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ICE来到冬奥会
随着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圣火在意大利北部的山峦与冰场间传递，这场四年一度的冰雪盛会本应是团结与竞技的象征。然而，一股源自大西洋彼岸的政治寒流却先于运动员抵达，在意大利政坛与民间掀起了一场剧烈的震荡。
当地时间2026年1月30日，意大利米兰，意大利执法人员在米兰奥运村周边巡逻。视觉中国 图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多家媒体的综合报道，美国政府确认将派遣其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特工参与冬奥安保的消息。这不仅令原本常规的外交协作演变成一场关乎主权与民权的公共危机，更将赛事安全这一宏大叙事推向了道德与伦理的审判台。
对于特朗普当局而言，派遣其下属的国土安全调查局（HSI）特工为副总统JD·万斯、国务卿鲁比奥等政府高层代表团提供支持，是基于多年国际赛事安保经验的惯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引述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的话称，这些特工在奥运期间承担的是“安保职责”，且“显而易见，他们不会在外国开展移民执法行动”。英国《卫报》也补充报道，美方重申HIS特工们将主要负责审查并降低来自跨国犯罪组织的风险，且所有安保行动均在意大利当局的统一管辖之下。然而，这种技术性的、官僚化的术语在意大利愤怒的民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米兰市长朱塞佩·萨拉的表态就相当激烈，他直接将ICE形容为“会杀人的民兵”，并坚决表示他们在米兰是不受欢迎的。萨拉直言：“很明显，米兰不欢迎他们，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难道就不能对特朗普说一次‘不’吗？我们可以自己负责他们的安全，我们不需要ICE。”萨拉的愤怒并非无中生有。本月早些时候，明尼阿波利斯发生了由ICE特工造成的两起致命枪击事件。此外，意大利国家电视台RAI早前也播出了一段视频，画面中 ICE特工威胁要砸碎正在明尼阿波利斯报道的RAI摄制组的车窗。意大利中左翼民主党的欧洲议会议员亚历山德罗·赞（Alessandro Zan）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写道：“在意大利，我们不想要那些践踏人权且游离于任何民主监控之外的人。”两个小型反对党——绿党与左翼联盟（AVS）以及行动党（Azione）已经发起请愿，呼吁意大利政府和奥组委阻止ICE特工入境并参与安保；AVS就表示：“ICE 就是那支在明尼阿波利斯街头射杀民众、将孩子从家庭中夺走的民兵。”
面对争议，意大利内政部随后发表声明称，部长皮安泰多西已会见美国驻罗马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会面中确认，参与奥运安保的是ICE的调查分支（HSI），而非该机构的执行分支。但显然，在意大利民众眼中，ICE也好HIS也罢，早已被其在国内的激进执法行为贴上了“暴力”与“失控”的标签。正如BBC所指出的，当一个国家的安保机构在本土被指控“踏碎人权”并对媒体施压时，它在国际舞台上所输出的就不再是安全感，而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威权色彩。
这种不安迅速转化为对意大利主权议题的辩论。BBC援引意大利前总理朱塞佩·孔特的社交媒体发文称：“在美国发生了街头暴力和谋杀之后……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这种尖锐的批评揭示了当下意大利乃至欧洲各国面对美国时的焦虑。对于意大利反对派而言，梅洛尼政府对这一部署的默许，无疑是对特朗普政府的卑躬屈膝。《卫报》更是披露，即便是在意大利现任政府内部，也曾有过关于阻止ICE特工加入代表团的考量，但因不愿背离保护外国政要的国际惯例而作罢。
不过，在罗马出席大屠杀纪念日仪式间隙，意大利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塔亚尼试图平息担忧。“情况并非像纳粹党卫军要来了一样，”他说，“我们要明确，他们不是来维护街头公共秩序的。他们是来在行动室里进行协作的。”虽然塔亚尼似乎是通过极端措辞来淡化民众的恐惧，但这种话术某种程度上反而暴露出政府在面对激烈民意时的左支右绌。
