3月，他见到了从山东聊城随父母辗转来到武汉求医的俊俊。
俊俊的情况有多急迫？
收治入院时，孩子的心衰症状已经严重到出现了呼吸困难。董念国回忆说：“我们调整了十几天，最后药物治疗无效了，有一天就发生了心源性休克，紧急上ECMO来支持他的心脏。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心脏功能很差，也引起了肾功能衰竭……”病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心脏移植是最后的选择，也是终末期心衰的标准治疗方案。
问题是孩子太小，供心难等。
全球范围内，每年实施的儿童心脏移植手术数量仅600例左右，供体稀缺是世界性难题。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估测约40000例患儿因心衰住院治疗，其中7%-10%亟需心脏移植。而据董念国介绍，国内儿童心脏移植的供需比大概仅为1：50——供体本就稀缺，还会遇到供体与受体大小不匹配等限制，“像低体重、O型血的患儿，供心更难等”。
一般来说，靠ECMO维持，最长不能超过2周。为了最大程度给患儿争取生机，董念国带领团队打过很多场硬仗，曾将一枚成人捐献的心脏，成功移植到4岁心衰患儿的小小胸膛中。“大供心移植小受体”的技术突破，提升了儿童心脏移植的供心适配范围，但即便如此，国内心衰患儿在移植等待期的病死率仍达40%。
“很多小孩子因为等不到这颗心脏，就走了。”采访中，董念国反复向记者提起这令人心碎的临床现实。
这位从医近40年的心外科主任一直用实际行动“缝补心碎”。自2021年起，董念国带着团队人员一起，根据临床需求，着手研发针对低龄低体重患儿的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也就是儿童专用的第三代“人工心”。
如果用“极简”的方式来理解，人类的心脏就是胸膛中的一台“血泵”：收缩、舒张，循环往复，不停搏动，将生命的“燃料”，输送到全身。而人工心则是一种“机械血泵”，目前已经发展到第三代——主要依靠磁悬浮等技术的左心室辅助装置（LVAD）。它能在电池带动下，通过装置内叶轮的高速转动，暂时代替患者无力收缩的生物心脏，维持血液循环。之所以说“暂时”，是因为在当前的医疗技术水平下，植入人工心主要还是心脏移植的桥接治疗手段——为终末期心衰患者争取更多的时间来等待合适的供心，接受移植手术。
ECMO能为患者赢得的生机以天计，人工心则可以将时间拉长到以年计。
“研发儿童版人工心，绝不是将成人版简单缩小，而是要为稚嫩身躯定制专属‘生命引擎’。”患有扩心病的儿童和成人“心脏的扩大程度，以及心内的一些结构都不完全一样，不是说把成人的人工心等比例缩小就能给孩子用了”。董念国告诉记者，体重在50到80公斤左右的成年人，心脏大小差距不大，因此面向成人患者的人工心更容易找到一个普适的“均码”。儿童患者就不一样了，尽管患病后都是心脏扩大，“但半岁、一岁的小孩子，和10岁、11岁的孩子，他们的心脏差距是很大的，想找到一个‘通用型号’不容易”。
这些年，为了“磨”出一颗符合要求的儿童专用人工心，医疗和研发团队齐心协力想了许多办法，攻克了道道难关。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心脏和其拳头的体积相近。对于心外科医生来说，手术时的操作空间不过这“一拳”而已。再看看孩子的小肉手，就能想象要打开他们的心室腔，在心尖上安装辅助设备的挑战有多大。尺寸要小，重量要轻，还要尽可能适用于不同年龄段的小患者。
在这颗小小的儿童人工心内部，磁场结构从平行的改成了垂直的，走线方式则从垂直的改成了平行的。看似是两个“反向”调整，目标却是一致的——把泵体设计得更小，节省心内空间。
成人泵的出口和控制器的电缆线，呈90度角，“而经过设计改造，（血液）流出道和进入道就归到了一个并线上，类似于家里的网线，里面一共有好几股，但你看它外观只有一条线。这能降低泵体对于儿童心腔的占据，也就更加有利于小型化植入和功能的长久稳定”。医院负责宣传和医学科普工作的王继亮主任给记者打了个比方。最终，儿童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的尺寸被锁定在直径2.9厘米——相当于一个矿泉水瓶盖的大小。
