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区东汉六朝墓葬发现和研究|东汉六朝|墓葬|明器|江西地区|砖室墓|随葬品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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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梳理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江西地区东汉六朝墓葬的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将相关发现和研究的进程总结为三个阶段，揭示了江西地区东汉六朝墓葬的分布状况，并进一步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空白，旨在推进有关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江西；东汉六朝；墓葬；重要发现；研究现状

江西地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水，相对封闭的地貌特征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吴头楚尾，粤户闽庭”的区位特点赋予了本区在中国南方范围内交通四方的枢纽优势。以此为依托，东汉六朝间，深处南方腹地的江西地区在从统一走向分裂的历史大变动下，实现了由“江南卑薄之域”到“江州实为根本”的跨越式发展。墓葬作为影射现实生活的物质文化集成，则为我们观察和审视江西地区东汉六朝社会的动态发展过程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江西地区东汉六朝墓葬的发现和发掘已不在少数，相关综合性研究、专题性研究等也在相继开展。为更好地了解江西地区东汉六朝墓葬的发现与分布状况，并推进有关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我们有必要对江西地区以往相关发现的基本情况及其研究现状做一梳理。

对江西地区东汉六朝墓葬的科学田野发掘始于20世纪50年代。截至目前，本区见诸报道的东汉墓葬近200座，六朝墓葬300余座，以砖室墓为主，其中大部分已刊布了较为详细的材料。有关发现和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以前

二十世纪上半叶，江西地区很少有关于东汉六朝墓葬的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为配合国家大型基本建设，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蓬勃开展。这一时期江西地区的东汉墓葬发现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南昌一带，遂川、修水、萍乡、永新、樟树等地仅有零星发现，六朝墓葬的分布则更为广泛，九江、南昌、遂川、修水、樟树、永丰、新干、抚州、宁都、瑞昌、信丰、鄱阳、吉安、宜丰、大余、永修等地均有所见。其中不乏重要者如南昌青云谱东汉墓、南昌施家窑东汉墓、清江武陵东汉墓、南昌县小兰乡汉末东吴早期墓、南昌徐家坊汉末东吴早期墓、南昌东吴高荣墓、瑞昌马头西晋墓、南昌永外正街、上窑湾老福山晋墓、清江洋湖东晋南朝墓等。

由于汉墓发现的数量有限，材料反映的问题不足，本期暂不见专以江西地区东汉墓葬或其出土器物为对象的研究论著。有关六朝墓葬的综合性研究则以70年代宿白编写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试用讲义《三国—宋元考古》（上）“南方地区”“墓葬”一节为代表，该书首次对六朝墓葬进行了全面的区、期分析，将南方划为长江中下游、闽广、西南地区三个区域，并指出吴中期以后至东晋初属长江中游的江西地区成批出现的“砖室墓除与长江下游和武汉地区情况相同者外，也还具有某些地方特点”，同时述及了今福建与江西地区的联系；另外，在“有关手工业、农业和海外交通的遗迹与遗物”一节中也注意到江西瑞昌、南昌等地六朝墓葬所见江浙青瓷的外传以及铜镜铸造和金属细工状况等。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随后，宿白又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修正了有关长江中下游墓葬分期等部分内容。

二、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

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实行和深入带来了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巨大进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随之驶入了快车道。这一时期江西地区东汉六朝墓葬的发现数量继续增多，发现地点继续增加，除了前述各市、县，赣州、乐平、上犹、万载、于都、湖口、宜春、赣县、德安、南康等地均有东汉墓葬的新发现，赣县、靖安、兴国、上高、余干、峡江、广昌、于都、高安、安远、彭泽、德安、泰和、宜春、会昌、吉水、南康等地六朝墓葬亦不乏所见。重要墓葬包括德安九冈岭东汉墓、湖口象山东汉“永初”纪年墓、樟树薛家渡东汉墓、宜春下浦坝墓群、吉水城郊汉末东吴早期墓、吉水富滩东吴墓、靖安虎山西晋南朝墓、南昌火车站东晋墓、南康横寨南朝墓等。

