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高峰的地铁车厢里，遇见了两位老人。他们身上带着某种体制内浸润出的儒雅，正低声聊着养老金。
“八千多，够花了。”一位语气平和从容。
“我才一万出头，不算高。”另一位推了推眼镜，话里透出些含蓄的自谦。
周围的年轻人纷纷侧目，眼神里三分羡慕，七分错愕。斜对面，坐着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脚边搁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他望着那两位交谈的老人，脸上的神情先是惊讶，继而有些尴尬，最后凝成一种复杂的羡慕。
那一刻，车厢里的空气仿佛被无形地折叠了。一半是云端的安稳晚年，一半是泥土里的老无所依。体制内的“富足”退休后愈发凸显，而体制外的普通人，连一份体面的养老，似乎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一、
这些年，因工作与生活，我接触过不少老人。从他们身上，你能清晰地感受到，退休从来不是人生统一的休整线，反而像一道显影剂，让阶层的差距彻底浮现出来。这种差距，更像一道陡峭的悬崖，将不同群体的晚年生活，决然地分割在两个世界。
位于顶层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大多八千左右，多则上万，这并非网络流言，而是我与多位此类老人交谈中反复验证的事实。他们的晚年堪称“退休即享福”，游山玩水，含饴弄孙。高额的养老金不仅让他们自己的生活滋润有余，还能补贴儿女还房贷、养孙子，活成了许多年轻人眼中“躺着也能赢”的模板。
身处中间层的企业职工，养老金则多在两千到四千之间浮动。我认识一位南昌私企退休的张阿姨，六十二岁，退休前在服装厂做车工，每月领两千六百多元。她曾给我算过一笔账，水电气和通讯费三百多，菜米油盐费一千多，剩下几百要备着看病、买日用品，一分钱也不敢多花，旅游更是想都不敢想。
而最底层的城乡居民，境况更为艰难。南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月仅两百元左右，即便算上个人账户缴纳的部分，多数老人每月到手也不足一千。我家一位种了一辈子地的亲戚便是如此，每月两百多块钱，“够买袋化肥，不够养老。”
于是，在南昌的街头巷尾，你常能看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仍在忙碌，小区里做保洁，菜市场摆小摊，餐馆后厨洗碗。
别轻信“闲不住”的说法，实话往往是，养老金不够花，不干活就得紧巴巴地过日子，有时候还得补贴下子女。相比之下，体制内退休的老人们，广场舞跳得从容，早茶晚酒安排得惬意，这般对比之下，“安享晚年”对前者像是奢侈的梦，对后者却只是寻常的日常。
二、
前些年，鹰潭市曾公布过一组养老金数据，引发不少讨论。机关退休人员月均5080元，企业退休人员月均2368元，城乡居民月均则仅有207元。
这意味着，体制内的养老金是企业职工的2.14倍，是城乡居民的24.55倍。一位机关退休老人每月的收入，抵得上二十四位农村老人的总和。
更残酷的是，之前的养老金调整机制，还在无形中继续拉大这种差距。过去多年，养老金调整往往采用“按比例普涨”的方式：同样上涨5%，一万元每月多得五百元，两千元却只多得一百元。
许多人曾寄希望于“养老金并轨”能缩小差距，但现实远比想象复杂。
机关事业单位普遍设有“职业年金”作为托底，这相当于一份体制内专属的补充养老保险，全部计入个人账户，退休后按月领取，等于多了一份稳定收入。而大多数私营企业，连公积金都未必足额缴纳，更别提企业年金了。普通职工的养老保障，依旧只有基础养老保险这“一根独木”。
这样的落差，已不仅是简单的“待遇不同”，更像是一种资源分配的失衡，让原本宽裕的愈发从容，让原本拮据的愈发艰难。
三、
体制内老人的“富足”，从来不只依赖养老金，而是一整套福利体系长期叠加的结果，使他们在退休前就积累了可观的底气。
“集资房”是其中一道坚实的护城河。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许多公家单位都有这类政策，价格远低于市场。加上足额的公积金，房贷压力微乎其微，甚至不少人因房产地段优越，早早享受到了房地产发展的红利。
我曾拜访一位体制内退休老人的家，一百五十平的房子，无贷，装修得体。老人坦言：“年轻时没太为房子发愁，单位分的房，没花多少钱。退休时手里也存了些。”没有沉重的房贷，他们的储蓄能力自然远超普通工薪阶层。
此外，还有诸多隐性福利的多年加持。只要不遭遇重大变故，许多体制内职工在退休时，已攒下可观的积蓄，存款可观、手握房产的情况并不少见。对他们而言，每月上万的养老金，更像是一种“锦上添花”的额外收入。
反观普通私企打工者，半生背负二三十年房贷，不少人连公积金都没有，一辈子的劳动所得，大半填进了钢筋水泥和银行利息。退休时房贷或许刚清，口袋却已空空，那点微薄的养老金，成了他们晚年唯一的经济来源。
四、
或许有人会说：“体制内贡献大，拿得多理所应当。”然而，贡献的标尺，真的只在于工作单位吗？只在于是否坐在办公室里吗？
我无意否认体制内人员的付出。他们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领域的工作，确实支撑着社会的有序运转。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私营企业职工和广大农民的贡献。他们的汗水，同样是国家发展的基石，甚至更为具体、更为沉重。
私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贡献了超过80%的就业岗位和60%以上的GDP。南昌街头巷尾的小店、写字楼里的公司、工业园区中的厂房，哪一个不是城市活力的来源？
更不应被遗忘的，是那些每月仅靠一两百元养老金度日的农民。早年在乡村走访时，我见过太多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他们种出的粮食养活了亿万国人，他们放下农具进城务工，成了建设高楼、修通道路的“农民工”，以最朴实的劳动力支撑起了制造业的崛起。他们奉献了青春、土地和廉价的粮食，将发展的机遇让给了城市。可当年老力衰，却只能面对每月数百元的补贴，连基本的养老都成问题。
贡献的价值，不该仅用工作环境的舒适与否来衡量，也不该以是否身处体制内来界定。田埂上的汗水、车间里的油渍、街头奔波的辛劳，与办公室里的笔墨一样，都是托举这个社会向前的重要力量。
我一直觉得，养老保险的本质应是“互助共济”。它不该沦为让富裕者更富的工具，而该是年轻一代扶助老者、收入较高者帮扶收入较低者的桥梁。让每一位为社会付出过汗水与青春的劳动者，都能在晚年拥有应有的体面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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