从更深层的视角来看，这场争端暴露了“隐形安保”在数字化透明时代下的失效。在传统的国际外交中，随行安保往往隐于幕后。然而，当安保力量本身成为政治符号，其透明度便不再受官方控制。CNN指出，居住在米兰的美国人甚至也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和“困惑”，质疑为何一个在国内负责移民事务的机构会出现在意大利的土地上。民众不再相信美方口中“仅负责调查与联络”的HSI特工与负责“移民镇压”的特工之间有本质区别，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庞大、强力且在特朗普主义指导下日益激进的执法机器。
此外，这场危机也挑战了奥运精神的纯粹性。《卫报》的报道中还提到，意大利多个政党发起请愿活动，因为他们认为ICE是“将孩子从家庭中夺走”的象征。这些观点反映了欧洲社会当下的价值观念底线——如果为了保护几位政要，而引入一支被公认为具有暴力倾向的外国力量，这本身就是对奥运会开放、包容精神的巨大讽刺。
意大利政府的处境同样尴尬。Euronews提到，意大利内政部强调HSI专家将在米兰领事馆的“行动室”内工作，强调其“非执行”属性。显然，意大利官方试图在美方压力与国内民意之间施展平衡术。虽然目前看来，美方最终仍将如期部署，但这种部署所留下的外交裂痕和民众的不信任感，恐怕将成为这届冬奥会给当下梅洛尼政府所带来的政治负资产。归根结底，ICE在米兰引发的骚乱是一场关于“安全边界”的文明辩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当美国在执行其激进的国内政策时，它或许未曾料到（又或者根本不在乎），这种政策所产生的暴力余波会反噬其国际外交努力。如果一个执法机构在国内失去了道德合法性，那么无论其“技术”多么精湛，它在国际社会中都必将面临强烈的抵制。
《哈利·波特》失去Z世代了吗？
近日，英国记者露易丝·佩里（Louise Perry）抛出了这样一个论断：《哈利·波特》这一曾经深刻塑造了西方千禧一代精神世界的作品，正在丧失它的现实吸引力，特别是对于Z世代的影响力。作者认为，《哈利·波特》失效的根源在于“年轻人不再喜欢自由主义”这一政治因素。这种自由主义，正是《哈利·波特》所诞生于其中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海报
在《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文章中，露易丝·佩里写道：“罗琳女士在她的作品中着重强调意识形态，这意味着她的小说比其他作品更显过时。构思于三十多年前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无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自由主义的产物：彼时，二战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文化想象，人们仍然相信旧政治秩序的精华部分可以保留下来，同时又能温和地融入新秩序。这就是千禧一代比更年轻的一代更喜欢《哈利·波特》的原因。这个故事所展现的世界观，对那些饱受经济衰退、政治两极分化和身份政治漩涡冲击的年轻人来说，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他们不再喜欢《哈利·波特》，是因为他们不再认同这部系列作品所代表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年轻人不再喜欢自由主义。”根据这类观点，《哈利·波特》的“退场”，并非因为衍生作品质量的下降，也并非单纯由于作者J.K.罗琳近年来在性别议题上的争议立场，而是《哈利·波特》所承载的一套政治与道德想象，已经不再适用于Z世代所经验的世界。
《哈利·波特》并不是一部普通的儿童文学作品，这点或许早已成为共识。在佩里的叙述中，它被理解为一个高度政治化、几乎被当作某种“道德经文”来阅读的文本。千禧一代不仅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和青春期沉浸于这个神奇的魔法世界，在成年之后更是反复借用其中的隐喻来理解现实政治。譬如，“将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比作书中的大反派伏地魔，并在女性游行中举着‘邓布利多军’和‘赫敏绝不会容忍这种事’之类的标语。”佩里甚至称罗琳为“我们这一代最具影响力的道德导师之一”。正在这个意义上，当Z时代对“哈利·波特宇宙”表现出明显的疏离甚至不解和嘲讽时，这种变化格外值得我们注意与发问。
不过，佩里此文的观点恐怕会引发一些争议。一方面，它提供了一个理解代际文化断裂或更替现象的切口；另一方面，它对《哈利·波特》的政治意义、道德内核以及Z世代世界观的解读是否正确或者合理，则需要进一步追问。
