嗅态
观察商业榜样，输出榜样观察
作者 | 石灿
1月23号，我在贵州省赤水市一个公交站台旁见到徐其勇。
他把车停在路边，下车绕过车头走到我面前，伸手握手，力道实在，很快松开。
我坐进副驾驶，脚刚落地就踩到一层干了又被反复踩过的黄泥。他那一侧脚垫磨破，露出里层，泥印叠着泥印。车里没有刻意收拾过，手套、鸡蛋、保温杯、胶带散落在车厢各处。
他发动车子，从市区慢慢驶出。楼房一点点退后，街道变窄，省道很快直接变成山路。路面开始起伏，弯道一个接一个，车速降下来。窗外是竹林，雾贴着山腰，外面的世界一点点变小，只剩前方那条能走的路。
路上他话很多，语速快，句子短，想到哪儿说到哪儿。遇到坑洼减速，遇到弯道提前打方向。半个多小时后，我们靠近农场，路边立着摄像头，杆子插得很直。他看了一眼，说是防人，也防野生动物。
我上一次来是2024年2月。他从传统媒体离职一年多，离开重庆，住进赤水的大山，专心养赤水乌骨鸡。我写过一篇稿子，拍过一个视频，以为缘分就到此为止。但我又来了。近两年间，他的鸡还在养，短视频断断续续更新。他把农场换了名字，叫徐奋斗的农场，也把自己叫作主理人，说这个词这两年正流行，听着顺。
我在山里待的那几天，时间走得很慢。这种慢，不是无事可做的空虚，而是一种感官的全面复苏。在大城市被切碎的感知，在寂静中一点点聚拢。晨光未亮时，我就站在廊下，看雾气在竹林间涨落，看那些细碎的生机如何破土而出。我随手记下了这几行字，那是属于天台山的清晨：
烟雨笼修篁，蔬花映影重。
鸣禽深径远，山舍人初动。
露染青丝冷，寒侵指缝红。
风卷蕉心乱，霜欺卉气浓。
披蓑晨起早，暖粥味尤融。
曙色群生觉，万象自从容。
一念归幽壑，前尘化旧梦。
但文字里的清雅终究是旁观者的滤镜，山里的冷酷，是透着骨子里的潮湿与消磨。
△1月25日清晨，天台山上的农场里，雾气弥漫，风卷蕉心乱
农场的团队不大，徐其勇负责整体，合伙人唐瑛管日常，另有“特种兵”等几个年轻人干活快，三只狗时不时从林子里钻出来又消失。表面看去，一切都在平稳运转，甚至安静得让人误以为这只是一个把生活搬进深山的世外桃源。
但这座农场真正要讲的，不是“一个前媒体人去养鸡”的励志段子。它更像一间压力测试室，把物流、价格、品控、交付、现金流这些硬问题一条条推到眼前，也把人与人之间的善意、算计、边界、互助、冲突一遍遍摆上桌面。
写这样的故事，只需抓住一个方法，把事放回现场，把人放回关系，把账放回时间。把泥、雾、鸡叫、监控灯、破洞脚垫这些细节摆出来，慢慢走进那些看不见的部分。因为在天台山上，真正决定农场能不能活下去的，从来不只是鸡舍里发生了什么。
01
“勇哥，你怎么去养鸡了呀”
“离开媒体那会儿失落不失落？”我问。
徐其勇先“嗯”了一声，停了两秒，“蛮失落的。”
又停了两秒，“非常失落。”
跨度太大。决定进山养鸡之前，他几乎不对外说。不是不信任，是怕“参考”先涌过来，而参考里最先抵达的，往往是否定。那些否定不是恶意，是习惯。可它会把一条路堵死，堵在起点。
他把那些话几乎是背诵出来的：“你没做过你会不会做。你能不能做好。你的客源在哪里。你的客户在哪里。你有没有基础。你会不会养鸡。”
“我这类人其实蛮犹豫的。”他说，“人家把困难摆一排，你就会觉得这事可能搞不成。”
他只跟家里讲。跟老婆讲了，老婆也质疑，最后说：“你既然决定了，那没办法，我只有支持你。”
进山之后，沉默是一种状态。不是刻意隐藏，是根本顾不上解释。山里每天都有事，水电路网要修，鸡舍要整理，工人要找，材料要进，账要算。一天被具体事务压满，手机响起来都要挑着回。同行和朋友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他在山里干什么，他也没空去解释。
直到2023年8月，徐其勇的长庚农业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联手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腾讯云共建贵州赤水乌骨鸡智慧产业研究院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很多人才第一次知道他在中国西南的大山里。
△赤水乌骨鸡智慧产业研究院成立暨揭牌仪式
话题绕回新闻，他的手机里现在还装着不少新闻客户端，“国内国际的事情我还在关注，媒体江湖也在关注。”
他补了一句，声音低下去，“但那只是关注，身份已经不是了。”
身份变了以后，最怕的不是吃苦，是人走茶凉。他讲得很轻，又讲得很具体。2024年1月6日，他宴请深圳大学吃鸡，想请媒体做传播。
他提前给全国40多位媒体老友打电话，多数是主编或中层。
“人家还鸟不鸟我？”他已经准备好被拒绝，结果“没有一个人拒绝”。
对方接起电话的第一句话大多是惊讶，“勇哥，你怎么去养鸡了呀？”
接着是关心，“怎么回事啊？”
有人问细节，有人聊家常，也有人顺口问他在山里身体顶不顶得住。
“没有人挂我电话，也没有人冷淡。”他说，“我真的是老泪纵横。后来，有些兄弟从很远的地方跑去深圳大学采访，把稿子发出来了，那波宣传效果特别好。”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把一口气压住，又慢慢放出来：“现在创业了，变成乙方了。以前做记者去采访，站的位置不一样。找线索，碰壁，那也还是记者。现在不一样。去找很多部门，人家可以不鸟你的。”
这种落差他挨过。有一次吃饭，有领导在接待上级，两张桌子。介绍到他们时说：“山上养鸡的一帮朋友。”那语气、那眼神让他很不舒服，“完全就是轻蔑”。还有一次有人来拜访，他按礼仪主动伸手握手，对方退缩，手不伸。
安静了两秒，会议室的回音把停顿拖得更长。
他说，“这种失落很真实。”
又说，“也没什么。”
人要平等尊重，徐其勇只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山里艰苦，他做产业，带动就业，也算给地方减负。产品卖给客户，客户表扬也好，认可也好，事情就有意义。
△2024年春节前后，徐其勇在烤火