泵体调小了，由其带动的血液流量和流速也要跟着调。具体调多少？董念国说：“也不是简单地把成人泵的流速减一半就行了，泵的体积或者厚度缩小了1毫米，其他地方都要作出相应的改变。”王继亮又打了一个比方：“就像汽车配速一样，小型车有小型车的配速标准，不能照着大车等比例缩小。儿童人工心的设计流速和流量，要‘量身定制’，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专门的调校，以避免出现血液流速过快等问题。”
孩子的心室腔不光小，还更柔软。研发中绕不开的另一大难题，是如何解决吸附问题。泵体的进血管周围会形成负压，“就像在一个材质很软的杯子里插进一根吸管，使劲一吸气，杯子变瘪，杯壁就被吸进去了”。王继亮通俗地说，孩子的心脏并非静置的水杯，“它是不断跳动的，收缩的瞬间，心内组织离泵体更近”。如果无法化解负压，被“吸进去”的就是瓣膜、腱索、乳头肌等组织，受损的就是孩子的心腔结构，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后来就发明了一个专利技术，在泵头上加一个压力感受系统，一旦组织要被吸附到泵里了，这个压力系统就会把转轴的速度减慢，把被吸附的组织弹回去。”董念国只用寥寥数语概括出最终的解决方案，省略了求解过程中一次次加班加点、开会研讨、探索尝试的艰辛。
大心脏
“万里长征只是走完了第一步。”采访中，董念国常常这样说。攻克种种技术上的阻碍，研制出儿童型人工心，只是这一新型心室辅助设备投入临床前的第一步。
“我们反复进行动物实验，过程中又根据实验结果对整个泵的设计作出改进，效果很好。”心脏大血管外科副主任周诚在团队里主要负责人工心的临床应用研究，在这一领域经验丰富。但确定要通过人道救助渠道为俊俊植入“机械小心脏”的时候，周诚还是捏了一把汗。“虽然安全性比较有保证，也通过了我们医院严格的伦理审查，但这毕竟是一个没有上市的、处于探索阶段的产品。”用他的话说，董念国决定给俊俊做这个手术，“其实还是顶着很大压力和风险的”。
董念国坦诚地将这些风险告诉俊俊的父母。“给孩子装这个新型心室辅助设备的必要性，它的利弊，产品及手术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都跟家属说得清清楚楚。”没有退路——无论是患儿家长还是医护人员都知道，要给孩子“抢出”一线生机，风险必须得担、手术必须得做。
得到俊俊爸妈完全的理解和信任，本着生命至上的原则，2025年3月30日，董念国和团队的医护人员一起，穿好刷手服，走进手术室……
俊俊的心脏壁很薄。在无影灯下，董念国见过太多扩心病晚期患者心室变大、心肌变薄的心脏，“但成人的还是相对厚一点，这个孩子的薄得像纸一样”。纸一样薄、小拳头一样大，要在这样一颗心脏的心尖上装2个矿泉水瓶盖大小的机械泵，“外科的难度就比较大”。
是的，这场手术要装2个泵。在许多报道中，团队着重介绍了儿童型心室辅助设备从无到有的突破，却很少提及另一个技术难点——双心室辅助装置的植入。
此前，人工心的英文一般缩写为LVAD，其中L代表的是Left——左边。因为这种机械泵是装在人体血液循环的“起点”左心室的。左心室受累，泵血无力，是扩心病患者的一般症状，“同时伴有右心衰的患者在整个心衰病人中的比例很低，病情严重到需要双心室辅助的更少”。周诚说，“像俊俊这个孩子，发病那么早，医学上称作‘基因表型特别严重’，经常会累及整个心脏，也就是左右心室都需要辅助。”
董念国一直很关注全心衰患者的临床需求。他似乎一直有个朴素的“执念”：就算患者人数再少，也不能无计可施、“无心可用”。前几年，他已经带领团队参与探索出适合成人的双心室用人工心。而这一次为儿童患者研发“小心脏”，董念国也提前把全心衰孩子的情况考虑进去了。“俊俊这台手术，是第一次植入这种小的儿童型人工心，而且一上来就做的是左右心室的双心辅助。”周诚告诉记者。
从左心室辅助到双心辅助，并不是“多加一个泵”这么简单，它涉及血流动力学层面更精准的调控。人体左心室主要负责提供将血液泵向全身那一刹那的输出动力，而右心室主要负责“接收”从全身回流到心房的静脉血再将它们输送至肺部，开启肺循环。左右心室协调运动，才能维持整个循环系统的正常运转。在左右心室各装一个泵，这两个泵的运转也必须协调，输出和回流要达到平衡。
“还拿汽车来说，一般的车都是前驱，四驱车少，因为四驱车的动力要分配到每个轮子，而且要进行动态分布，它的技术难度就大。”王继亮给记者解释。
“你看这么小的一个胸腔，本来放一个泵就不容易，又还增加一个泵……”做了这样一场“难上加难”的手术，董念国并没有借此强调自己的精湛医术，只是用平静又笃定的语气说，“所以研发这个微型泵还是很有必要的”。