南方各地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使得有关六朝墓葬的各类研究明显增多，立足某一地理范围或行政区划的区域性研究也在逐步开展，而相比之下，此时关涉江西汉墓者仍在少数，且多将其与六朝墓葬一道纳入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中进行综合考察，故在此合并论述。如蒋赞初《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附论出土的瓷器》一文详细探讨了包括赣中北地区在内的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断代标准，稍后又进一步结合科技检测分析指出长江中游出土的东汉六朝青瓷只有少数具有越窑青瓷的特点，绝大部分均带有地区特色；而后发表的《长江中下游孙吴墓葬的比较研究》在其80年代初步研究的基础上，就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孙吴墓葬作了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并简单阐释了两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及其差异存在之原因，间或涉及江西南昌、樟树等地东汉中晚期大中型墓葬的情况。但由于此时江西地区属东吴一朝的大中型墓葬发现尚少，该文在论述长江中游孙吴墓葬时只能以古武昌地区为重。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以墓葬形制的类型学研究为基础，讨论了南朝时期各类墓葬在不同地区的流行年代、发展演变及其等级规格，将南朝墓葬分为前、后两期并总结了各期特点。该文不同于上述关涉江西者多以赣中北为重或将赣中北地区纳入长江中游以作整体考量，而是更多地关注到赣中南吉安、赣县、大余等地的墓葬情况，这一着眼点与江西地区六朝墓葬分布的阶段性特征密切相关。龚良《汉—孙吴时期我国南方地区砖室墓形制类型初探》一文同样以墓葬形制为专题，在分区、分期研究中单独划出“豫章（郡）类型”，注意到江西地区汉至孙吴时期墓葬面貌的整体性及其与其他类型的区别和联系。另有葬俗葬制方面，如齐东方从南昌高荣墓等九座墓葬入手，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祔葬墓有关问题作了初步探讨。韦正概括梳理了西晋时期的南北士族墓葬，并从墓葬形制、随葬品、家族墓葬制度三个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对比研究，间或涉及江西南昌、瑞昌等地的重要发现。

除了包括江西或其部分地区在内的划区域、分时段考察以外，自本期始，针对江西地区六朝墓葬的专题性研究也开始大量涌现，且多聚焦于其中的大宗随葬品即出土陶瓷器。如李科友撰文探讨了江西青瓷自商周至两汉发生发展，到两晋至隋唐臻于全盛，再到五代以后趋于衰退的各个阶段发展状况。余家栋在《江西陶瓷史》中对本区东汉六朝窑址和墓葬出土陶瓷器作了更为系统的梳理，并进一步总结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西青瓷器的演进特征。吴志红、范凤妹详细介绍了江西78座南朝墓出土的459件青瓷的器型特点，并归纳出对本区南朝青瓷的几点认识；此外，吴志红还对江西瓷砚作了专门考察，范凤妹则分时代列述了江西出土的具有代表性的六朝青瓷，并进一步总结了其时代特征。黄颐寿、李昆分别介绍了江西樟树南朝墓出土青瓷的器形、纹饰和胎釉等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地青瓷的来源，认为均与丰城窑址和本地窑口有关，后者更有一部分源于与外地的交往流通。而此类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谢明良《江西六朝墓出土陶瓷综合探讨》一文，该文全面搜集并考察了江西地区六朝墓葬出土陶瓷的造型种类和组合特征，并通过与长江中下游其他省份同期墓葬出土陶瓷的对比，揭示了本区六朝陶瓷的时代特征及其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稍后，谢明良又从阶级的角度出发，着重论述了六朝时期墓主等级与随葬品的相互关系，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有力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新进展。

在陶瓷专论之外，还有个别墓葬个案研究，如文士丹凭“校尉”铭文砖，钩稽史料，对靖安虎山二号墓的墓主身份作了推测；姓氏文化研究，如梁洪生依托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考察了江西地区两汉至隋唐墓葬所见姓氏资料；以及对钱币等其他种类随葬品的研究，如谢世平、王宁对高荣墓出土钱币进行了分析等。不同切入点的出现为其时江西地区汉六朝墓葬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第三阶段：21世纪以后