岁月截流之中，他对自己的身份一度很忌讳。朋友聚会聊天时，他“很难启齿”在山上养鸡。后来这种忌讳慢慢松动。他开始会主动谈，“我在山上养乌骨鸡，我们做什么产品。”会推荐自己。他笑了一声，说“心态变了。”
“准确来讲，2024年1月2日。”澎湃新闻创始人邱兵写了一篇文章，叫《我的兄弟是鸡王》。文章发出来当天，他接了五百多个电话。
“以前那些媒体界的朋友，一下都知道了。”他说，“知道之后，我就得换一种做事方式了，要让更多人知道我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产品要走出去，借助别人的传播，有需求的人就会来买，就得主动出击。”
我问他，用一个标志性事件来定义媒体生涯的结束，会是哪一刻？
“是正儿八经进山的第一天。那天我就给自己定了这个标签。”他说，“20多年媒体人，变成扎进大山做农业的新农人。”
身居苍茫深山后，他身上仍残留着媒体人的旧影，是一辆奔腾牌小轿车。它在重庆陪他跑了很多年采访，车漆早被风雨磨钝。为了赶现场，它跑过夜路，压过雨水，最远一次开到云南。它把一个记者的行程、速度和身份，稳稳托在四个轮子上。
进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小轿车被当成运输车用。车里常备柴刀、手套、绳子、袋子，后备箱装的东西从采访资料变成饲料和建材。山路窄，竹林贴着路，车身一路沾泥。2025年，奔腾轿车被卖掉了。
“3800块。”他说，山里运输强度太大，每天上下山，小轿车不适合了，只能换一台更大的皮卡，四驱纯电混动。
他顿了顿，算年份：“小轿车是2007年买的。”
“哎呦！”他突然被时间撞到。
“十八年了。”
02
“这就是AI智慧养鸡”
车开进农场附近，最先出现的是一桩桩监控杆。镜头挂在路口、围网转角、鸡舍外沿，有的正对着一段上坡路，有的卡在林间小道的拐点，密度高得让人忍不住停下来多看两眼。风从竹林里穿出来，镜头外壳上留着水汽凝过的痕迹，地面潮，路窄。山地散养的方式在第一眼就露出来。鸡不在一个院子里，在一整片林子里。
徐其勇说：“这就是AI智慧养鸡。”
先把林子里看不见的动静收到电脑系统里，让人能看见，再把画面和数据整理出来，让人能判断该去哪里处理。
我跟着他沿着林间路往里走。
鸡舍外沿的摄像头不追求把鸡拍得好看，更多是在覆盖鸡会经过的轨迹。鸡散在山里跑，镜头就布在鸡活动的通道上。摄像头能360度转动，覆盖面积大，不需要把整片林子铺满，重点是把关键路径和关键节点卡住。
户外片区安置了100多个摄像头。鸡舍里按需要加密，重要鸡舍最多会到四个探头或摄像头，常规鸡舍两颗；出入口、门口、角落还会补红外探头，尽量把盲区压到最小。
△徐其勇的农场就坐落在苍茫竹海天台山上
他带我去看一间鸡舍。鸡舍里外的设备带传感器，是采集点。探头盯的不是画面细不细，而是鸡舍里的温度、氨气，也盯鸡群在某个时段是不是异常安静、是不是异常躁动。红外线和传感器把这些变化变成信号，再把信号往室内的大屏送。
徐其勇说，鸡舍里氨气升高、温度异常、鸡长时间活动或长时间不动，这些变化过去靠人闻、靠人跑、靠人摸，现在会先在系统里出现提示。
从鸡舍出来，路边能看到鸡在林下啄食。它们不集中，散开，隔一段才有一小群。传统散养最难的是这种散。人力巡检的办法是开车绕一圈，走一圈，听一听，看一看，很多时候用体力换确认。徐其勇把这套确认机制搬进屏幕里。大屏可以切换1000亩农场的任意区域，哪一段路、哪一片林、哪一排鸡舍，都能直接点开查看。
我进到室内时，大屏幕亮着。地图、点位、画面窗口、数据栏同时在跑。徐其勇把它叫作产业大脑，也叫指挥中心。
他站在屏幕前切换画面，先点开一段林间路口的镜头，再切到鸡舍的数据栏，停几秒，再换到另一处点位。屏幕上能调出鸡的户外活动状态，能看步数，能看体重的红外监测数据，也能看到投喂相关的信息，某些环节还能远程投喂。鸡长得怎么样不再只靠经验口述，而是能拿出一组随时可调取的记录。
工作方式也跟着变了。人不再靠跑全场确认全场，而是先在屏幕上锁定问题区域，再带着目标去现场。
△农场里一个会议室里面的智慧养殖大屏，已对关键信息进行模糊处理
预警来自这些采集点。温度、氨气、活动状态出现偏离，屏幕端会形成提示，让人知道该去哪里看。提示出现后，巡检会从大范围巡看变成按点核查，处理顺序也会更清楚。
我去的时候，农场的鸡已经被卖掉大部分，只剩下3000多只，AI系统的辅助作用减弱，加上是冬季，黄鼠狼等野生动物活动也变少了。
第三层是外延到农户端。基地之外还有合作社和农户，农户分散，规模不大，装一套完整系统成本高，维护也难。徐其勇把接入做轻，计划在农户养殖核心区域装一个基础采集点，再把部分判断放到小程序端。鸡粪便颜色出现异常，农户可以在小程序里按提示处理。小程序里还有问诊功能，农户把异常情况录入后能得到对应的操作建议。
这套系统不是一开始就有。基地最初用传统方式养殖，运行后暴露出山地生态的高风险。野狗、野猫、黄鼠狼、老鹰频繁出没，损失难以提前预估。徐其勇说，他需要更有效的预警办法。
2023年5月，他刷到深圳大学团队在广东汕头澄海做智慧AI养鹅的短视频，动了把相关技术搬到养鸡上的念头。在一位澎湃新闻前同事的牵线下，他联系到相关团队。联系后的第三天，老师、学生代表、工程师到场，查看农场情况，也走访农户，与当地相关部门对接。之后，技术团队进入农场开展工作，铺点位，调参数，把提示规则跑出来。
徐其勇说，2.0系统还在研发中，方向包括更自动化的投喂、巡检、处置，系统还没上线，仍在迭代。他仍然在使用1.0系统。
到农场拜访的人总会说，“勇哥现在不一样了，下次再来可能又能看到新的黑科技了。”
徐其勇听到这句话时点点头，谦虚地说到：“都是兄弟们支持的，很感谢大家。”
03
豁出去了
徐其勇下定决心去赤水养鸡，最后一道门槛是在2022年被推开的。一个工作日的晚上，他下班坐地铁回家，到家时已经八点多。他对老婆说，想做农业。
他老婆愣了一下，随即追问他到底要做什么。问题一个接一个，几乎不留空隙，要去养鸡，懂不懂技术，有没有经验，对市场的判断从哪里来。她把风险一条条摊开，让他逐条说清楚。
徐其勇只是听着，解释得不多，也解释不通。他把态度放在桌面上，“比较坚决”，“无论如何都要去做”。
