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城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西北的大鄣山乡境内，有“中国最美乡村”之称，由程村和戴村两个村庄组成。戴村建于明朝中叶；程村历史更悠久，始于南宋末期。图片来源 | 图虫创意
长江，这条横贯中华大地的母亲河，不仅滋养了五千年的农耕文明，也亲历了乡村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深刻变迁。古代巴人賨族“男尚武、女善织”的社群实践，与今日贵州“村超”的激情呐喊隔空共鸣；昔日“父母在，不远游”的伦理秩序，正被新时代城乡间活跃的人才流动所重构；而“小桥流水人家”的静谧，也已注入“产业兴村”的开放动力。长江流域的乡村文化始终在传承中创新，在变革中延续。
长江岸边的古今回响
长江流域的乡村文化始终随着江水的流淌生生不息。《山海经》第十八卷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四川达州罗家坝遗址墓葬发掘出的青铜器与纺轮证实，春秋战国时期賨人男性勇猛尚武，女性精于纺织。賨人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族群，巴渝舞从“前歌后舞”的军事演练演变为宫廷乐舞，最终沉淀为川东民间的踢踏舞、摆手舞，而薅草锣鼓、川江号子这些源于劳动的艺术形式，至今仍在江畔回响。
随着历史演进，长江流域乡村逐渐形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节奏，孕育出“邻里相帮，守望相助”的乡村伦理。古代这里的乡村，恰似散落在江河两岸的明珠，借水路串联成一个个文化共同体。商船往来于码头集镇，既带来物资交换，更推动文化交融。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描述四川眉山：“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的徽州商帮、洞庭商帮等以家族为纽带，经商致富后归乡修祠堂、建书院、兴水利，将商业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催生出独特的乡绅文化。
宋代刘松年绘《春社图卷》局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春社是祭祀社稷土地神的日子，春社的时间一般为立春之后的第五个戊日。此卷描绘春社日山居村民祭祀毕，宴饮、醉归的祥和景象。
（竖图请横屏观看）
杜牧在《江南春》描绘的江南“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景象，与今日无人机航拍画面中的乡村新居、光伏电站形成奇妙叠印。江岸边的宗族祠堂与现代文化礼堂隔河相望，私塾旧址上建起的希望小学传来琅琅书声，曾经用于祭祀祈福的社戏舞台，如今偶尔还会上演现代话剧。这种时空交错的景观，正是长江流域乡村文化传承与变革的生动写照。
晨雾下的湖北黄冈英山县杨柳湾镇新铺街村，沪武高速与连绵的群山、错落有致的村庄、光伏发电在此相映成景。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固土安民到服务兴人的治理之变
在长江流域的乡村治理史上，户籍与土地制度将农民与土地绑定，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形成了“定籍定业”的封闭体系，确保赋税征收和徭役征发，实现“固土安民”的静态稳定。
秦汉时期，“编户齐民”制度在全国推行，涵盖长江流域。“编户齐民”制度将全国人口编入户籍，详细登记姓名、年龄、田产等信息，形成了“定籍定业”的管理模式。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庐江郡（今安徽庐江一带）登记户籍达20.4万户、45.7万人。《商君书》亦载“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这种制度如同一张巨大的网，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不得随意迁徙。
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农业生产，并形成了安土重迁的习俗。图为元代程棨绘《摹楼璹耕作图》局部，原图描绘了宋代南方水田耕作体系从播种前处理到收获后仓储的 21 个场景，现藏于弗瑞尔·赛克勒美术馆。
宋代是长江流域乡村治理体系成熟的关键时期，保甲制度在这一区域广泛实施。《宋史·兵志》记载，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保甲法，“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且“既行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达于天下”。保甲组织不仅承担治安职能，还负责督促农业生产、征收赋税。这种治理模式以土地为锚点，将农民的生产生活严格限制在特定区域，形成静态社会结构。欧阳修于《丰乐亭记》中描述其在滁州所见所闻，其中“民老死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正是这种封闭状态的真实写照。
明代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更为严厉。明时期的农民被编入“黄册”与“鱼鳞图册”，前者记录人口，后者登记田产，形成“田有定主，民有定籍”的静态格局。《大明律·户律》明确规定：“逃避差役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农民若要离开家乡，需向官府申请“路引”种模式下，长江流域的乡村成为相对封闭的社群，农民如同土地的附属品，虽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稳定，却扼杀了人口流动的活力。
