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烧个骨灰盒都要三千块？这也太黑了！”王芳手里捏着火葬场的缴费单，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疙瘩，声音尖利得刺破了走廊的死寂，“李强，你大伯这辈子是专门来讨债的吧？活着时候吃咱家喝咱家，走了还得再刮咱们一层皮！”
我蹲在殡仪馆冰凉的水磨石地上，手里紧紧攥着大伯那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指节泛白。
“少说两句吧，人都走了。”我的声音哑得像吞了把沙子。
“走了？走了就完了？”王芳把单子往我身上一摔，“这十年，他一分钱没出！咱们那个家都要被他拖垮了！现在还要给他风光大葬？你哪来的钱？又要去借？”
走廊尽头，大伯的遗体正被推向焚化炉。那个干瘦的老头，那个在我家沉默了十年的影子，终于要化成一缕青烟。我心里没有悲伤，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解脱，甚至还有一丝隐隐的恨意。
直到回家整理遗物，我在那张散发着霉味的老木床下，拖出了那个大伯视若性命的沉重木匣子。
那时我才明白...
故事得从十年前说起。
那是2013年的深冬，寒风像刀子一样刮着窗棂。父亲肺癌晚期，弥留之际，枯瘦的手死死抓着我的手腕，眼珠浑浊却瞪得老大。
“强子……你大伯……苦了一辈子。他是木匠，没儿没女……我也走了，他就是孤家寡人。你得……得给他养老。”
父亲咽气前，逼着我发了毒誓。
办完父亲丧事没出一周，大伯就来了。
那天我正在单位为了一个项目焦头烂额，接到王芳电话，说门口有个要饭的老头赖着不走，非说是我大伯。我急匆匆赶回家，在楼道里看见了他。
70岁的李国富，穿着一件不知多少年前的深蓝中山装，袖口磨得露出了棉絮，脚下一双解放鞋沾满泥浆。他背着一个巨大的红白蓝编织袋，手里还提着一个刷了清漆的老式木箱子，缩在防盗门旁边，正哆哆嗦嗦地抽着自卷的旱烟。
那股浓烈的烟叶味，呛得楼道里的感应灯忽明忽暗。
“大伯？”我试探着喊了一声。
他抬起头，满脸沟壑纵横，看见我，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咧开嘴露出焦黄的牙齿：“强子，我是大伯。”
王芳站在门里，隔着防盗纱窗，脸拉得比驴还长。
那是大伯进我家的第一天。他把那个编织袋往客厅一放，里面滚出来几件破旧的棉衣和一堆木匠用的斧头、凿子。那个木箱子，他却死死抱在怀里，谁也不让碰，最后小心翼翼地塞进了那个不足六平米的次卧床底下。
王芳当晚就跟我吵翻了天。
“李强，你疯了？咱们这房子才八十平，贷款还没还清，儿子眼看要上小学，现在弄个70岁的糟老头子回来？你当咱家是养老院还是慈善机构？”
我坐在床边，只觉得头疼欲裂：“那是我爸临终交代的，我能怎么办？扔大街上？”
“他有低保吗？有退休金吗？有医保吗？”王芳连珠炮似的问。
我沉默了。大伯是农村老木匠，打了一辈子家具，但那个年代没交过社保，手里估计也没几个钱。
“先住着吧，有口吃的就行。”我只能这么说。
但我没想到，这一住，就是十年。而这十年里，大伯真的就像王芳说的那样，成了一个只进不出的无底洞。
大伯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他的存在感极强。
首先是味道。老人身上特有的那股陈腐味，混合着常年抽旱烟的焦油味，迅速占领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王芳是个有洁癖的人，每天拿着空气清新剂喷个不停，但那股味道就像长在墙皮里一样，根本去不掉。
其次是生活习惯。大伯在农村过惯了，上厕所经常忘冲水，洗脸水舍不得倒要留着冲厕所，结果弄得卫生间地板总是湿漉漉的。他还不爱开灯，晚上经常像个幽灵一样坐在黑漆漆的客厅里抽烟，有好几次我半夜起来喝水，被那一明一灭的烟头吓得差点叫出声。
最要命的，是钱。
大伯住进来的第一个月，我委婉地提过，能不能把他的农村低保转过来，或者手里有没有点积蓄，贴补一下家用。
大伯当时正在摆弄他的烟斗，听我说话，手顿了一下，头垂得更低了，半晌才闷声说：“钱……没带出来。家里房子塌了，都没了。”
我心里凉了半截。
从那以后，他真的就没掏过一分钱。
家里的米面油，他吃得比谁都香；水电费，他用得理所当然。哪怕是感冒发烧买个药，他都会站在药店门口，双手插在袖筒里，等着我掏钱付款。
更过分的是，他虽然不掏钱，却还“要钱”。
每个月，他都会找我要几十块钱零花钱。理由五花八门：买烟叶、买鞋垫、买膏药。钱不多，一次五十一百的，但在我和王芳背负着房贷、车贷、孩子补习费的重压下，这每一笔支出都像是在割肉。
2015年，儿子上小学，需要交一笔择校费，家里还差两万块。
那天晚上，饭桌上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王芳把碗摔得叮当响，指桑骂槐：“有些人啊，光长嘴不长心，看着家里难成这样，手里攥着棺材本也不肯拿出来救急。”
大伯端着饭碗的手抖了一下，他没抬头，只是默默地把碗里的白饭扒进嘴里，连菜都没夹。
晚饭后，我走进次卧。大伯正坐在床边，用一块破布擦拭那个从不离身的木箱子。
“大伯，”我咬了咬牙，开口道，“家里……确实紧手。您要是手里有宽裕的，能不能先借我点？以后我一定还。”
大伯动作停住了。他抬起头，那双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浑浊而深邃。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个木箱子，最后摇了摇头。
“强子，大伯没钱。”
那一刻，我心里的火“腾”地一下就上来了。没钱？一个干了一辈子活的老木匠，连几万块积蓄都没有？谁信？