这场对话没有在当晚就“达成一致”。转折发生在后面，家里还是支持了他。家人的反对里没有恶意，更多是一种本能的防御，他们想把他拽回可控的轨道里。
更难处理的，是那条轨道本身曾经很体面。徐其勇在澎湃新闻做过部门主编，也在梨视频体系里做过全国区域负责人，收入稳定。体面在身上久了，离开不只是一份工作的更换，更像生活秩序、身份支点、自我评价一起松动。家人怕的，不只是养鸡亏钱，他们怕他从一个人人看得懂的位置，走进一个没人看得懂的位置。
他也不是一时兴起。他看到行业环境在变，组织结构在重排，内容逻辑在更迭，地域与团队在重新分配。
梨视频2016年上线，媒体人邱兵发起创办，总部在上海。徐其勇早年在《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与邱兵有交集，2018年也进入梨视频做事。2019年，邱兵离开。到2021年，梨视频对全国做机构改革，调整之后，徐其勇要么从重庆去上海，要么去别的地方。
对一个47岁的人来说，这意味着重新安置家庭，重新适应管理节奏，重新建立关系网络。更现实的是，这种调整不保证更好，甚至不保证稳定。
△媒体时期的徐其勇
处在这种节点上，他是继续留在体系里等下一次调整，还是趁还能做决定的时候，把生活的主动权拿回来。
他说，47岁很尴尬，“等到啥东西都想好了再去做，就没法做了。”
年纪越大，试错窗口越短，代价越高。长期处在不确定的组织变动里，人会越来越保守，越来越习惯把决定往后拖，最后拖成被动接受。
离开以后会被现实审问，他清楚。留在原地也会被审问，只是审问来自下一次调整，来自更密集的规则，来自越来越难以控制的生活节奏。
除了家人，他几乎没对外提起养鸡。他悄悄地进村，把解释延后，把行动提前。这种沉默是一种自我保护，话说得越热闹，压力越重，回头路越窄。
他也有自己的底子和心结。2003年前后，他在重庆报业集团跑农业新闻，结识过做养鸡生意的小生意人。他们握着货源和渠道，一年能做几万只鸡。往来久了，他看见一个规律，生意围着少数人转，人一扛不住，盘子就散。他跟朋友说，农业要走得远，要成立公司。
2013年，他在采访中又听到赤水乌骨鸡的线索。当地人说品类不错，想做起来，做了很多年效果有限，还问他有没有合作伙伴能把产业带起来。徐其勇把信息转给朋友，朋友进入赤水，把企业做起来，把链条跑起来。十年过去，那家公司在当地已经成了气候。
徐其勇回看这段经历，心里一直有个疙瘩。乌骨鸡成本高、周期长，商业化难，很多时候为了周转和规模，只能把重心转向更容易跑通的品种。这道题没有消失，只是被搁着。
离开媒体后，他需要一件能安放自己的事。他做调研，盯上百个农产品账号，看别人怎么讲产地、怎么做电商、怎么做复购。他也算过商品鸡的账，投入和周转要求太高，做不起。最后他还是选回乌骨鸡这条更慢的路。
下决心前，他把贵州省和赤水市的公开文件翻了又翻，核对产业方向和政策口径。他说，从“十二五”到“十四五”的政府工作报告里，省市层面反复提到发展林下经济，也有“黔货出山”等政策取向，就是干。
故事的另一条线也是在2022年，他和唐瑛已经对赤水乌骨鸡做过市场测试，有了初步判断。
04
重庆测试
被问到怎么就跟着徐其勇去折腾这摊事，唐瑛脱口而出一句“就是被忽悠了呗”，随即又补上“开玩笑的”。
时间要从她离开地产行业说起。唐瑛在重庆一家地产公司做过总经理办公室负责人，管行政人事，也做外联，2020年离开，“正好那个时候地产也在走下坡路了”。离开之后，徐其勇找她谈了一个想法，把贵州赤水乌骨鸡运到重庆卖。逻辑很简单，贵州农产品的“原生态”在城市里有市场，外地人也认可。
他们把想法直接放到市场里。他们在重庆市海领批发市场和双福批发市场各自开设一个网点，做的是“鸡鸭鹅兔鸽的一个批发”。
这是一种典型的市场测试方式，把货放到流通最密集的地方，看价格体系会怎么反馈，看渠道会不会接得住，看现金回款速度和损耗能不能扛。
其中，贵州赤水乌骨鸡是一个重要品类。他们做过一轮调研，跑别墅区、洋房区、一些单位，把贵州农产品引导给目标人群尝试，“也都很不错”。这一步验证的是需求是否存在。
很快，批发市场给了他们第一轮结论。唐瑛说，需求是存在的，但运营一跑起来，问题也就清清楚楚摆出来，“一个是物流，还有一个就是价格”。批发面对的客户主要是社会餐饮和企事业单位食堂，这类客户“更看重的是价格”。当客户逻辑是“压缩成本”时，赤水乌骨鸡就天然处在劣势地位。
至于货源，他们依托的是赤水当地的合作社供应乌骨鸡。合作社远程做品控“不一定弄得好”，一旦量大了，“他们满足不了，就很尴尬”。有一次，他们的一个重要客户想要一次性采购2000只鸡，合作社没办法一次性提供这么多，只能错过一个大单。
△徐其勇巡视农场
这不是一次单纯的丢单，它把三件事一次性证明了：供给弹性不够，品控体系不稳，交付节奏对不上。客户只会看结果，交付不出来，之前的试吃口碑和需求判断都要归零。
他们不得不做出调整，“我们到底是要做贵州的鸡，还是做重庆的鸡，比如铜梁。”
这段时间里，徐其勇的判断不断被市场校准。他原本就把赤水乌骨鸡定位为中高端产品，份额不大但有市场。重庆市场上土鸡并不少，比如秀山土鸡、城口山地鸡，他都去考察过。赤水乌骨鸡要在这座城市里站住脚，靠的不是“量大叙事”，而是稳定、可复制的供给和可解释的溢价。
到了这个阶段，重庆的前期测试已经走完了闭环。徐其勇对唐瑛说，“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基地。”
转折出现在一次会面之后。赤水当地政府领导到重庆考察工作，与徐其勇会面，便聊起养殖赤水乌骨鸡的事情。领导邀请徐其勇到赤水养鸡，说他们手头有一个闲置已久的一千亩场地，想尽快让它重新运转起来。领导看重的点很现实，不是谁更会养，而是谁能把东西卖出去。养殖技术并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把产品推向市场的能力，是品牌和渠道。
徐其勇答应接手，进去后才发现现实和想象差得很远。
