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有幸成为谭先生的入室弟子
1979年，我正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二年级，决定毕业后考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由于东北师大历史地理的教学非常薄弱，我不得不开始自学。先是在当年给陕西师大的史念海先生写了一封信，请教如何自学历史地理。不久，接到史先生的一封信，告诉我首先应该看什么样的书。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入门途径，我利用该年寒假南下探亲的机会，到复旦大学向谭其骧先生、杭州大学向陈桥驿先生请教。到了复旦门口，门卫联系历史系，然后告诉我谭先生该日未到学校，将我挡在复旦的大门之外。到了杭州，历史系毛昭晰先生的太太带我见到了陈桥驿先生。此后，我开始自学历史地理。
1983年全国历史地理专业只有复旦大学的邹逸麟教授招硕士生，我考到他的门下。谭先生因年事的关系，不常到史地所，因此难得见他。但听过谭先生在历史系作的一次报告，提到研究学问的乐趣。他说：至少当你们退休以后，不会因无事可干而蹲在路灯下与人打扑克。当时，与经济学、管理学等热门学科相比，历史学正落入教师只有不高的一点干巴巴的工资、研究受冷落的尴尬境地。谭先生虽没讲大道理，却用有趣的大白话，点明了研究学问对于个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性。
1986年夏天，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在邹逸麟教授的指导下完成。谭其骧先生担任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谭先生在史地所一向以学术严格而著称，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被他否定或要求大改、次年再答辩并非少见，因此我在答辩前颇有些忐忑不安。当其他答辩委员问完话，谭先生开始讲话。他大声说：“我知道你研究宋代，宋代肯定熟悉，我今天不问你宋代，问你明代。请你简单说说明代福建经济发展的状况。”由于我在撰写论文时为了找出宋代福建的特点，看了一些明代的史料和论文，因此没有被谭先生问倒。谭先生和其他答辩委员对我的回答相当满意，给了我论文“优秀”。
在我留所工作4年以后，经葛剑雄建议、谭先生推荐，1990年9月我被复旦大学免试录取为在职博士研究生，有幸成为谭先生的入室弟子。由于谭先生认为我在历史地理研究上已经上路了，只需自学一些地理课程便可，不需上课，因此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几乎每次都是谈论博士学位论文。当时我已参加葛剑雄先生主编的6卷本《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承担隋唐五代、辽宋金元两卷的写作。其中最难啃的骨头即宋代靖康之乱以后的北方人口的南迁，以及客家源流等研究，基本上是在谭先生的指导下解决的。随谭先生读书受到的严谨学风的训练，令我受益匪浅。如果说以后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上能够做出一些成绩，实在与博士生时期的谭先生、硕士生时期的邹先生的训练分不开。
2010年12月我接任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心主任一职，因工作原因增加了对全所的认识。此后为纪念谭先生百岁诞辰，我与同事们一起搜集有关谭先生和本所历史的照片和文字材料。在细细回味本所历程的同时，我对谭先生与历史地理所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二、谭先生与历史地理所
谭其骧先生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创立者。如果从谭先生组建研究队伍算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已有近60年的历史，专业研究机构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建立至今已有半个世纪，1982年6月正式建立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谭先生原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1950年浙江大学停办史地系。经一番辗转，1951年8月谭先生应聘到复旦大学，担任历史学系专任教授。1954年秋，毛泽东主席赞成吴晗改进清代学者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主张，成立“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简称杨图委员会)。吴晗、范文澜主持这一委员会，1955年聘谭先生赴京担任主编。1957年发现重编改绘杨图不符合时代要求，杨图委员会决定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由于此项工作无法较快完成，1957年初谭先生带领当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邹逸麟、王文楚回到复旦大学，以继续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便于工作，应谭先生的建议，1959年7月1日历史系成立历史地理研究室，系主任谭其骧兼任室主任。