明代的《鱼鳞图册》，安徽博物院藏。鱼鳞图册又称鱼鳞册、鱼鳞图等，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土地登记簿册。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随着时代的变迁，长江流域的乡村治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传统束缚于土地的治理转向以服务人为核心的现代治理。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奠定制度基础。进入21世纪，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深化：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统筹推进户籍与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引导农业人口有序转移。2024年6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定，因升学、务工等迁出农村户籍者，符合条件即可返乡并享受宅基地申请、集体收益分配等同等待遇，既畅通了“返乡通道”，又激活了城乡人才资源双向流动。
重庆市推行的“党建统领乡村‘院落微治理’”模式颇具代表性。其中，重庆巴南区围绕这一模式创新实践：在1855个农村网格基础上，进一步细分院落、院坝微网格，同步设立党小组，并由党小组组长兼任“院落长”，通过整合驻村干部等力量，推动治理组织在基层扎根。工作中，巴南区聚焦环境整治、院规家训等五大核心内容，采用“村党组织引领+联建单位支持+村民投工投劳”模式，建成185个“巴适小院”；同时，搭建议事平台，推广“清单制”“积分制”，并推动5000余名党员“挂牌亮户”，有效推动乡村治理从“要群众参与”转向“群众要参与”，最终实现“环境美、治理顺、文化馨”的乡村新风貌。
在重庆推进“院落微治理”的同时，各地也在同步探索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多元路径：长江三角洲地区依托特色农业、乡村旅游与农村电商拓展多元就业渠道，同时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着力推动城乡资源均衡配置。此外，枝江市进一步引导新乡贤参与乡村“共同缔造”活动，组织新乡贤开展矛盾纠纷调处、法治宣传等志愿服务，参与人次近千，解决民生实事300余件，彰显出“服务兴人、多元共治”的治理新范式。
古代治理通过限制流动实现静态稳定，而现代治理则在鼓励流动中构建动态平衡。这种转变并非否定传统治理的历史价值，而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治理理念的创新发展。古代“编户齐民”中的基层组织经验，转化为现代“网格化管理”的组织基础；传统“乡约”中的自治理念，演变为当代“村民议事会”的民主实践；旧时“劝农课桑”的重农传统，升华为如今“产业振兴”的发展战略。
宗族礼法到现代乡贤的关系之变
长江流域古代乡村的人际网络，长期以宗族制度为核心，形成“聚族而居，宗法相连”的封闭体系。宗族如同“隐形政权”，以祠堂为精神核心、族谱为传承载体、族规为行为准则，构建起熟人社会网络。
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是宗族制度高度发达且独具特色的区域。其宗族组织以士绅化为显著特征，通过商业资本积累与科举入仕实现社会地位跃升。宗族祠堂不仅作为祭祀场所，更承担族产管理与文化传承的核心功能。以无锡荣氏家族为例，其宗祠设族长负责制定族规、调解纠纷、管理族产，家训十二条中“族长当尊、宗族当睦”的训条，凸显了江南宗族重视伦理秩序与内部凝聚力的文化特质。
浙江省江山市清漾村毛氏祖祠 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古代宗族制度通过三重机制实现社会整合：一是祭祀制度，通过定期举行的祭祖仪式强化血缘联系。二是互助体系，如范仲淹在苏州设立的“义庄”，通过族产收入救助贫困族人。据《范文正公义庄规矩》记载，义庄不仅“逐房计口给米，每口一升，并支白米”，为族人提供日常口粮，还针对婚丧大事给予资助，“嫁女者给钱三十贯，娶妇者给钱二十贯”，通过制度化的资源分配实现宗族内部的共济互助。三是惩戒机制，族规对违反伦理者规定了从训斥到驱逐等一系列处罚。这种“礼法合一”的治理方式，使得宗族成为国家治理的延伸手臂，形成“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的治理格局。
乡贤是宗族制度与乡土社会的重要支撑力量，他们通常是致仕官员、拥有科举功名的士绅或德才兼备的富裕人士，凭借其学识、声望、财富和宗族背景，深度参与乡村治理。明代大儒王守仁在南赣巡抚任上推行的《南赣乡约》，是政府授权、乡贤执行的典范。该乡约通过建立由本地乡贤担任管理者的自治组织，制定共同规约，实现了“息讼罢争”的治理目标。这些作为“四民之首”的乡贤，既是宗族利益的维护者，也是国家意志在地方的传达者和执行者，在“皇权”与“族权”之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缓冲与中介角色。
清代《圣谕广训》，广东省珠海博物馆藏。官样书籍经乡绅与乡规乡约落地民间，是维系基层自治的重要纽带。 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现代社会的深刻变革冲击了传统宗族制度，长江流域的乡村关系纽带正在从“血缘认同”转向“价值认同”，宜昌市推行的“新乡贤+”工程即体现了这一转变。该市建立县、乡、村三级新乡贤数据库，常态化开展产业招商与人才引育，远安县已举办新乡贤招商推介会27场，吸引20个乡贤投资项目落地。与古代乡贤相比，现代乡村精英的社会定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从“道德楷模”转向“发展引擎”，从“教化者”转向“服务者”，从“宗族代表”转向“社会贤达”。