第一次去看基地的人是唐瑛和当地政府有关人员。车开到硬化路的尽头，走不动了，竹子和灌木倒下来、长出来，把路封得严严实实。只能请附近的农户拎来一把砍刀，一段一段开路。他们跟在后面走，一边砍、一边往前挪，沿途还能看到蛇在草丛里窜。
她看着这些被遮蔽的路、竹林和灌木、湿冷的空气和几乎没被打扰过的野性，心里冒出来的不是退意，反而是喜欢。
“这里太原生态了，风景好，环境好，空气也好。”唐瑛的恐惧慢慢退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欣喜。
05
进山开荒
2023年3月17号，徐其勇怀揣筹措的启动资金，开着小轿车进山。车停在农场门口，他手里拎着一把弯刀，先去办公区一棵梨树旁清场。杂草厚，垃圾多，他从早到晚砍草、清理、搬运，把办公区周边先腾出来。
“一个人力量有限，这样不行。”他回忆。
第二天，他在山下市场找工人。水泥工、电工、清运和改造鸡舍的工人陆续上山，先除杂草，再把道路打通，鸡舍挑能修的先修，把办公区的电拉起来。天气差就停室外活，改做室内。他每天盯进度。村里人来看热闹，也会搭把手，帮着搬东西、指路，提醒雨季哪些地方易冲刷、易塌方。
最初，他按天按人头付钱，水泥工、改造工一天300块。布电线那次，他找了一个小伙子带队，对方按人头和天报工期。施工中不断加人，三天两头多带一两个人上山，费用往上走，工人到场晚、收工早，进度拖。他很快把结算方式改了，按项目验收交付结算，把人头和天数从账里拿掉，早做完工程早拿钱，效率一下子就上来了。
山里早期的摩擦，表面看像小事，实质是一个外来者在本地重新建立秩序。钱怎么算、活怎么干、出了问题听谁的，最终都要落到可执行、可验收、可复盘的规则上，情绪解决不了。
村里人起初不太信他能做成。天台山这片林地有旧账，2019年至2020年上海援建建过养殖场，援建结束后原先公司撤走，和村民闹得不愉快。见过热闹也见过烂尾，外来者进山，第一反应是观望。
他进山后改造持续大半年，基础设施投入接近一百多万。鸡舍修好一批，他从2023年5月开始陆续进鸡苗，施工和养殖并行。当地村民入场干活，周边养殖场的技术人员被请来带流程，饲养、防疫、卫生、巡查一步步跑起来。基地每天有人在场，饭桌上开始出现村民带来的土特产，菜园里种的菜，鸡蛋是当天上午下的。关系在这些具体往来里慢慢变化。
△农场里的乌骨鸡蛋
鸡放到林下散养后，天敌和损耗变成日常变量。村民把信息说得很细，哪里黄鼠狼多、野狗常走，哪段围栏易松，哪片林子脚印多。巡舍、补围栏、查隐患成了固定动作，出现异常就处理，破损就修补。他在山里待得久，很多事当天就能落地，村民对他的反应速度更放心。
扩产这件事他从一开始就想过，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难点在第一步，基地刚起步，凭什么让农户把鸡交出来，按他的规则做事。最早参与的农户带着试一试的态度，有人当面顶他，“你是转型的，你的经验在哪里，我养鸡可能比你更丰富”；基地里招来的村民也会较劲，“你纠正我的做法，你养过鸡没有，我是经过培训的”。
他嘴上说服不了人，手上也拿不出成熟经验压住分歧，就把说服从嘴上挪到鸡舍里。
他去自学，买书、上网找专业内容。更关键的是请外援，和贵州大学的教授专家做远程合作，围绕乌骨鸡的饲养、防病、调控一点点摸索，把经验写成流程，再用流程跑结果。鸡养得更稳，损耗更可控，村民的态度在结果面前转弯，“原来可以这样做”。
他对养鸡定了三条标准，健康、生态、环保。品种选赤水乌骨鸡，水和料抓得最紧。水用山泉水，鸡和人喝同一套水源。饲料端拒绝抗生素，玉米不用本地的原料，改从泸州中转仓采购东北的玉米，农户上门推销也不收，理由是控品质和黄曲霉素风险。配料以玉米为主，搭配豆粕、麸皮，母鸡产蛋补钙粉，避免软蛋。防病以预防为主，系统负责预警，人工负责干预。他每月去重庆采购两三吨中草药，秋冬季备生姜和红糖，组织工人熬水给鸡饮用。
两年多以来，农场没有出现大规模疫病死亡，日常损耗主要来自体弱淘汰、天敌侵扰、鸡群争斗，死亡个体按规定无害化处理，送到政府指定地点深埋。
信任靠一批批鸡长出来，合作靠兑现变得坚定。最早愿意合作的农户只敢放小量，五十只、一百只，农户也在观察徐其勇讲不讲信用。鸡能不能养活是一关，到时间能不能按约定收走、把钱结清是更艰难的一关。
徐其勇把这件事抓得很紧，因为当地人最后看的就是按时结账和讲信用。农户算实账，收益多多少、风险可不可控，算得过来下一轮就加量。加量之后，合作从零散试养变成规模扩张，几百只、上千只的农户出现了，有人提出上半年几千只、下半年上万只。
据访谈资料统计，农场联合合作社与农户体系内，乌骨鸡在2023年出栏规模在10万只左右，2024年提升至13万多只，2025年出栏15.3万只，整体保持逐年增长。
“接下来，我们要把更多的鸡苗拿给农户养殖，他们有更多精力去专心养鸡。基地里要做的事情太多，我们把养殖数量限定在一定数额即可，把更多精力放在品牌和销售上。”徐其勇清楚，这套模式的瓶颈不在养殖端，而在销售端。
06
错失泼天流量
徐其勇在山上接到一个电话。来电那头是某国企采购部门的工作人员，说想支持他们一下。
山里信号不稳，电话刚通，说一两句就断。断了再拨，通了又断。一个小时过去，真正能听清的话加起来没几分钟。2025年6月雨季正盛，屋里返潮，山路发滑，他站在信号忽明忽暗的地方，手心一直攥着。他担心对方等烦，更担心对方把不顺畅理解成不靠谱。
他对着电话说，“你等我一下。”
转身冲出门，上车点火往下开，沿山路找一段更空、更可能有信号的地方。车到半山腰，他停在一块开阔处，信号终于稳一点，立刻拨回去。
真正接通时，对方已经要进会场。徐其勇把最关键的信息压缩成几句话，自己能供给的规模，产品的底子，合作怎么落地。通话很短，他却记得很清楚。那一刻他确认了一件事，山再偏，只要东西经得起看，就有人会找上来。
这条线索更早就埋下了。他有个朋友在外资企业工作，业务往来中认识该国企负责农产品采购的人。徐其勇创业后，朋友把线索递给他。2025年3月，他搭上联系，但推进并不顺，对方单位有既定对口支援范围，赤水不在名单里。
很多人会在这一步停住，他没有。