一、代际文化断裂：Z世代不再选择《哈利·波特》了？
第一部《哈利·波特》原著小说出版于1997年，第一部正传电影上映于2001年，第一部前传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上映于2016年。对于千禧一代粉丝来说，这一时段要么跨越了他们从成年到中青年的十五年时光，要么陪伴他们度过了成年之前的少年时代。佩里在文章中提到了一个数据：当《神奇动物在哪里》在美国上映时，只有18%的观众未成年，而有65%的观众年龄在25岁以上。也就是说，当年观看过第一部《哈利·波特》电影的孩子们在《神奇动物在哪里》上映时几乎都已经长大成人。华纳兄弟公司高管也谈到：“这个故事本身的受众群体年龄偏大一些，从第一部《哈利·波特》电影到最后一部，我们看到我们的观众群体也在不断成长。”在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及其电影改编作品问世数十年后，与这些作品一同成长起来的千禧一代仍然是该系列作品持续走红的主要力量。
“哈利·波特”作为一代人共同语言式的身份认同的作用在弱化，其作为某种世代共同体标识的标签作用也在衰退。围绕“哈利·波特”的身份标签——例如在社交场合自我认同为格兰芬多学院的学生——在部分Z世代的语言中被描述为“老一代的梗”，并被某些人当作一种“千禧一代尴尬症”（Millennial cringe）。“嘿，你不是斯莱特林，你已经36岁了。”在TikTok上，嘲讽“成年版哈利·波特”甚至已经形成了某种内容主题。这意味着，它不再具有单纯的认同性吸引力。
另一个不可无视的变化是，受社交媒体、短视频文化和碎片化叙事的影响，Z世代们的兴趣或许更加分散，这让他们更倾向于同时消费多个文化IP，而不像千禧一代那样围绕一个叙事体系形成长时段的集体性的文化投入。总之，在文化象征与符号层面，确实有证据表明《哈利·波特》的吸引力在减弱，较之于担当千禧一代的心头爱，它不再显而易见地成为Z世代所共享和共同拥护的文化符号。
但另一方面，《哈利·波特》的影响力并未完全丧失，甚至在一些方面表现出经久不衰的力量。一些调查与阅读趋势显示，《哈利·波特》仍然是Z世代喜爱的书籍之一。根据《纽约邮报》报道，2025年一项针对2000名美国读者的问卷调查显示，《飘》是婴儿潮世代和X世代读者最爱的书籍，《杀死一只知更鸟》很受X世代和千禧世代的欢迎，《哈利·波特》则深受Z世代、千禧世代和X世代喜爱，并被称为他们最早爱上的书。
此外，尽管主线小说早已结束，围绕《哈利·波特》衍生产品的创作依然活跃。
譬如，全球粉丝社区如AO3等平台仍有大量“哈利·波特”相关内容产出，也出现了围绕魔法世界二次创作的潮流，其中有大批年轻创作者参与。哈利·波特主题公园、主题游戏的表现也十分良好，这说明它在互动娱乐领域仍有显著市场，而这经常是包含Z世代在内的年轻群体积极参与的活动。这表明即便整体认同不如千禧一代那样统一，但《哈利·波特》在Z世代社群中仍有持续兴趣与影响力。
在Reddit论坛上，有读者指出Z世代对“定义自身世代”的书有着不同的选择，例如《饥饿游戏》。但有趣的是，在该帖子的讨论中，我们也看到了将《哈利·波特》作为选择的答案——一位1997年出生的网友说道：“我本来想说《哈利·波特》的。哈哈，这怎么能算是千禧一代的爱好呢？”另一位同年出生的网友也表示：“对我来说《哈利·波特》才是王道，不过《饥饿游戏》在我上中学那会儿也相当火爆。”而2004年出生的楼主对此回复道：“我完全可以想象，对于Z世代早期来说，《哈利·波特》依然是热门之选。依稀记得，哈利·波特的热潮在最后一部电影上映后就开始消退了。当时，虽然还有人在读，但它已经不是最热门的系列小说了。”可见，哪怕在“Z世代”内部也存在着某种小代际的演变，《哈利·波特》的确失去了它的流行巅峰，但它并非对Z世代们彻底失去吸引力与影响力。
来自论坛、社交平台的个体经验表明，不少Z世代读者仍然深爱这套作品，有些人把它视为童年记忆、与家人互动的媒介，甚至通过阅读《哈利·波特》促进阅读兴趣，这说明了它在情感层面的重要意义。在Reddit另一篇提问“Z世代是否也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和电影感兴趣”的帖子下，一名千禧一代网友以《星球大战》作比的回答或许具有代表性：“我今年32岁，我认识的所有Z世代（侄子、侄女和朋友）都或多或少地喜欢哈利·波特，其中很多人还是铁杆粉丝。……总的来说，这让我想起了《星球大战》。你我出生的时候，这一经典三部曲已经唾手可得，但我们父母那一代人才知道当年第一时间观看这部影片是什么感觉，也知道苦等多年才能看到新作品的滋味。我们仍然是《星球大战》原版三部曲的忠实粉丝，只是我们体验它的方式与我们的父母有所不同。”