进入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一片繁荣向好，田野发掘水平、信息提取手段和材料刊布质量的显著提升，为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江西地区东汉六朝墓葬的发现数量本有所下降，新增发现地点仅有新余、安福、泰和、靖安、上高东汉墓葬五处和鹰潭、新余、萍乡六朝墓葬三处。但其中不乏重要者如靖安老虎墩东汉墓、南昌蛟桥东汉墓、上高城头村墓群、樟树观上横里汉末东吴早期墓、靖安老虎墩东吴西晋墓、南昌县小兰乡西晋墓、瑞昌朱湖西晋南朝墓、南昌青云谱梅湖东晋“咸和”纪年墓、南昌梅湖花博园东晋南朝墓等，特别是近年南昌七星堆东汉六朝墓群的发现和发掘为江西地区东汉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过去江西地区由于缺少大规模的汉六朝墓葬考古发现，自然也不见单独成书的报告出版。而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出版的《鄂城六朝墓》可谓迄今为止最具分量的六朝墓葬考古报告，该报告不仅刊布了湖北鄂城的近400座六朝墓葬材料，还对其中出土的各类随葬品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概括总结。鄂城即古武昌作为六朝政权的政治、军事重镇，其地墓葬文化曾一度呈现出强有力的对外辐射态势，赣中北地区六朝早期的墓葬面貌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古武昌一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在本区有关成果阙如的情况下，《鄂城六朝墓》虽未能做到主观研究与客观材料相区别，却仍不失为江西地区六朝墓葬研究的重要补充。另外，2018年出版的《丰城洪州窑址》全面刊布了港塘清丰河、龙凤乌龟山、龙凤李子岗、罗湖寺前山、曲江窑仔港和罗湖象山七处窑址的发掘资料，并在结语中对洪州窑的发展阶段、分布规律、胎釉特点、装饰技法与内容和装烧工艺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总结。创烧于东汉晚期的丰城洪州窑址本就是江西地区最重要的东汉六朝青瓷窑场，窑址内出土的各期产品也与本区同期墓葬随葬品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丰城洪州窑址》以及各阶段以窑址材料为主、以墓葬材料为辅的相关研究，同样可作为江西地区东汉六朝墓葬研究尤其是随葬品研究的重要参考。

鉴于丰富的材料和研究状况，下面对东汉和六朝墓葬分别加以综述。

1.东汉墓葬研究综述

本期有关江西汉墓的各类研究成果开始大量涌现，根据研究范围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如下两类：

一类是立足于更广阔的区域空间而兼及江西地区。其中，综合性研究举其要者有余静《中国南方地区两汉墓葬研究》一文通过对汉墓材料的系统梳理，将中国南方地区分为两湖区、东南区、岭南区、西南区四个大区，在分期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各区地域文化和南方地区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与成因，江西所属的苏浙赣分区即被划入东南区下。刘瑞在《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中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对搜集到的大量考古资料尤其是墓葬材料加以整合，并将其纳入秦汉郡国体系进行考察，揭示出豫章郡等华南各郡国于这一时期的发展轨迹。

专题性研究如杨哲峰《汉墓结构和随葬釉陶器的类型及其变迁》一文在上编“汉墓的结构类型与区域变迁研究”中谈及西汉末年至东汉早中期砖室墓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北而南、由西向东的传播过程及其时代和地区差异，指出“赣江流域的汉代砖室墓在某些特征上和鄂东、江淮之间地区联系似更为密切，但同时又有许多自身特点”；在下编“汉墓随葬釉陶的类型与区域变迁研究”中注意到江西汉代铅釉陶“从已经报道的在南昌、德安、清江（樟树）、乐平、宜春等地的发现来看，器形上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而将汉墓随葬青釉陶分为江东、岭南、湘赣三大地域类型，并探讨了各类型的发展演变及空间分布的变迁，揭示出湘赣类型兼受江东和岭南两大类型交互影响的特征；稍后，杨哲峰又在《试论两汉时期岭南类型陶瓷器的北传及影响》中进一步概述并阐释了岭南类型陶瓷器在赣江流域的发现情况及其北传对湘赣地区陶瓷手工业产生的深远影响；其后发表的《略谈秦汉时期印纹硬陶的区域类型及相互关系》一文则与上述有关汉代青釉陶的研究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谢明良在《中国古代铅釉陶的世界：从战国到唐代》中对于江西汉代铅釉陶的讨论要更为具体，该作通过分析江西汉墓出土的绿釉陶壶、仓、井、灶等一类器物的造型与装饰特征，间接确认了在汉代本区应存在烧造铅绿釉陶的窑场，而湖北黄冈、江苏镇江等地所见形制相近或雷同、胎釉也颇为一致的绿釉陶仓、灶等器物即有可能是由江西输入。吴小平、蒋璐《长江中游汉墓出土瓷器研究》一文在类型学考察的基础上，将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汉墓出土瓷器分为岭南文化因素、江东文化因素、长江中游文化因素三类，讨论了各类文化因素在长江中游的分布格局及其阶段性变化与影响，并指出“湘南地区是岭南文化因素进入长江中游的桥头堡，之后通过水陆向湘中、赣中和鄂东扩散”。