雨季那通电话结束后，他顺势赶到重庆。周末一早出门，他只想着别让对方久等。到了才发现，对方更早，分管领导、品控、采购、市场拓展、直播电商相关人员都在，围坐一圈，把合作当成一件要认真落地的事来推。
会后动作很快。对方安排三个人上山调研，看鸡舍，尝鸡和鸡蛋，走山路。走完一圈，结论很明确，产品有底子，环境干净，更关键的是农场运转有连续性。负责人回去汇报，又拉农业口的人一起对接，合作敲定。产品进入企业内部采购平台，按月能稳定卖出两三百只鸡。平台上架后，隔一段时间做一次直播电商推广，内部用户看见频次更高，购买更顺手。
徐其勇说，复购率能到七成左右，有人一个月买三四只，持续复购，鸡蛋作为日常消耗品，复购更密。
合作敲定后，他确实松了一口气，但也更清楚，大企业采购只是把问题照亮的一束光。
大企业内部的流程会变，规则会变，对接人会变，节奏随时可能被打断。过去两年，农场很大一部分销量靠线下关系和单位采购，一单一单往外推，救急有用，稳定很难。单子来时忙，单子断时冷，价格忽高忽低，现金流压力直接落到他身上。
2024年最忙时，团队一天能处理几百单甚至上千单，2025年同期明显冷清，订单起不来，他开始重新寻找一条更可控的销路。
忽冷忽热的订单成了他的心病，也勾起了他心底最深的那份遗憾。这种对“可控性”的渴求，源于他曾被时代的浪潮结结实实地撞过一下。在那个瞬间，他窥见过另一种爆发的可能，却因为没站稳，眼睁睁看着它成了指缝里的沙。
2024年夏天，拼多多公关部来过，拍了片子，在微博发了一下，评论区立刻有人追问在哪里买鸡。可他什么都没接住，网店没弄好，链接没有。问的人越来越多，他越着急，只能看着热度散掉。
更大的两波来自两次集中报道，他后来用四个字概括那两次，“泼天流量”。
第一次发生在2024年1月，深圳大学免费吃赤水乌骨鸡，全国几十家媒体跟进，网络上询问乌骨鸡的留言铺天而来；第二在2024年3月，央视报道“全国首个贵州赤水乌骨鸡有了自己的AI管家”。
但他没把承接工作做起来，咨询怎么回，库存怎么排，价格怎么定，发货怎么走，出了问题谁拍板。热度来得快，要求也来得快，最后都要落到具体规则上。规则不清，动作就会散，散了就接不住。
“太可惜了。”徐其勇话里满是遗憾。
他统计过，那段时间前前后后参与报道的媒体可能有七八十家。外地人从广东、河南、山东一路跑来取经，交流、参观把他的时间切得七零八落，真正能沉下来做自有渠道和内容承接的时间反而被挤没了。
也正因为吃过这次亏，他才更笃定，销路不能只靠关系和偶然，也不能只靠一两次爆红。流量本身不等于订单，但流量会带来大量订单。
07
短视频成了新抓手
我在天台山的第一个晚上，吃完饭后没有立刻回房间。唐瑛专门安排了一个火盆，火烧得旺，光把灶台和墙面照得发亮。我和徐其勇、唐瑛围着火盆坐，茶壶一直在，橘子放在手边，从白天的见闻聊到大家在山上的日子。
山里怎么过冬，鸡舍怎么选址，夜里怎么巡。聊到一半，我提议把这段对话拍成视频。旁边的专职摄影师起身去拿设备，把灯光搬进来，灯架打开，机位很快立好。我们三个人对坐，镜头开着，从8点聊到11点，直到深夜才各自回屋睡觉。
第二天早上，我和徐其勇进山。竹林下的路窄，脚下潮湿，路面全是鸡屎，鸡舍在竹子掩映的坡面上。我们边走边聊，摄影师跟拍。上午拍完，隔了一天，这段竹林下步行对谈的视频已经被剪辑完成，并发布到徐其勇的个人账号“天台山上乌鸡哥”上。
徐其勇早些时候也想做个人账号，断断续续发过一些，后来又停掉。2025年12月，一个朋友介绍了张跃林。
张跃林此前在贵州电视台工作，后来出来创业，做过贵州酱酒。行业竞争激烈，他又想转做电商，但那段时间对电商和内容都不熟，弄明白流量逻辑时，赛道已经更激烈，他退出来找新的事情做。经朋友介绍，他和徐其勇见面，很快谈拢合作，2025年12月，张跃林上山专职负责徐其勇的个人账号。
徐其勇个人账号高频更新的背后，是一套严丝合缝的协作：张跃林负责文案策划与拍摄剪辑，徐其勇负责出镜与发挥。两人白天拍摄，晚上复盘，次日继续。自2026年初起，这种高度的纪律感，让内容产出变得稳定且可控。
△张跃林（左）和徐其勇（右）在拍摄腊八粥的视频选题
视频发布前，张跃林把“徐奋斗赤水乌骨鸡”微信小店里挂在视频里，用户看到后可以直接下单。商品按规格拆分，重量分大中小三个档次，出栏天龄分300天和500天两个档次，价格从186元到276元不等。订单确认后，抓鸡到山下的屠宰场合规处理，再通过快递公司的运输送到客户手里。
短视频带来的销售效果明显。1月6日，一个广东客户刷到徐其勇的视频后，点进视频号主页，把过去的视频从上往下翻完，了解徐其勇养鸡的过程和经历后，一次性下了五十多单。
农场的用户主要集中在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一带。下单前，很多客户会追问细节，养了多久，吃什么，怎么杀，怎么寄，冷链怎么走，问得很细。
复购最稳定的一类，是给家里老人买的人。订单备注里常写给父母、给老丈人、给家里老人炖汤。他们关心汤是不是清、香、不腻。有人收到鸡后回消息，说汤炖了三个小时，油不厚，老人能喝完一碗，接着就下第二单。
另一类是城市家庭。孩子在长身体，家里对肉类来源更敏感。有人收到鸡后会拍照、录视频发朋友圈，评论里有人问哪里买、能不能试试，订单就这样带出来。这类用户复购高，鸡蛋复购能做到七成以上，鸡买得慢一些，但会持续买。
也有少数用户下单带着很强的个人判断。一位深圳大学的老师来农场看过后，每次下单都是几十只，专挑最贵的那一档。他不解释理由，只说觉得好，把鸡作为礼品，送给更多人。
城市用户表现出一种更强的“产品参与感”。有人下单后反馈说鸡很好，但炖汤时还要自己去买当归、黄芪、党参，希望农场能把汤料直接配好，甚至是把鸡切好，自己直接下锅就可以。这样的建议在资料里不止一次出现。这并非刻意的挑剔，而是他们已经将这只鸡纳入了长期的饮食版图，希望它能以更完整、更省心的形态进入日常生活。
参差的用户画像背后，藏着一种高度一致的生存逻辑。 这些用户大多生活在一线或新一线城市，身处高速旋转的齿轮中，对“便宜”早已脱敏，却对“不确定性”极度警惕。他们愿意为节省时间付费，为规避风险付费，也愿意为一个能长期稳定交付的对象付费。