因此，判断《哈利·波特》对Z世代是否失去了吸引力，不能用简单的二元结论。更接近事实的或许是一种分化的趋势：在集体文化象征与身份认同层面，《哈利·波特》不再像其对于千禧一代那样具有同质化的、广泛共享的文化意义；但在具体文化消费、个人怀旧阅读、次文化群体和粉丝创作社区中，它仍然保有显著影响力。《哈利·波特》对Z世代的吸引力并未“彻底丧失”，而是从一种集体共识式的文化中心，转向了更分散、更具个体情感和社群互动的影响方式。
二、何种“退场”：《哈利·波特》与后冷战自由主义
佩里这篇文章提示的一个重要角度是，《哈利·波特》“退场”现象所关乎的问题不只是“年轻人不爱看老IP”，而是一个更深层的政治与思想转向：作为一套深植于20世纪90年代“后冷战自由主义”的作品，《哈利·波特》的“失效”实则表征着这一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结束与这种政治愿景的失效。
那么，如何理解《哈利·波特》作为一个后冷战自由主义的政治寓言？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政治学术语，而是一种历史化的、经验性的描述。佩里的文章并未讨论洛克或罗尔斯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理论，而是指向一种在冷战结束后，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英美世界中形成的政治—道德常态。在这一历史阶段，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被西方世界普遍视为没有替代方案的制度形式和政治常态。政治冲突仍然存在，但它们更多被理解为制度内部的、可以得到调整的偏差，而非需要被彻底重构的危机。历史不再被理解为剧烈的断裂与革命，而是一个可以通过制度修复和道德进步不断改善的过程。这种乐观主义渗透进了这一时代的文化产品之中，也构成了《哈利·波特》的基本世界观。
在《哈利·波特》小说中，善恶之间界限分明，邪恶与善良皆是清晰可辨的，也都是高度人格化的：伏地魔象征着纳粹极权、种族主义仇恨与血统论信徒，秉持着宽容、言论自由和非暴力等自由主义美德的善良巫师，则与妄图建立暴力、纯血统至上主义政权的邪恶巫师展开斗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佩里认为《哈利·波特》为千禧一代提供了一套简洁而有力的政治隐喻工具，使他们习惯于用“伏地魔”“邓布利多军团”这样的二元对立来理解现实政治。
在这个世界中，制度本身并非问题，压迫并非源于制度本身，问题主要在于制度被伏地魔等邪恶势力暂时“劫持”和“篡改”了。因此，战争的目的不是摧毁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而是恢复一个本该正常运转的、良善平和的世界。《哈利·波特》小说中充满了死亡与牺牲，但这些牺牲都被纳入了一种道德正义与情感正义的框架之中。非暴力、反歧视被视为不证自明的道德原则，平凡与勇气可以战胜邪恶、铸就伟大，历史也最终会向正义的一方倾斜。
因此，佩里认为，“《哈利·波特》既反映了战后自由主义时代成长起来的读者的政治观念，也强化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千禧一代的政治理念——至少左翼的理念——与魔法世界的道德观是如此契合，以至于在特朗普总统首次就职典礼之后，自由派媒体充斥着诸如‘哈利·波特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特朗普的世界’之类的标题。”也就是说，《哈利·波特》的读者在政治态度上更倾向于宽容、反权威、支持平等，并对民主制度保持着较高信任度。
2013年，美国政治学者安东尼·吉尔津斯基（Anthony Gierzynski）在一项实证研究中指出，阅读过《哈利·波特》的千禧一代比没有读过的人更倾向于认同书中体现的政治理念：“我们发现，哈利·波特的粉丝往往更容易接受与自己不同的人，在政治上更宽容，更支持平等，更少专制，更反对使用暴力和酷刑，更少愤世嫉俗，并且表现出更高的政治效能感。”此类研究为“《哈利·波特》塑造自由主义政治情感”这一判断提供了经验支持。
但是，在佩里看来，Z世代成长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再支持后冷战自由主义赖以成立的那些前提。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停滞、阶层固化、政治极化等，使得“世界总体向好”“制度可以修复”的观念不再具有现实感。她说道：“Z世代成长于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们这一代人成长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此后经历了工资长期停滞和国家稳定性下降的时期，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美国，也遍及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几乎从未经历过政治局势乐观的时期（在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结束时，Z世代可能只有12岁）——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更有可能认为自己的生活受制于外部力量，而非自身的选择和意志。”