按照谭先生建议设置历史地理研究室的规划，设置的目的有三条：一是组织现有可以组织起来的人力，保证完成国家编制历史地图集的任务；二是逐步提高现有人员的工作能力，培养青年教师，以迎接国家在经济文化建设飞跃发展形势下不断提出的各项历史地理的研究任务；三是通过各项任务的完成，带动学科本身的发展，逐步使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具备完整的科学理论与体系，而学科的发展，又转过来可以推动历史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并更好地为国家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在研究室创建的同时，谭先生积极在历史系筹建第二个专业——历史地理专业。考虑到缺少地理基础课教师，1959年和1960年相继从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地理系，调入10名应届毕业生，形成以后大致保持在二三十人的研究队伍。
显然，谭先生提出的建立历史地理研究室的任务，并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历史地图集，也是为了培养复旦大学的历史地理研究队伍，从而带动学科本身的发展。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以后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按照谭先生设计的方案进行的。当时如果将目标仅仅定位在完成国家历史地图集，历史地理研究室便不可能发展到研究所，更不可能成为国内最大最重要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
1964年开始，随着政治运动的逐步展开，历史地理研究室的研究工作经常受到干扰。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几年间，历史地图集的编图工作完全停止，谭先生本人也屡受冲击，写检查，关牛棚，遭批斗，扫地、拔草、下乡劳动，身心备受折磨。1969年5月以后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得以恢复，但政治气氛并未获得根本改观，基于政治目的而不顾历史事实的种种要求不时从上面提出。谭先生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要求本所研究人员，以及所有参加单位的研究人员，都要这样做。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一味满足上头的各种要求，历史地图集便无学术价值可言，而历史地理研究室决不会成为真正的研究单位，更不必说成为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了。谭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国家开始举办各类学术评奖活动之后，屡获从上海到国家层面的各种大奖，显得非常突出，与历史学界诸多学科“文革”结束不久尚处于凋零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没有谭先生坚持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的严谨学风，历史地图集和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命运便会完全两样。
1980年11月谭先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7月被聘为国务院首届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历史组成员，并被确定为首批博士生导师，本所历史地理学科被首批批准为博士点和硕士点(中国历史地理学专业)。1982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复旦大学设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其骧先生为首任所长。1983年8月，谭先生指导的研究生周振鹤、葛剑雄经教育部批准提前毕业，通过论文答辩，成为全国首批文科博士。1984年4月，本所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优异”,获“上海市1983年度模范集体”光荣称号。1987年本所被评为首批国家重点学科，1996年开始承担国家“211工程”历史地理研究项目，1999年第一批入选教育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本所单独组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0年本所列入复旦大学“985工程”“重中之重”建设单位，2004年11月以本所单独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是国家第一批“985”创新基地。所有的上述“第一”,都是谭先生坚持严谨学风，言传身教，带领一批真心治学的研究人员不懈努力的结果，或建立在他们的基础上。在科学昌明、历史地理学步入发展的快车道的今天，我们必须“喝水不忘掘井人”,永远铭记谭先生创建本所、带领本所前进的不朽业绩。
三、谭先生留给本所的传家宝
1982年6月成立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先生担任了最初四年的所长，1986年10月以后不再担任所长。1992年8月28日零时45分，谭先生与他创建并付出巨大心血的历史地理所最终告别。自谭先生辞去所长职务之后，所长的接力棒，一传邹逸麟教授，二传葛剑雄教授，三传满志敏教授，至今已到了四传。