一只两百块钱的鸡，在他们的世界里绝非奢侈消费，而是一种对家庭、对健康，以及对稀缺信任感的主动管理。对徐其勇来说，看清了这群人，也就看清了在这起伏不定的时代里，自己真正该握住的那根准绳。
08
花钱养鸡，花钱卖鸡
“农场养一只鸡到底要花多少钱？”我坐在火塘旁问。
徐其勇把手往火边伸了伸，笑了一下，说这个账要慢慢算，急不得。农场养的赤水乌骨鸡刚脱壳没法直接上山。山上海拔高，湿度大，气温低，鸡苗太小扛不住，必须先在温暖的室内脱温四十五天到五十天，等身体条件稳定了，才能送到山上来养。鸡苗批量跟当地专业孵化公司合作，一只算下来大概十五块钱。
鸡到了山上，成本才真正开始走。每天都要吃，玉米、豆粕、麸皮，还要加一些中草药。鸡养的时间越长，吃得越多。一只鸡每天的饲料成本大概三毛到四毛钱，看着不多，时间一拉长就吓人。按一只养三百天的鸡来算，一个月光吃的成本就差不多十块钱。
吃之外是人。山地农场不是平原，一排一排铺开就能管住，鸡舍分散在坡上、林子边，一个工人最多管十二个鸡舍，再多根本顾不过来。摊下来，一只养三百天的鸡，人工成本差不多十二块钱。
他把账往下压着算。电费、疫苗、基础设施，这些拆开都很碎，再加上场地租金，很难算得绝对精确，只能先把基础成本估出来。可真正绕不过去的是损耗。投进去十万只鸡，不可能一只不少地收回来。山上有老鹰、有黄鼠狼，野生动物夜里进场，鸡也会体弱、多病，属于正常死亡。损耗按百分之十算，他说已经很保守。
△冬天，山上会被大雪覆盖
他低头看了一眼火，说这样全部加在一起，一只养三百天的鸡，加上屠宰、包装、运输这些环节。等一只鸡送到消费者家里，成本基本就在一百六十块钱以上了。
“其实算下来没什么搞头，很大一部分都被时间拖长后的消耗吃掉了。要是再往后养，养到五百天以上，时间更长，成本只会更高。”他说。
讲到这里，他把话题很自然地拐到一笔最常出现的开支上，运输。
赤水在重庆和贵州交界处，山高林密，冷链基础薄弱。订单一多，农场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抓鸡，一早送山下屠宰场屠宰，经零下40°锁鲜速冻后，当天快递出。路程长，来回耗时，车油、人工、车辆损耗一起叠加。鸡要按时出山，鸡蛋要控温防破，包装要加厚，单件商品的运输成本被抬得很硬。
这笔钱直接压在毛利上。农产品本就利润薄，单量小的时候运费占比更高，卖得越勤，账面越热闹，实际越难松口气。遇到雨季山路打滑，或冷链车次不稳定，发货节奏被打断，客服成本也会上升，买家催问、改地址、临时退单都要人扛。
也正因为运输这道坎一直横在眼前，他才会反复说，把乌骨鸡从一座山里送进更大的市场，难点往往不在鸡舍里，而在鸡舍之外的配套。
徐其勇讲过一次对接经历。团队通过渠道接触到一家头部生鲜零售平台，对方从外地派人来调研，连公关团队都到了现场。生态环境、养殖方式、产品本身都认可，最后卡在后端的运输和仓储。对方问得很直接，如果要覆盖西南区数百家门店，货怎么做到第一时间到店。
“运输仓储是一道巨大的坎。”徐其勇说，按对方要求算下来，要投入上千万元。他解决不了，地方财政也吃紧，项目只能搁浅。
外人听起来像一句遗憾，放到农场里就是一条条被掐断的链路。生产端已经证明了产品与方法，需求端也出现明确合作意向，中间缺的却是让货物大规模稳定流动的硬件系统与组织系统。对生鲜来说，时效和仓储决定成本，也决定质量和交付稳定性，进一步决定平台愿不愿意把采购做成常态。缺一块，合作就容易停留在偶然订单与关系型采购，难以进入规模化的日常补货。
更深的难处在于配套不是补一个点就能结束。除了冷链和仓储，他还提到精深加工的资质与能力。当地缺少有资质的加工方做更细的分割与加工，产品难以通过分割降低单价，也难把体验做得更方便，更难把二产、三产接起来。他把精深加工厂建设写进了二零二六年的项目申报，想争取产业集群相关中央财政资金，但能否通过仍是未知数。
当产业缺少这些公共底座时，创业者就得用自己的现金流去顶公共设施的缺口。他说，这几年农场硬件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加上政府部分投入额度，前后已接近三千万元。
钱砸进去，鸡能养出来，订单也能零散跑起来，但真正决定上限的往往不是能不能养，而是能不能把链路接住，把交付做稳，把成本压到一个可持续的区间里。
“每天想这些问题，我都发都白了。”徐其勇说。
09
夜里挑灯看鸡
那天夜里，山上只剩徐其勇一个人。
2023年的一场雨把天台山压得很冷。吃过晚饭，工人回了家，其他同事也陆续下山，有的回重庆，有的回四川。刚起步的基地条件差，电不够，取暖设备更谈不上。他穿着衣服躺在床上，屋里潮冷，雨点敲着屋檐，一下下把夜拉得更长。
凌晨两点左右，鸡舍里突然炸开一阵鸣叫，叫得凶，叫得乱，像被什么东西逼到了角落。徐其勇从床上坐起来，先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风和雨气一下子灌进来。叫声一波一波冲进屋里，他站在窗边听了几秒，心里发紧。
他没动。
山里太黑，雨夜更黑。竹林就在屋外，风一吹，竹叶互相擦，声音在黑暗里来回跑。山上偶尔有野物，黄鼠狼、野狗，他心里清楚，这种叫法多半不是小事。他却没有立刻冲出去。那一刻他只觉得怕，怕自己一个人撞上什么，怕走出去反而更危险。
他退回屋里，摸到那只喇叭。那是他专门买来壮胆的。他站在窗边，对着外面喊了几声，声音在雨里散开，钻进竹林，回音又被风吹回来。鸡舍那边的叫声停了一会儿，像被按住了。
他把窗户关上，钻回被子里，试着把心跳压下去。
没多久，叫声又起。比刚才更密，更急，像是被逼得更近了。他在床上翻了一下身，睡不着。脑子里开始出现另一套算账的声音。那一舍鸡养了很久，钱投进去，精力投进去，一旦被咬掉一片，第二天他就得面对空出来的栏、吓坏的鸡、还有自己怎么把这事补回来。
他在黑里躺着，心里一阵一阵打架。
一边在说算了，咬就咬了，一个人顶不住，山上又冷又黑。另一边在说不行，不能眼睁睁看着，它们叫成这样，肯定出事了，养了这么久，怎么能让它就这么没了。
叫声不肯停。他也不肯再躺下去。