另一类则以江西汉墓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综合性研究。如曾昭明《江西汉墓综述》、刘慧中《生死观视野下的江西汉代墓葬分析》、胡志群《江西汉墓初步研究》、丁颢《江西汉墓初步研究》等几文主旨均是以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的类型学分析为基础而对江西地区两汉墓葬进行分期断代研究，间或涉及生死观念或文化因素分析，但相关讨论皆不深入。此外，刘慧中从图像学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了江西东汉砖室墓所见各类墓砖纹饰，胡志群亦在前引文章中对墓砖纹饰作了较为详细的型式划分并将其发展演变作为墓葬分期的重要参考。而不同于上述诸研究，尚如春、腾铭予在《从考古材料看赣鄱地区汉文化的形成》中提出：“赣鄱地区发现的汉墓数量相对较少，部分简报中发表的墓葬资料过于简略，且缺少西汉早期的墓葬材料，由传统的类型学研究并根据器物的组合及型式演变进行细致的分期及断代暂时无法实现。”该文基于对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的细致观察，将赣鄱地区两汉墓葬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分为汉墓共性因素、汉代南方文化因素、本地文化因素三类，通过统计分析不同时期各类文化因素的消长对比情况，探讨了赣鄱地区汉文化的形成和变迁及其与周边地区文化的互动融合过程，并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文化面貌形成的历史背景；作者在文中肯定了杨哲峰对汉代青釉陶三大区域类型的划分，并指出除印纹硬釉陶器外，赣鄱地区与湖南地区在泥质陶模型明器等方面也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进而提出了“汉文化的湘赣地域类型”的观点。

另有部分研究着眼于江西地区内部更小的空间范围。如徐良在墓葬形制与典型陶器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对南昌地区两汉墓葬进行了分期断代研究，讨论了南昌地区两汉墓葬包含的主要文化因素及其演变，并结合文献记载对相关历史背景作了分析。钟庆禄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赣南地区汉墓的发现情况、墓葬形制、各类随葬品以及墓砖等，指出“赣南地区汉墓既有汉代的时代共性，又有一定的地域色彩”，这一观点值得认同，但如何更好地揭示赣南地区汉墓的地域特征还可作进一步探讨。张永建《考古学视角下的吉泰盆地研究——以汉晋时期庐陵郡（县）地区研究为例》一文则聚焦于赣中地区吉泰盆地这一较小而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以古之行政区划对研究的空间范围加以界定，系统梳理了汉晋时期庐陵郡的墓葬状况，同时用较多笔墨介绍了吉泰盆地的地理环境、战略地位以及庐陵郡的区域文化等，虽然这些内容并未实现与墓葬材料的很好结合，但作者对此类问题的关注仍算得是有益尝试。

专题性研究还见有吴元、万幼楠、刘畅等对江西汉墓及部分东吴墓出土建筑明器的分布状况与类型作了梳理，并结合历史背景，对建筑明器的来源、不同种类建筑明器的数量差异等进行了分析。邢琳对江西地区汉晋墓葬出土虎子作了初步研究。