在同事们眼中，董念国是拥有一颗“大心脏”的人。“他的特点就是全力以赴。”周诚是团队里的“70后”，跟着董念国一起奋战过许多从死神手里“抢人”的硬仗，常常是旁人都觉得没有希望了，而董念国“就是做到了，就是把人救回来了”。
对于这一场“抢回”俊俊的手术，董念国坦言：“紧张肯定是紧张。”最紧张的，是手术中一个心脏停跳的过程——ECMO被撤下，植入孩子“心尖”上的两枚机械泵开始运转，转速逐渐加快，取代孩子的左右心室，实现血液的泵出和回流。
包括成人的人工心移植在内，很多手术都要经过这个关键过程，停跳时间大约是半个小时。而俊俊的手术中，董念国团队将这个环节的用时缩短到“大约二十几分钟，还是挺快的”。董念国回忆：“因为他这个衰竭的心脏本来功能就差，如果停跳时间长了，术后恢复会很困难，所以停的时间短一点，心肌保护效果更好，后面就恢复得快一些。”
在以往的手术中，患者挨过心脏停跳这一关，“天然心”和“人工心”两个系统完成转换对接，董念国会稍稍踏实一点，但这一次，因为孩子后期恢复阶段的种种不确定性，他没敢松一口气，还是那句话，“万里长征只是走完了第一步”。董念国说，“后面的‘征途’就是怎么样恢复病人的肝功能、肾功能……”
后面的征途不好走。尽管俊俊体内“人工心”的运转比较稳定，但周诚还是一直为这个孩子捏着一把汗。“末期心衰的病人，不是单纯的心脏有问题，很多器官都受累，换个人工心，不代表身体其他器官的问题都解决了。”周诚说。术后，除了本就因疾病折磨而受损的肝肾功能，俊俊还出现了胃肠道感染，一度“吃什么吐什么”，孩子状态不好，整个人看起来很虚弱。周诚回忆，那段时间，不只董念国和科里的医生关注俊俊的康复情况，“基本上是各个科室会诊，经常开会，大家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就这样，董念国和同事们一起，陪着俊俊关关难过关关过。“开始时孩子的肝功能不行，后来好转了；原来需要血透，现在不需要了；肺功能、呼吸功能也恢复了。孩子手术前一直在吃大量的激素，现在激素的量也慢慢减下来了……”董念国用一种“审慎乐观”的语气，细数着小患者的好转和进步。
即便紧张依然拼尽全力，就算知道前方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还是毅然走出那一步——周诚说，心外科医生都需要这样审慎乐观的“大心脏”。
中国心
董念国是个很难定义的人。在手术台上是妥妥的“大心脏”，接受采访时却常常露出带些腼腆的笑容；俊俊的病程、身体指标、逐渐恢复的细节，他记得清清楚楚，但谈及手术和治疗之外的事、他本人的事，他又带着腼腆的神色，回应变得简单。
就是这样一个不擅长在镜头前表达自己的人，却在2021年儿童节前一天，通过地方卫视，面向全国观众进行了一场心脏移植手术直播，为一位心脏衰竭的疑难先心病患儿，植入了一颗健康跳动的心脏。哪怕医术再精湛、经验再丰富，只要上手术，就意味着未知的风险，谁也没有办法拍着胸脯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为什么要在成千上万双眼睛的注视下，面对这样的挑战？
“也不是故意要直播，这就是做科普的一种形式。”这些年来，董念国和团队一直在通过各种形式做科普，再忙也抽出时间去西藏、新疆，天南海北地做义诊和讲座。他的初衷很简单，既要让大家重视心脏疾病的预防，也想打破大众的认知误区。“得了病不要怕，不要轻易放弃，有些病可能过去没法治，但现在不一样了，医学发展了，先心病也好、其他复杂的心脏疾病也好，很多都是可以治的，而且现在有医保、有社会各方面的保障，治疗是不用花太多的钱的。要对我们国家的医疗水平有信心。”
“我们国家”“中国”，这是会让严谨低调的董念国提高音量、加重语气的关键词。无论是儿童“人工心”，还是双心室辅助，因为攻坚难度大而需求相对小，在欧美国家并不是技术发展的主流方向；尤其是“人工小心脏”，要突破的技术关卡太多了。但董念国始终有一个信念，欧美尚未突破的关卡，未必就能卡住我们，机械小心脏，为什么就不能是一颗“中国心”呢？在攀登医学高峰的路上，他不甘于做“跟跑者”。
这些年团队在左心室辅助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如果要“求稳妥”，只专注于此，也无可厚非。但董念国“不是只埋头做手术的人，他非常重视科研，带着团队去挑战最前沿的技术，希望能突破更多的临床痛点，帮患者解决问题”。周诚说：“医生需要保持理性，但肯定也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不然就不会冒风险去挑战那种难度高、不确定性大的手术了。他心里装着一定要去救病人、去救一条生命的使命，才肯冒这个风险的。”在一次次挽救生命的过程中，董念国带着团队突破了许多“不可能”，创造了许多奇迹。