“自由主义价值观——政治宽容、反对威权主义和暴力，以及对民主制度的信仰——在年轻的美国人中日益缺失，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支持度降低，对民主的怀疑态度加深，对政治暴力的容忍度也更高。”因此，与Z世代的现实经验相比，《哈利·波特》的世界显得过于确定、简单和美好了：敌人是谁、正义站在哪一边、胜利意味着什么，都被安排得井然有序且可以预期。而对一个习惯了或接受了结构性无力感的世代而言，这种确定性不再提供安慰，反而显得不真实，甚至具有欺骗性。佩里文中引用的一句年轻读者的话概括了这种感受：“这是一本关于胜利者的书”，而Z世代并不认为自己是胜利者。
因此，佩里此文的洞察之处在于，她捕捉到了《哈利·波特》作为一种历史性自由主义寓言的退场时刻。真正失效的，并不是某一部作品，而是滋养和支撑了它的那套历史条件、政治现实和与之适应的政治情感结构。
三、被简化的作者：如何理解罗琳？
事实上，围绕《哈利·波特》的政治意义，英文世界已经形成了相应的评论与研究谱系。可以支持佩里的一类观点强调了《哈利·波特》的新自由主义局限。例如，The Baffler杂志2016年的评论文章《哈利·波特与自由主义者的良知》曾指出，这套叙事通过把社会冲突人格化为“坏人”，实际上遮蔽了更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从而使读者沉浸于道德优越感而非制度反思之中。此文写道：“《哈利·波特》之所以不像《饥饿游戏》系列那样具有颠覆性，是因为它对制度权力的运用显得十分自然。从霍格沃茨的寄宿学校奇幻世界到魔法部的尔虞我诈，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关键在于，掌管权力机构的都是品行端正的人。权力本身从来都不是问题。……在罗琳的世界里，只要你和朋友团结一致，做出正确的选择，就没有克服不了的障碍。没错，那里有危险，有时也会有人死去——但他们的死绝非毫无意义。”从这一角度看，《哈利·波特》显然不会是激进政治的起点，而是充当了新自由主义想象的情感缓冲器。
另一种视角的观点则既可能支持，也可能反驳佩里之论，即文本的政治意义并不由作者或时代单向决定，而是在读者的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变化。按照这种观点，佩里之论有将文本与宏大政治叙事过度绑定之嫌，《哈利·波特》的“失效”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其后冷战自由主义属性，而可能与当代媒体环境、注意力结构变化有关，并且有可能反向推动现实政治变革。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也应当被纳入考量，即认为《哈利·波特》内部本身就充满政治张力。它一方面反对血统主义，另一方面信奉并自然化精英教育；一方面批判阶级压迫，另一方面却回避奴役制度（如家养小精灵问题）的彻底反思，等等。这些内在矛盾，使得它本身就不应该被视为一部政治立场一致且坚定的作品。
而佩里文章中最具争议的部分，或许是她对罗琳政治位置的处理方式。罗琳近年来在西方世界和中文互联网都是几度处于舆论中心的人物，佩里在文中对于罗琳在跨性别议题上的立场表现出一定的批判态度，这涉及因“作者立场问题”重新定义作品意义的问题（可参见澎湃思想市场2021年刊文《取消文化、反觉醒运动和西方身份政治危机——从J.K.罗琳说起》），本文对此不作具体分析，而是想从佩里所理解的罗琳的政治立场进行一点探讨。
佩里之文倾向于将罗琳描述为一种“左翼自由主义道德权威”，并提到了罗琳自称为“左倾自由主义者”这一点。这一判断并非全然错误，但有点过于将作者罗琳简化或标签化了。罗琳的政治立场从来就与当代身份政治左翼存在明显差异，她或许更接近于英国工党传统中的福利国家自由主义，以及第二波女性主义，而非近来媒体语境中的进步主义政治立场，或佩里更为谙熟的当代欧美语境中围绕身份政治展开的左翼自由主义。