各地推行的移风易俗运动，进一步加速了乡村关系模式的转型。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推出的婚丧宴请“瘦身菜单”，有效遏制了大操大办的铺张陋习，打破了传统宗族借仪式敛财与炫耀实力的旧俗。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开展的“微家训”活动，则将传统家训文化融入现代家风建设，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些实践表明，当代乡村关系的维系不再依赖于刚性的礼法约束，而是建立在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之上，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公民社会形态正在乡村逐步形成。
耕读传家到教育筑基的教育之变
古代乡村以“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为核心价值，将农耕生产与文化学习结合，既强调“农为本业”，又重视“诗书教化”，形成独特的家庭发展理想。南宋诗人陆游在《秋日郊居》中描绘了这种教育场景：“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诗中自注道：“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这种季节性的乡村教育，反映了农业社会“忙时耕种，闲时读书”的生活节奏。
古代乡村以“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为核心价值，将农耕生产与文化学习结合。在耕读理想的实践中，私塾是主要载体。图为明代仇英所画的《临宋人画十五开册》中的《村童闹学》，描绘学童在私塾中玩闹嬉戏的场景，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浙江荻港是崇文重教的典型，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美誉。村内有章家三瑞堂、吴家礼耕堂等50多座堂屋。章、朱、吴三大家族是当地望族，朱熹曾孙朱潜曾携子隐居于此，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老师章鸿钊也出自荻港。荻港章氏家训以“传家二字，曰读与耕；兴家两字，曰俭与勤”等48字为核心，世世代代传递着重视文化学习与素质教育的理念。
在耕读理想的实践中，私塾是主要载体，并始终带有鲜明的精英属性。
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私塾按其办学主体和招生范围，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族塾，由宗族出资创办，如浙江荻港章氏的积川书塾，专为培养族中子弟而设；二是家塾，由富裕人家独家延师设立，专教本家子女；三是乡塾，由塾师自行开办，面向乡里招生，学生家庭需缴纳学费，如重庆酉阳李溪镇的乡塾，便常见学生以米、油、烟叶等实物抵扣束脩。
私塾教育的社会功能局限于阶层跃迁。对于大多数农家子弟而言，“耕读传家”只是遥不可及的理想，他们往往因贫困无法入学，或中途辍学务农。即便是入学的少数人，也只有极少数能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这种教育模式形成了一种“精英筛选”机制：一方面，少数佼佼者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实现阶层跨越；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仍滞留乡村，教育起到的是乡村文化传承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私塾教育不重视实用知识，算术、科技等内容完全缺失，无法满足农业生产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现代长江流域的乡村教育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从科举预备转向素质培养，从家庭责任转向政府义务。1951年，重庆酉阳等县大力发展新式小学，每个村建立公办初级小学，私塾自行瓦解消失。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标志着乡村教育进入法治化轨道，“普九”攻坚让长江流域的乡村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与古代私塾束脩不同，现代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政策，政府不仅免除学杂费，还提供营养午餐、寄宿补助等多项资助。希望工程等公益项目则为贫困学生提供额外支持，仅在长江流域就援建了数千所希望小学，圆了无数农家子弟的上学梦。
与古代私塾服务科举不同，现代农村公立教育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增设了科学、信息技术等实用课程，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图为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塘洲中心小学学生在田园中上音乐课。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当代乡村教育的核心目标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教育公平。与古代私塾服务科举不同，现代农村公立教育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增设了科学、信息技术等实用课程，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在湖北宜昌，许多乡村学校积极将三峡地域文化融入教育实践。江苏南通的乡村学校将劳动教育作为培养学生的重要途径，形成了系统化的实践模式。这些实践表明，现代乡村教育不再是个别家庭的“改变命运”之战，而是国家战略层面的“筑基工程”。
从“耕读传家”到“教育筑基”的转变，体现了教育理念的根本革新。当长江流域的乡村学校配备了多媒体教室、塑胶跑道，当乡村教师享受着国家专项补贴，当农家子弟能通过专项计划进入重点大学，教育真正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基石。