上述部分研究的年代下限延及六朝，列举于此，后文不再赘述。

2.六朝墓葬研究综述

本期有关江西地区六朝墓葬最为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研究无疑应首推韦正《江西六朝墓葬综述》一文和《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一书有关章节，二者内容高度相关，在此一并列出。文章和著作不仅在类型学考察的基础上将江西地区百余座六朝墓分为东吴前期、东吴后期—东晋早期、东晋中后期和南朝共四期，并总结了各期墓葬的文化特征，更在传统的分区、分期研究之外，通过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专题性研究、与周边地区同期墓葬的对比，结合历史背景，考察了起源于江西东汉墓的砖柱墓的流布和变异情况以及瓷器的发明和发展过程等，同时明确了本区在区域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及其变化消长。该作不同于以往诸研究多囿于以材料为纲、区、期分析的考古学研究固化框架，而是从“归纳”到“解释”，打开了六朝墓葬考古学研究的新局面。此后，再有以江西地区六朝墓葬为研究对象者，如部分硕博学位论文基本不出前者的研究思路和框架；郭宇明联系人口迁徙、六朝时期江西的政治军事地位，对江西地区六朝墓葬面貌的形成背景作了简单考察。王音《长江中下游孙吴、西晋墓葬中的文化与礼俗》一文则从墓葬形制结构、随葬品种类与组合、墓室空间布局三个方面入手，以区域为单位对包括赣北地区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孙吴、西晋墓葬进行了全面分析，并结合政治社会背景，从等级规制、文化传统与创新两个角度出发，对墓葬材料作了较为深入的解读。

专题性研究中有关墓葬形制结构与出土陶瓷器的讨论继续推进。如赵胤宰在《长江中下游汉六朝砖墓的建筑结构与技术研究》中揭示了以南昌为中心的赣中北地区及赣南部分地区的墓葬建筑结构特点，并对属江西本地特色的砖柱结构进行了专门探讨。刘慧中、徐国群结合佛教文化着重对江西六朝墓葬所见莲花纹、缠枝纹砖作了考察。唐根顺《刍议六朝瓷器发展之大势》一文阐释了汉末六朝早期江西等地地域特色瓷器的普遍出现，东吴以来特别是两晋时期长江下游瓷器对两湖、江西地区的影响和冲击，以及南朝以后两湖、江西瓷器的相对独立发展道路等。该文虽然篇幅不长且重点仍在对考古材料的梳理，但其结论以及联系六朝地方史的研究方法却十分值得借鉴。张文江将江西地区吴晋墓葬出土的越窑青瓷分为日常生活用具、文化卫生用品、随葬明器三种不同的类别，并指出这一时期江西地区使用越窑青瓷的墓主人具有较高的身份地位和较强的经济实力。段少京对江西南朝纪年墓出土青瓷进行了归纳总结。罗劲松则从功用出发对江西六朝墓葬出土青瓷器重新进行分类，并对各类青瓷器所蕴含的社会文化习俗作了简单探讨。

除此之外，墓葬个案研究仍在开展，如王上海、李国利利用一手资料对南昌青云谱梅湖东晋纪年墓出土铭文砖的内容进行了释录和分析；张科通过进一步考察瑞昌马头“西晋”墓的墓葬形制与随葬品，将其年代重新考证为孙吴晚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墓主归属及其历史背景。对漆木器等其他种类随葬品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亦有所增多，如白彬认为南昌东吴高荣墓、晋吴应墓、东晋雷陔墓等所出木刺、木方均与道教有关，并就雷陔墓中的道教因素作了个案分析；郑岩以南昌火车站东晋墓出土的“宴乐图”漆盘为出发点，阐释了南北朝墓葬艺术中高士图像的含义；彭明瀚、刘晗露、寇焱等则在丧葬习俗之外更多地关注到漆器工艺美术、绘画技法及其风格的演变。

四、小结

根据现有资料可知，江西地区东汉六朝墓葬主要分布于赣、抚、信、饶、修五大河流及其支流沿岸的冲积平原和河谷地带，尤以赣江中下游与鄱阳湖区、今江西省中北部的吉安、宜春、南昌、九江市及其下辖县乡的发现为多。赣江上游、南部的赣州市的发现相对较少，江西东部即饶河、昌江、信江、抚河上游沿岸仅有乐平、鄱阳、余干、鹰潭、抚州等几处零星发现。无论就墓葬的发现地点还是发现数量而言，东汉一代皆无法与六朝相提并论（图一）。虽然不能排除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影响，但本区墓葬这种六朝多东汉少、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的时空分布态势，应与汉六朝时期江西地区由早及晚、自北而南、由西向东的开发进程，以及赣东一带交通优势不足即稍稍偏离了鄱阳湖—赣江水道这一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主要流向有关。