他翻身下床，披了件衣服，抓起车钥匙就往外走。雨水打在脸上，他踩在湿滑的地面上，鞋底发虚。那辆车是他夜里唯一能依靠的东西。他把车发动起来，坐进驾驶座，手心已经出了汗。他把灯打亮，光束劈开雨幕，挡风玻璃上全是水线，雨刷一下一下扫过去，视线还是糊的。
他沿着山路往鸡舍开，车灯照到的地方只有一小段路，路边的竹影往后退，像有人贴着路沿跟着走。车轮压过泥水，溅起来，落回去。车里没有暖气，只有发动机的震动和他自己压着的呼吸。
到鸡舍前，他先没进门。他下车，拿灯扫地面，扫围栏，再往里照。鸡群缩成一团，挤在角落里，叫声断断续续，像被吓得喘不过气。他对着里面吼了几声，灯光继续扫，黑暗里有个影子一闪，钻进竹林不见了。
他站在鸡舍外，雨打在背上，衣服很快湿透。那一刻，他没看到“东西”，但他心里已经有数，应该是黄鼠狼。鸡还在，没被咬死，却被吓坏了。他又照了一圈，把围栏和门口看完，听着动静慢慢下去，才把那口气放出来。
他没有立刻回屋。他在鸡舍外站了一会儿，确认夜里真的安静了，才转身回去。
回到房间，潮气还在，冷也还在，但他知道自己今晚能睡一点了。不是因为山变安全了，而是因为他做了决定，走出了门，开了灯，到了现场。恐惧没有消失，只是被他用一趟巡逻压住了。山里的夜仍旧很长，雨仍旧敲屋檐，但从这一晚开始，他明白了一件事，鸡叫起来的时候，他不能只躺着听。
他在山上的孤独很具体。城市里节奏快，手机响一下就有反馈，走出门就有人，聊两句就能把情绪摊开。山上没有这些。外界连接主要靠手机和网络，网络又常常不稳。人长期被困在低反馈环境里，会变得迟钝。他有一阵子甚至怀疑自己不会说话了，话到嘴边找不到合适的句子，情绪也没有出口。屋里灯亮着，外面是虫鸣和竹叶声，他坐着，想说点什么，又收回去。
他的情绪也会崩。冬天尤其容易如此。山冷，湿气重，活干不完，心里那点硬气被雨水泡软。他跟妻子说，自己出现抑郁的感觉。妻子在电话那头把他批评了一顿，说路是自己选的，把鸡养好，把今天先过完。
他听着不舒服，会沉默。挂断电话后，他在农场里走两圈，再回到屋里，没有更好的消化方式，只有继续干。
日子久了，他把孤独当成治理农场的一部分。治理的不只是鸡，也有自己。鸡叫是信号，说明边界可能出了问题；心里发虚也是信号，说明需要规则托住自己。他越来越依赖清单、节律、固定动作。动作看似琐碎，背后是他给自己搭扶手，扶手越多，人越不容易滑下去。
他对“证明自己还能行”的渴望，也是在这些夜里一点点长出来的。抛开旧身份之后，外界目光会迟疑，市场不会因为过去的履历给他回报。他要拿出新的证据。证据不是宣言，是一只只鸡活着长大，是一批批订单按时发出，是他在最狼狈的时候守住边界，让体系继续转动。
孤独不会消失，它会换一种方式伴着他。夜晚总会过去，明天还要继续，他必须行。
10
不能没有狗
农场里的狗一直比人更早知道夜里会发生什么。
最早，基地养过三条狗，在院子和山路上跑，见人就摇尾巴。后来三条狗被毒死了。狗一死，偷鸡贼猖狂起来，有人进农场偷鸡，丢失300多只，损失6万多元。没有监控，只能抱憾。
村民说，农场不论如何还是要有狗。徐其勇开车去过山下的流浪狗中心挑狗，挑的是特别大的那种，想着凶一点、壮一点，能巡逻、能看门，两只狗，费用966元。
狗来了以后，把所有人都教育了一遍。两只狗见人就上前互动，谁都亲热，谁都不防，像宠物狗。吃得多，跑得快，守不住门。其中有一只狗更难处理，它像“幽灵”一样，白天看不到，晚上才回来，吃完就钻进鸡舍咬鸡。农场的人抓不住它，猎人来也围不住，只能把流浪狗中心的人请上山，大家一起围捕，把它堵在鸡舍里，抓住，退了回去。
后来，麻花来了。
△农场卫士“麻花”
麻花不是在城市里挑来的，它来自川东农村。2025年春节，农场工人罗勇的母亲通过亲戚关系，找到两只猎犬的崽，一只花花斑斑，后来叫麻花；一只通体白，叫白花。那条母狗在当地很出名，腊月里捕获过20多只猎物。后来，母狗失踪了，全村几十号人找了两天没找到。好在留下了两只小狗，罗勇的母亲给亲戚做工作，对方没收钱，只拿了两把面，就让罗勇把小狗带回农场了。
两只小狗第一次上山的时候很狼狈，晕车，身上脏兮兮的。唐瑛在厕所里用温水给它们冲洗，再用吹风机吹干。麻花那时并不好看，也不讨喜，身上是一团还没长开的毛。但它很快就用行动把自己留在了基地。
它开始守门。
麻花认识人很快。朋友来，它不咬。穿得破烂、鬼鬼祟祟的陌生人靠近，它会冲上去。白天办公室有人，它会趴在门口。只要喊它名字，“麻花”，它一定会出现。春夏秋冬都一样。
麻花在基地里不只是看家，它更像一个夜间的同事。罗勇说，有一次，他正准备锁上办公室的门回房睡觉，旁边的鸡突然嗷嗷叫，“叫法不对，像被什么抓了。”
他在门口大声喊，“麻花！”
麻花呲溜冲到他面前，他们一起冲到鸡舍护栏的门前，麻花直接一扑，把门扣撞落，冲进鸡舍追了一圈。第二天早上喂鸡时，他发现有一只十多天大的小鸡死了，脖子上有痕迹，他判断是黄鼠狼来过。
“因为有麻花，大家胆子大多了。黄鼠狼还会来，但没有以前那么猖狂。”徐其勇说。
白花在2025年怀崽那段时间，麻花又做了另一件事。那天白花快要下崽，麻花和白花在办公室后面汪汪叫，把人叫过去。麻花先在屋里找稻草，把稻草拖出来做成一个草窝，白花就在草窝里产下小狗。连续几天，麻花几乎不怎么吃东西，就守着白花，不让人靠近。唐瑛接手喂养，她把鸡蛋煮进米饭里，“稍微放了一点点盐”，端给狗妈妈吃。麻花守着，白花吃着，屋子里很安静。
唐瑛和狗的关系，从来不是“喜欢”两个字能概括的。她会给它们吃，会管它们生病，会在需要的时候对它们下命令，也会在它们做错事时批评、甚至动手教训。她把这种关系当作农场的一部分，既不溺爱，也不放任。
麻花生过一次病，流口水，徐其勇急着找兽医买药，价格被人收得离谱。唐瑛知道后骂了他一顿，转身就去退钱。药按她能接受的方式去用，价格低，狗也好了。她不是为了省钱，是不允许农场里出现“无底的成本”。
狗也会做一些人解释不了的事。
有一次，一位重庆的媒体朋友到农场做客，原本打算在山上住一晚，临时有事，十点多要连夜下山。麻花直接趴在车灯前不让走。喇叭按了也不动，赶开了又跑到前面挡。几个人折腾了十几分钟，车终于驶出农场大门。开到半路，远远看见有人挥手，前方刚发生滑坡，大树倒下来拦住了路。时间差就在十几分钟。