尽管各时期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发展速度也略有区别，但本所始终朝着辉煌的未来前进，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所是国内专职人员最多、门类最全、总体水平最高、实力最强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拥有一批国内公认的学科带头人，梯队结构比较合理，研究涉及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各个方面。据不完全的统计，至今为止，已出版学术著作120部左右，发表学术论文近千篇。学术著作中，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以及史念海、陈桥驿共同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谭其骧、王文楚等整理校勘《肇域志》,邹逸麟主编的《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葛剑雄主编6卷本《中国移民史》、6卷本《中国人口史》,周振鹤主编的《上海历史地图集》,赵永复、傅林祥等主编的《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域外分典》,邹逸麟主编的《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都荣获国家和省部级的多项奖项。近十年来，将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和新兴的科学技术GIS相结合，并与国外著名大学合作产生的成果“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尤其令人关注，被公认达到世界水平，其展览版被教育部选中，参加国家主办的“辉煌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成就展”。本所在教书育人方面也取得可喜的成绩。自教育部设立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奖以来，本所共有5篇(分别由邹逸麟、周振鹤、葛剑雄指导)被评为教育部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此数量居复旦文科各学科半数以上。此外，还有4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
谭先生辞世以后近20年本所取得的成绩，可以告慰谭先生在天之灵。然而，我们没有骄傲和自大的理由，而应该通过回顾历史地理所的成长历程，冷静总结谭先生给我们究竟留下什么传家宝，充分继承谭先生的优良传统，开创历史地理所新的未来。
依据自己的体会，我以为谭先生留给我们的传家宝，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风严谨，一丝不苟。我随谭先生读博之后，对此有深切的体会。1990年，北京图书馆的任继愈先生主编《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我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国古代都城》。我一开始将通俗历史读物的写作简单理解为有关研究成果的通俗化，未加鉴别便采用了某些大家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不应有的错误，遭到谭先生的严厉批评。谭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以“松弟老弟”开头的措辞严厉的信。信中说：“做学问必须以‘谨严’为第一要义，决不能图快而草率从事。你这部稿子已经我对你的提纲指出了许多错误，提了不少意见，还存在这么许多不确不妥之处，可见你是只图快，根本没考虑‘谨严’。这种作风今后必须要改，断不可再犯。你还年轻，断不可为自己落下一个粗枝大叶、疏漏不少的坏名声。凡是署上你自己名字的文字，不论性质如何，都应该对读者负责，对自己负责。”他进一步指出：“通俗读物应深入浅出，有时比写论文还难，断不能在自己没搞清楚之前，就把别人的东西抄进去。”
在见信的同时，我看到谭先生对我稿子的修改，更加感到汗颜。只见谭先生看过的十余页稿纸每页的旁边都有批注，短的一二十字，长的近百字，凡有错误或表述不够严谨之处，几乎都有批注。例如，我写到五代十国时期，将十国看作与五代相对峙的政权。谭先生批注：“南方同时存在好几个国家，不能说与中原的五代‘对峙’”。我写到许昌在建安元年至延康元年，东汉最末一个皇帝都许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政治中心在邺不在许昌。谭先生批注：“建安九年曹操破袁氏后始居邺，此前曹操与献帝同在许，许为实际政治中心亦有八九年，不能说自196—220年都是徒有都城之名。又，献帝时应称‘许’,不得称‘许昌’,‘许昌’是曹丕以后的称呼。”当我写到“五代吴越国割据江南，定都于此，经大力经营，杭州成为风景美丽经济繁荣的东南大都市”时，谭先生批注：“这几句话嫌不确切，嫌空泛。吴越割据地区只能说‘两浙’,不能说‘江南’。五代时割据江南的是南唐。‘大力经营’是空话，杭州在五代时得到发展主要是吴越境内长期无战乱”。总之，凡有空泛之处，不够严谨之处，谭先生无不一一指出并说明理由。
通过谭先生的批注，我明白按照他的要求，通俗历史读物的写作并不比论文写作简单，同样要清楚地正确地交代每个细节，而且每个用词都要求准确、晓畅。尽管我当时从事历史地理的学习与研究已经七八年，知识结构依然有限，因未以古代都城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要跨越整个古代、了解与古都有关的相关细节与历史背景而不出差错，实际是很难的。《中国古代都城》之所以能够发表，还算有点质量，与谭先生的严格把关分不开。由于担心自己的知识有限，此后我再也不敢写类似《中国古代都城》的通俗历史读物，对论文的写作自然是如履薄冰。