现在德国、法国双心辅助方面的学术会议，常主动邀请董念国去介绍经验。董念国看重国际交流，也鼓励团队里的年轻人走出去开阔眼界，学成后再回到国内，弥补短板，更好地服务国内的患者——这也是他自己的成长轨迹。他曾两次出国深造，第一次早在1999年。
当时，他受原卫生部委派，远赴瑞士苏黎世大学进修一年。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和欧洲的心脏外科发展水平有不小的差距，董念国看在眼里，心里暗暗使劲，比当地医学生更勤勉努力。一年的时间过得很快，苏黎世大学一位颇有名望的主任想要留下董念国，以博士学位“诱惑”他，他答复干脆：“我在中国已经是博士了，不需要再多一个你们的博士学位，我要回去。”当年底，进修期一满他就回国了，“一天也没有多待”。
2005年，董念国又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及费城儿童医院做高级访问学者。当时的他在国内已经是科室带组组长，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一次，他是带着问题和思考出国的。因为在专业领域有想法有见地，手术又做得好，美国同行都很服他，医院又一次递出橄榄枝。
而董念国依然毫不犹豫地作出选择：“我肯定要回国。”他笑着回忆道，在国外，偶然有人问起他的名字“念国”是什么意思，他答，“就是想念祖国的意思，我叫念国，所以我要回到祖国”。
可只是因为名字吗？董念国说出内心的想法：“我总觉得你人在国外，不管平台多好，服务的终究是‘别人’，我还是想学好医术回到祖国，服务我们自己的人民。”他平静的语气中，多了几分郑重。
董念国是“60后”，周诚是“70后”，他们的团队里还有“80后”“90后”。在“85后”团队成员、董念国的学生王寅看来，董老师似乎从来不担心“把人才派出去了回不来”——除了医术，服务患者、服务人民的“中国心”也是这个特别能战斗的团队始终不变的传承。
有一年，护士长给董念国和他的团队做了个“不完全统计”：当年全年，团队做了100多例心脏移植手术，“85％都安排在夜里或节假日”。如果不是护士长提及，董念国对这个比例浑然不觉——供心不等人，每一场移植手术都是和时间赛跑，无论何时“发令枪响”，都要立刻投入比赛，不会给医务人员留出喘息腾挪的空间。
今年元旦当天，24小时之内，董念国带领团队完成了5台高难度的紧急手术——为患有复杂先心病的小伙进行心脏移植；给终末期心衰的古稀老人植入人工心，同时置换人工瓣膜；还救回了3位心脏主动脉突发“撕裂”的病人。医院里开电梯的阿姨，也曾在凌晨3点碰到刚刚下班的董念国……
这些纪录——全球最高年龄（76岁）心脏移植、亚洲最小年龄最低体重（53天、3.9公斤）心脏移植、亚洲存活时间最长心肝联合移植，原创全球首款细胞化瓣膜替代物，还有当时植入俊俊体内那颗创下全球体积最小、重量最轻纪录的儿童用双心室辅助装置——都是董念国带着团队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中创造的。
董念国相信两句话，一句是“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另一句是“所有这些纪录，都不是想创造就能创造的，那是千锤百炼之后的水到渠成”。
2025年10月，俊俊出院3个月后又回到医院复查，身体的各项指标均恢复得不错。在俊俊之后，董念国又带领团队为2位小患者植入了儿童人工心，手术都比较成功，这让他非常欣慰。
但“万里长征”走到人工心这一步，依然没有结束。人工心的使用寿命一般在10年左右——这就意味着，一些心衰末期的高龄患者，可能将在人工心的伴随中度过余生。而对大多数病人来说，人工心能给他们更多的时间继续等待合适的供心，然后接受移植手术，把身体里的“机械泵”换回“天然泵”。
还有一种最理想也最难得的情况，就是在“人工心”的辅助下，患者自己的心肌功能逐渐恢复，“天然泵”再度正常运转起来。
记者问董念国，像俊俊这样的小患者，是不是也有达到“理想状态”的希望？“有希望，孩子的希望还大一些。”董念国声调不高，但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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