从江西地区东汉六朝墓葬的研究来看，此前各项综合性研究以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的类型学分析为基础，已基本建立起本区东汉六朝考古的时空框架，各类专题性研究以墓葬形制结构与出土陶瓷器、尤以后者为主体，亦初步揭示出独具特色的江西地域文化及其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与互动，部分学者对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的考察，也在不断推进有关成果向纵深发展。但由于时代和材料的局限，以上个别研究论著及其结论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或多或少地遭遇了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理念的冲击，对于江西地区东汉六朝墓葬的讨论仍有方面可作进一步补充，试提要如下：

第一，现有研究成果多是对本区两汉、六朝墓葬的分时段考察，将东汉、六朝墓葬合并论述者尚在少数。按汉末吴初的朝代更迭并未打破南方地区长久以来的自由发展进程，江西地区六朝早期的墓葬面貌可谓与东汉晚期一脉相承，而部分肇始于东汉伊始且极具特色的墓葬文化也在六朝时期的稍晚阶段得到了新的发展。若能以长时段的视角对本区东汉六朝墓葬作一宏观考察，便更有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江西地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历史走向。

第二，有关江西汉墓仍有不少具体问题尚未涉及或讨论不够。囿于本区汉墓的发现体量，基于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的类型学分析所建立的江西地区两汉墓葬的年代框架较为粗疏，个别简报对于墓葬年代的判定亦有可商榷之处。综合性研究往往局限于对墓葬现象的归纳而缺乏更深层次的解释。专题性研究一方面多专注于本区而重在对墓葬形制结构与铅釉陶器等地域特色进行辨析，却并未对这一地域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作更深入的阐释，特别是关于墓葬形制的讨论相比之下更显不足；另一方面，则常见将江西全域置于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以作整体考量者，虽注意到湘、赣两地间的密切联系并以之为整体探讨湘赣与岭南、江东地区之间的关系，但述及湘、赣区域差异及其成因者尚在少数。同时，对于湘赣大文化区内部文化传播过程的探讨也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

第三，有关江西地区六朝墓葬亦有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成果仍待深入。由于本区六朝墓葬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不均衡性，以往多有相关成果包含于仅涉及本区部分区域尤其是赣中北一带的长时段、大范围考察，特别聚焦于江西者或以分区作为研究基础，以之为整体并能深入者并不多见。本区内部尤其是南北之间的差异固然不可轻视且应加以强调，但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也决定了以赣江水系为核心的江西地区实为一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通盘考虑更有利于我们在时空双重视角下把握整个地区的开发进程与社会变迁状况。另外，此前已有学者注意到汉末吴初的人口迁徙对江西地区造成的巨大冲击以及六朝时期本区历史地位的上升过程及其成因，但相关结论多依托历史文献，且关注重点集中于在这一问题上史学研究更为充分的东晋南朝时期，而未结合考古资料对江西地区在六朝早期的政治地位予以充分论述。

此外，有关本区汉六朝墓葬值得一提的具体问题还有墓地研究方面，过去由于江西地区的相关材料不甚丰富，基本不见学者对这一问题予以关注，但随着近年来新材料的不断积累，以南昌七星堆东汉六朝墓群等重要发现为基础，对本区汉六朝墓地形态进行探讨已成为必要和可能。

第四，过去多数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止于传统的考古学区、期分析或稍进一步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对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的关注和解释尚显不足，部分学者虽在此方面已大有推进，但就江西地区而言仍有继续深入的余地。

不过，正如前文所述，以上诸多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受制于时代和材料的局限，旧有历史条件下考古材料的阙如或阻碍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对此我们当然不可求全责备。而现阶段，大量新材料的不断涌现为我们全面剖析江西地区东汉六朝墓葬并深入挖掘其研究潜力创造了重要契机。在以类型学为主导的考古学分区、分期研究之外，进一步结合人口迁徙、文化传播、朝代更迭等历史背景，从多角度出发对江西地区东汉六朝墓葬进行综合考察和阐释，必将有力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并促进我们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江西地区在东汉六朝时期的发展脉络与发展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