劳动附属到纯粹快乐的娱乐之变
长江流域的传统乡村娱乐，大多源于农业劳动，服务于生产需求，具有鲜明的功能性特征。考古发现证实，巴渝舞源于巴师伐纣时的“执仗而舞”，这种舞蹈最初具有军事训练功能，后来才演变成宫廷乐舞与民间艺术。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娱乐活动始终与劳动生产紧密相连，形成了“寓劳于乐”的文化传统。薅草锣鼓便是典型代表，这种流行于川东地区的民间艺术，通过锣鼓伴奏与领唱合唱，既能统一劳动节奏、提高工作效率，又能缓解疲劳、愉悦心情，将枯燥的农活转化为集体创作。根据鄂西、川东等地的民俗史料记载，薅草锣鼓的唱词多为即兴创作，内容涵盖农事知识、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领唱者被称为“歌师傅”，不仅需要嗓音洪亮，更要精通农事，能根据劳动进度灵活调整唱词与节奏，以达到指挥生产、鼓舞士气的目的。
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农民面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繁重劳动，需要通过娱乐活动释放压力、寻找慰藉。宋代陆游的《游山西村》中“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的描写，既展现了乡村娱乐的热闹场景，也暗示了其简朴本质。传统娱乐很少有专门的场地与设备，多是“借地表演”，没有专业演员，都是“自娱自乐”，不求观赏效果，重在参与过程。
传统乡村娱乐的功能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劳动节奏，如薅草锣鼓、插秧号子等；二是祈福禳灾，如社戏多在春耕前或秋收后上演，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三是维系社群，如春节秧歌、端午龙舟等集体活动，强化了宗族认同与村落凝聚。这些娱乐形式都有固定的时间节点与表演程式，与农业生产周期高度同步。巴人賨族的集体舞蹈后来演变为踢踏舞、摆手舞等民间艺术，虽然娱乐性增强，但仍保留着集体协作的原始基因，反映了传统娱乐与社群生活的密切联系。
2025年10月18日，贵州“村超”足球超级联赛在榕江县主赛场启幕，黔东南州丹寨县啦啦队入场。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当代长江流域的乡村娱乐发生了本质变化，从劳动附属品转变为独立的精神享受，从功能性活动升级为主体性表达。2023年火爆全网的贵州“村超”就体现了这种转变。与传统娱乐不同，“村超”没有直接的生产关联，不依附于任何劳动过程，纯粹是为了满足村民的精神需求。这次联赛由群众自发组织，参赛球队20支，以参与榕江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的车江八个村代表队为基础，邀请各乡镇街道以村或社区为单位组织参加。每场观众多达数万人，其“超级星期六”大赛，成为当地群众的欢乐海洋，展现了“为快乐而快乐”的纯粹娱乐精神。
榕江的“足球热”始于20世纪40年代，广西大学内迁期间将足球运动传入该县。经过八十年的发展，足球从最初人们的好奇观望变成全民热爱，从校园运动扩展到乡村赛事。20世纪90年代，村民在河边废弃的农田自制球场，用树枝做球门，用石灰粉画线。这种简陋条件下的坚持，体现了乡村娱乐从“苦中作乐”到“主动寻乐”的转变。如今的“村超”，虽仍保留着接地气的奖品设置，但专业程度已大幅提升，拥有注册球队35支、国家一级运动员20人、二级运动员147人，成为标准化与民间性完美结合的现代乡村娱乐样本。
传承中创新，变革中延续
站在新时代的长江岸边回望，从賨人的青铜文明到现代乡村的振兴图景，长江流域的乡村文化建设走过了一条从禁锢到解放、从依附到自主的演进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治理模式从“固土安民”的静态控制转向“服务兴人”的动态发展，社群关系从“血缘认同”的宗族礼法走向“价值认同”的公民社会，教育体系从“耕读传家”的精英通道变为“教育筑基”的全民工程，娱乐方式从“劳动附属”的功能活动升华为“纯粹快乐”的精神享受。这些转变共同构成了长江流域乡村文化的现代化图景。长江流域的乡村文化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保存，而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古代保甲制度的控制逻辑虽已过时，但基层组织的治理智慧在重庆“院落微治理”中得到新生；宗族制度的血缘壁垒虽被打破，但乡贤参与的优良传统在咸丰“六联并进”机制中焕发活力；私塾教育的科举导向虽已改变，但“崇文重教”的价值理念在现代义务教育中延续传承；劳动附属的娱乐形式虽被超越，但集体参与的精神内核在贵州“村超”中发扬光大。
浙江省长兴县吕山乡胥仓村，村民在网格员指导下猜灯谜防诈骗。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从巴人“男尚武、女善织”的固化分工，到现代农民的多元职业选择；从“父母在，不远游”的安土重迁，到“返乡创业”的自由流动；从“学而优则仕”的单一追求，到“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从“苦中作乐”的被动适应，到“为快乐而快乐”的主动创造：长江流域的乡村居民正在经历从“传统农民”到“现代公民”的深刻转变。
长江依旧东流，文脉代代相传。长江流域的乡村文化始终在变与不变中向前发展。变的是形式与载体，不变的是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变的是制度与技术，不变的是文化血脉的赓续。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乡村文化建设的故事还在继续，正如奔腾不息的长江，永远向着未来，流淌出新的篇章。
“中国三峡杂志”微信公众号
欢迎订阅：邮发代号38-383
立足三峡，关注人类家园
报道河流地理与水文化
责编：柳向阳 王旭辉
美编：刘彬跃
校对：段海英
审核：任 红
来源：《中国三峡》杂志 2025年第12期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