“行，您没钱。”我冷冷地丢下一句，转身摔门而去。
从那天起，我对大伯仅存的那点亲情，也慢慢磨没了。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和大伯之间形成了一种诡异的默契——冷战。
王芳不再给他好脸色，甚至不再给他做早饭。大伯也不恼，每天早上自己啃两个冷馒头，喝两口凉白开，然后背着手出门。
他每天都在外面晃荡，直到天黑才回来。没人知道他去哪了，也没人关心。有时候看见他在小区垃圾桶旁边转悠，王芳就嫌恶地把窗帘拉上：“丢死人了，让邻居看见还以为我们虐待老人。”
2018年，我遭遇了中年危机。公司裁员，我失业了。
那是家里最黑暗的一段日子。房贷要还，孩子补习班要交钱，双方父母还要赡养。我每天跑人才市场，晚上开滴滴，累得像条狗，回到家还要面对王芳的哭诉和大伯那张木然的脸。
有一天晚上，我喝醉了酒回家。看见大伯正蹲在阳台上，借着月光修补一把破椅子。那是把不知从哪捡来的烂椅子，他修得全神贯注。
酒精上头，我积压多年的委屈爆发了。
“修修修！就知道修这些破烂！”我冲过去，一脚踢飞了那把椅子，“家里都要揭不开锅了！你能不能别添乱？这十年，你哪怕往家里拿回来一袋米也行啊！你是不是觉得我欠你的？”
大伯被我吓了一跳，整个人缩在墙角，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他嗫嚅着嘴唇，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滚！都给我滚！”我吼完，瘫倒在沙发上嚎啕大哭。
第二天酒醒，我有些后悔，但并没有道歉。大伯也没提这事，只是变得更加沉默了。他出门的时间更长了，有时候甚至很晚才回来，身上带着一股更重的酸臭味。
王芳说：“他在外面捡破烂呢，攒私房钱呢。”
我冷笑：“攒吧，带进棺材里去。”
时间一晃到了2023年。大伯80岁了。
那个冬天特别冷，大伯在一场流感中倒下了。原本硬朗的身体像被抽去了筋骨，迅速垮塌。他瘫痪在床上，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
这成了压垮我们家的最后一根稻草。
王芳虽然嘴上骂得凶，但心肠软，还是每天给他擦身子、换尿布。只是每次换完，她都会在客厅里红着眼圈骂：“这就是个讨债鬼！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大伯似乎也知道自己讨人嫌。他尽量少吃少喝，想少上一几次厕所。他躺在床上，整天盯着床底下发呆。我知道，他在看那个木箱子。
临终前那个晚上，回光返照。
大伯突然有了精神，招呼我过去。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手像枯树枝一样抓着我的袖子。
“强子……”他声音微弱，像是风箱在拉动，“大伯……要走了。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心里五味杂陈，看着这个在我家住了十年的老人，竟然说不出一句挽留的话。
“床底下……”他指了指下面，“那个箱子……给你。”
我点点头，敷衍道：“行，我知道了，您歇着吧。”
大伯眼里闪过一丝急切，似乎还想说什么，但他太累了。他的手慢慢松开，浑浊的眼睛望着天花板，最后定格在一个虚无的点上。
凌晨三点，大伯走了。
葬礼办得很草率。王芳心疼钱，一切从简。火化完，把骨灰盒寄存在公墓，我们就回家了。
一进家门，那种压抑了十年的气氛似乎瞬间消散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空荡荡的死寂。
“把次卧收拾出来吧，”王芳一边换鞋一边说，“把那些破烂都扔了，那个床也扔了，味儿太大。给儿子弄个书房。”
我默默地走进次卧。大伯走了，但他留下的味道还在。墙角的旱烟袋，窗台上的老花镜，还有床底下那个他守了十年的木箱子。
我费力地把那个木箱子拖了出来。
箱子很沉，不知道是什么木头的，上面刷着厚厚的清漆，边角包着铜皮，已经磨得锃亮。一把老式的大铁锁挂在上面，锁孔都生锈了。
“这破玩意儿还要锁？”王芳拿着扫把走进来，看见箱子，嫌弃地皱起鼻子，“赶紧扔了，指不定里面装的一箱子烂木头还是什么脏衣服。”
我也以为是些木匠工具，或者他捡来的破烂。这十年来，他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碰这个箱子，我想不出这有什么值得保密的。
“打开看看吧，万一有点什么证件。”我说着，去工具箱找了把锤子。
“能有什么？我就不信他还能攒下金条？”王芳嗤笑一声。
我举起锤子，对准那把锈迹斑斑的铁锁，狠狠地砸了下去。
“哐！”第一下没砸开。“哐！”第二下，锁梁变了形。“哐！”第三下，锁开了。
我深吸一口气，伸手掀开了沉重的木盖子。
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凝固了。
王芳手里的扫把“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我也僵在了原地，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发不出一丝声音。
箱子里没有烂木头，没有脏衣服，也没有我想象中的废铜烂铁。
映入眼帘的，是整整齐齐、码放得像砖头一样的一包包东西。
每一包都用旧报纸裹得严严实实，外面缠着麻绳，上面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写着日期和数字。
一股陈旧的纸张味扑面而来。
我颤抖着手，拿起最上面的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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