罗琳自己的人生体验——依托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离婚后以单身母亲的状态创作了《哈利·波特》，也即佩里文中提到的，罗琳和女儿“在现代英国穷得叮当响，却又不至于流落街头”的经历，使她高度认同社会安全网的重要性。她对贫穷、失业、单亲母亲处境有一种亲身经验型的同情，这并非一种“觉醒”之后的进步姿态，而更多是一种制度记忆。这种“相信世界可以不完美，但国家应该防止人跌落到不可承受的深渊之中”的信念，是《哈利·波特》中那种制度可以被修复、学校值得被挽救、魔法部不必被摧毁的深层前提。这种带有国家理性主义色彩的信念，其实是恐惧极端、重视秩序与规则的。因此，魔法部虽然腐败但不能被彻底摧毁，霍格沃茨学校体制存在问题但必须被保留，政治斗争的目标是恢复某种秩序而非创造新人类。
此外，二战后工党式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更加相信的是，任何政治理想，一旦以“抽象群体”和“历史必然”为名凌驾于具体个人之上，就必须被警惕。这或许是为什么罗琳对当代某些身份政治话语会产生不安的原因，不是因为她反对平权，而是因为她对“以抽象正义压倒具体个体”的代价十分敏感。而从女性主义思想的角度来看，罗琳表现出的女性主义立场更多是经验主义和生存导向的，并且也是明显带有阶级意识的。她更关心的或许是单亲妈妈、贫困女性和女性遭受性暴力的具体风险，而不是抽象的社会性别身份的自我定义权。关注女性的身体处境、生育与暴力风险，强调女性作为一个在现实社会中被制度性塑造的群体，这种政治立场更多以具体经验而非抽象认同为基础。这更接近于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一个共识，即女性作为一个受压迫阶级，是通过身体与社会位置被建构的，而非通过主观认同。这也是她在跨性别议题上与当代身份政治左翼发生根本冲突的原因。
罗琳并非一位政治理论型作家。她的写作动力更多来自个人经验、情感直觉与道德判断，而非系统性的政治理念。这也使得《哈利·波特》呈现出一种混合的政治气质：既有人道主义的平等情感，也有对等级秩序的无意识维护。《哈利·波特》的“失效”观感不意味着罗琳本人意识形态或文本意义的失效，而更多是历史-政治坐标的移动效应。在审慎评估文学文本的影响力时，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可能在更多情况下，文本并不是政治想象的源头，而是其情感容器。
四、我们需要为《哈利·波特》举行一场告别仪式吗？
回到佩里这篇评论的标题——“哈利·波特一代是时候长大成人了”（The Harry Potter Generation Need to Grow Up）。这好似一种劝教，又像是千禧一代的某种自我宽解。千禧一代或许是真的在变老或已经老了，而《哈利·波特》正在经历一种“象征性的老去”。
关于《哈利·波特》是否失去了Z世代的争论，既是在讨论一套文学作品与它所属的政治图景是否“过时”，也是在探讨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当一代人赖以理解世界的叙事不再奏效时，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它的退场？如果说佩里的文章能够引发某种共鸣，正在于她捕捉到了某种真实的失效感。对成长于后金融危机与“特朗普时代”的欧美年轻人而言，《哈利·波特》所提供的那种道德清晰、制度改良、历史总体向善的世界观，确实难以再作为现实的隐喻。否认这一点，无异于将时代的复杂变化简化为审美偏好之争。
代际更替本身就意味着文化中心的转移、表达方式的更新以及权力位置的变化。每一代人都会在某个时刻发现，自己曾经谙熟的语言正在变得笨拙，曾经笃信的、被视为进步的理想正在被嘲笑为天真。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的经验毫无价值。问题或许不在于《哈利·波特》是否还能解释当下，而在于我们是否允许不同世代在不必继承同一套叙事的前提下，更好地共存于同一个历史时刻。
如果说《哈利·波特》曾经教会千禧一代相信希望，那么今天的问题也许不是如何捍卫这份希望，而是如何在不再默认很多“历史必然”的时代，重新学习与不确定性共处。文学无法为这一难题提供现成答案，但它们仍然可以提醒我们：没有任何一套叙事拥有永恒的解释权，而每一个走向自身成熟的世代，其成长之旅都避免不了与之相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不必为“哈利·波特”举行一场盛大的告别。与其纠结它是否真的“退场”了，不如看一看，它已经完成了哪些属于它的历史工作。而接下来的工作，会由新的语言、新的故事，以及新的世代共同回答。因为，“相逢的会再相逢”。
庄沐杨；李斯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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