徐其勇，说如果没有麻花，大树可能会倒到车上。唐瑛指着麻花，对我说了一句，“就这个麻花，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农场的秩序一部分来自人，另一部分来自这些狗。它们既是防线，也是日常的陪伴。
11
重新理解乡村人情事
山里的很多事，最开始看起来都很小。
鸡舍还没完全稳下来时，夜里先热闹起来的是狗。村里家家户户养狗，看家护院，户与户隔得远，狗多半散养不拴，天一黑就三五成群凑到一起，钻进鸡舍。夜里能听到鸡舍里有些许动静，到了早上，鸡舍里原本一百多只鸡，往往只剩三五十只，有的遍体鳞伤，有的受惊钻进林子，再也找不回来。
监控里反复出现一条大黄狗，浑身发黄，尾巴毛茸茸的。村里雇来的工人说见过类似的狗，却说不清是谁家的。徐其勇和唐瑛只能挨家挨户去打招呼，请村民把狗拴起来。
有一次，线索几乎就落在眼前。附近一位阿姨家的狗和监控里的黄狗很像。阿姨不认，说自家也养鸡，从没见过狗咬鸡。唐瑛记得徐其勇当时说过一句判断，“那只狗的眼神很纯善，不像。”
没过多久，夜里巡场的工人听见竹林里有异动，手电一照，发现一条狗被缠在竹桩上。像是晚上被主人系住后挣脱了狗链，咬完鸡想钻回去，链子却在竹桩上越缠越紧。工人气得不行，拿着铁锹和锄头，说要教训这只狗，偷吃了这么多鸡，给农场造成了严重损失。
徐其勇站出来拦住，说不要动手。两个老人家里只有这一只狗，看家不容易。他给阿姨打电话，问狗在不在家。阿姨说不在。人到农场一看，果然是她家的狗。狗被解开，领回去了。之后，那条狗再也没出现过。
再往后，问题开始落在人身上。农场拉电、立杆、走线，需要砍竹、打孔。有人开始按件算钱，一根竹子多少钱，电线拉过去不占地，也要算一个洞的钱。拉线时不小心踩坏红薯藤，还要再赔几十块。过去对村民的温暖和体谅，被一项一项拆解成具体的金钱结算。
“钱我还是赔了，一分不差地给他们了。”徐其勇说。
那之后，他对乡村相处的规则有了更直接的认识。日常往来可以有人情，但涉及责任和利益，必须回到明确的计算。把原本模糊的口头约定，换成清晰的边界，是为了让关系不被一次摩擦耗尽。
12
改掉的不是锋利，是锋利的用法
四川大巴山的农村，鸡叫声分得出时辰。清晨尖，傍晚拖长，院子里一响，人的一天就开始了。
徐其勇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1976年春天，他出生在四川大巴山一带的农村，母亲在农村养鸡，鸡是家里常年不断的活计。院子不大，母亲的手上常沾着水和柴火灰，抓一把谷壳，扬出去，鸡就追着啄。孩子站在旁边看，看的不是热闹，是手上的重复，喂完一顿还有下一顿，收拢一次还有下一次。
家里穷，高考结束，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他手里，全村人欢天喜地，凑钱送他去重庆读西南政法大学。他的专业是法学，但进了报社，做记者。
工位把愿望打回原形。消息写不出来，手写三四百字还没把导语写完，“我老是被编辑骂”。他在租来的房子里改稿，第二天再去挨骂。
焦灼不是词，是房租到期的日期，是电话响起时手心出汗的那一下。他学写作不靠灵感，靠笨办法，买《参考消息》的报纸拆导语，照着格式练，倒金字塔拆开再装回去，先模仿，再熟练，慢慢能写通讯，能写故事。
他最早进入的报纸，是《西南工商报》。那是一张行业报，也做新闻，报纸里分新闻周刊、消费周刊、市场周刊等版块，他在新闻周刊做深度。那些年，他在工商系统背景里训练出来的本事很朴素，到现场去找证据，盯细节，盯到线索自己露头。
后来，重庆媒体系统迎来一次机构整合。报业体系在2002年前后启动调整，要组建新的报业集团，原来的《西南工商报》也在转型中改名为《消费导报》。徐其勇被腾挪，到了2005年前后又被安排到《重庆晚报》，一待就是很多年。
晚报年代的重庆，节奏快，线索多，现场密。重庆街头卖旧衣服的小贩，每天把衣服熨烫得整整齐齐，他盯了几天，发现一些衣服带血迹，顺着线索往上追，追到源头，听到的是日本韩国的来尾货，听到的也是殡仪馆火葬场的衣服被扒下来再流入市场。
现场不怕问，就怕证据。他拍照取证，被人发现，一个大汉冲上来按住他，他把衣服一脱，顺手一溜就跑出去。那条新闻发布后，工商部门去捣毁。
这类经历在他性格里留下同一种生猛的理性，讲道理的冲动会被压下去，先把证据攒够，先把事实链钉牢。
媒体生涯留给他的，除了职业的荣光，还有一种更为沉甸甸的情感羁绊。一次，赡养纠纷的稿子发布出去后，报社保安通知他，楼下有人找。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提着一只母鸡和鸡蛋，从重庆合川坐了三天车到报社。
她不是来闹事的，是来道谢的。
那一刻，徐其勇当场哭了。
随后，他写稿的方向发生变化，更多去写那些能帮到人的稿子。
然而，现实并非总是温情脉脉，有时它也会露出冷峻的一面，给他猝不及防的一击。
一年夏天，他在重庆市中心一处人流密集的地下通道里撞见一个隐蔽的赌局，证据拿得很确凿，稿子发出去前没有与相关部门做过沟通核实。第二天，执法部门介入，紧跟着来的不是一句“破案”，而是系统内部的问责。当天下午，一个基层单位的人约他吃饭，饭还没开始对方就哭，说自己好不容易熬到一个单位的位置，因为这篇稿子被拿下了。
那次风波之后，徐其勇在处理涉及执法部门的监督报道时，变得更加审慎与克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妥协了，而是习得了一种分寸感。监督与伤害之间有一条线，能不能跨，跨到哪里，得由事实和后果来决定，不由情绪决定。
到了2012年，他离开重庆的体系，去了上海的《东方早报》。这不是简单的跳槽，更像是一次重新落位。重庆的街面训练给过他速度与胆量，也给过他对秩序的敬畏。带着这些东西，他换了一座城市，换了一套更大的新闻语境，继续往前走。
我问他，经历这么多事情，会对新闻理想产生动摇吗？
他说不会。改掉的不是锋利，是锋利的用法。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