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彭博社一则报道确认，美国已完成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法律程序。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启动并宣布了美国的“退群”决定。

这标志着一场始于其第一任期、曾一度被中断的政治决策，最终成为现实。

华盛顿不仅将停止所有对世卫组织的资助，停止参与其工作组，更召回了常驻代表，实质上切断了与这一全球最重要公共卫生机构的所有官方联系。

官方给出的理由是“会费过高”，但这看似简单的财务抱怨背后，是长达数年的地缘政治博弈、对多边机构的深刻不信任，以及一场全球卫生治理的深刻危机。

特朗普政府此次的退出理由看似聚焦于“会费过高”，但这仅是表面说辞。

美国长期承担世卫组织评定会费的22%，以及大量自愿捐款，确为最大出资国。

美国政府认为，这种出资比例与所获“回报”不匹配，且其他大国承担比例相对较低，有失公平。

延续了2020年的指控，认为世卫组织在疫情预警、信息共享和国际协调方面存在严重官僚主义和失效，其改革进程缓慢，未能满足美国的期望。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在退出时仍拖欠世卫组织约2.6亿美元的会费。这笔债务与“会费过高”的指控形成讽刺对比，实质上是将债务作为施加压力和表达不满的政治工具。

美国的退出，对世卫组织而言是前所未有的生存打击：

失去约占其预算18%的核心资金，世卫组织被迫立即实施紧缩：裁员约四分之一，削减50%的管理人员，大幅缩减监测、疫苗分配和疾病防控等项目规模。

美国的技术专家、数据和全球动员能力从体系中抽离，造成巨大的专业知识和领导力真空。

美国的退出可能引发示范效应，鼓励其他国家对多边机构采取更功利的姿态。全球卫生合作可能从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退化为由临时联盟、双边交易主导的碎片化格局。

失去了通过世卫组织获取全球疫情实时情报、协调国际研究、以及参与制定全球卫生规则的直接渠道。

在高度互联的世界中，这无异于自毁“早期预警雷达”，将自身置于更大的健康安全风险之中。

世卫组织在非洲、东南亚等地的疟疾、艾滋病、结核病防治以及基层卫生系统建设项目将因资金短缺而收缩，最脆弱人群的健康将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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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全球大流行来临时，国际社会可能面临一个更弱、更慢、更不协调的应对核心。病原体检测、信息共享和疫苗公平分配的全球公共产品将严重供给不足。

美国的退出，远非一次普通的外交姿态调整，这或许开启了一个全球卫生的“后美国时代”和“后多边时代”。

特朗普政府以“会费过高”为由完成的这次退出，其真正代价无法用美元衡量。

它削弱的是人类在微观病原体面前本已脆弱的集体防线。

当美国选择为世卫组织关上资金和政治支持的大门时，它也无意中为下一次可能席卷全球的健康危机，敞开了风险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