第二，求真务实，发前人所未发。谭先生在《长水集》的自序中说：“总觉得文章千古事，没有独到的识解，不能发前人所未发，写它干什么?”由于对自己的要求甚高，坚持“发前人所未发”,谭先生的论文才备受学术界的重视。然而，这种“发前人所未发”,必须建立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在与谭先生讨论南宋初期政局时，我提出南宋对金主和的主张出之于宋高宗而非秦桧，在讨论客家人问题时，我以为他们应主要在宋代南迁。对我这些尚在形成过程中的朦胧看法，谭先生都持鼓励的态度，但他告诫我，一定要有史料的支撑，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看法。在谭先生的鼓励和引导下，我找到了必要的支持史料，发表了《客家南宋源流说》一文；由于主和出于高宗一说已有人提出，我未写成文章，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促使我理解南宋初期的形势，有利于探讨北方移民南迁的影响。
读谭先生的论文，在击节叫好的同时，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先生用的是其他学者不知翻过多少遍的寻常史料，为什么别人没有发现的重大问题，他却发现并解决了?依我浅见，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谭先生眼界开阔，历史、地理知识渊博，并对之有着极深的理解。谭先生给本科生开过多次中国通史课，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及不同时期的特点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时又重视地理学，将中国历史与中国地理融会贯通，所以才能在寻常资料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例如，他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精辟地论证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牧业的交替发展、植被状况与下游河道变迁的关系，被学术界认为是“解放以来所有研究黄河的文章中最杰出的一篇”。这样气势壮阔而又抓住关键因素的文章，如果没有对北方历史与地理的深刻理解，无疑是写不出来的。
其次是关注现实，善于从现实需要发现历史地理的重大问题。谭先生在建议设置历史地理研究室的规划中，说明建立的目的，不仅用以完成国家下达的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任务，还强调用来培养青年教师，“以迎接国家在经济文化建设飞跃发展形势下不断提出的各项历史地理的研究任务”;通过学科的发展，“更好地为国家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尽管这些话是在当时的语境下产生的，而“文革”中的影射史学也使得人们一度对“为现实服务”产生不好的联想。然而，我认为“为现实服务”应是历史地理学必须努力的方向之一，只是它不应是利用学术研究的成果，盲目地为上级的决策鼓吹叫好，而应是通过实事求是的研究来检验、修正、补充上级的决策，增加科学的预见性。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即使不将“为现实服务”作为研究的目的，至少也可从现实与往日的对比中发现历史地理的课题，进而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谭先生的一些论文，如关于黄河安流原因的探讨、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的大海侵、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成陆过程、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国疆域、历史上的七大首都、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设想、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七洲洋考、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等一系列的论文，甚至可以说1950年代以后发表的大部分论文，都是从现实中发现重大题目，并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探讨的出发点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完全脱离现实，整天呆在象牙之塔中，便难以产生这些具有深远影响的宏文巨著。
再次是不迷信他人的研究。在谭先生的眼中，不存在任何的学术权威，一切结论都必须用史实检验。早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时，年仅21岁的谭先生便对顾颉刚所持西汉十三州部说法提出质疑，并与之往复争论，解决了重大学术难题。我曾有一次问谭先生，论文写作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需考证?谭先生回答，除了王朝的国号、皇帝的年号可以不用考证之外，其他一切都要依据资料进行检验或考证。我对此理解，是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可轻信别人的研究，无论他政治地位或学术地位有多高、研究多么“权威”。事实上，谭先生研究的许多重大课题，之前都有人论述过，有些甚至被视为权威的说法。谭先生通过自己的扎实研究，最终推翻了权威的说法，建立起自己的可信的结论。
第三，因材施教，作育后学。
凡研究生都有不同的学术功底和天赋，谭先生在指导研究生时因材施教，既严格要求，又谆谆诱导。1990年我成为谭先生的博士生，第一次面见谭先生，请教如何填写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谭先生说：“你研究历史地理几年，已经上路了，没有必要开那么多的课。我请张修桂老师开个书单，读点地理学的书即可”。然而，他又并非由于我“已经上路”,放松对我的要求，因此才有我在写作《中国古代都城》时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另一方面，谭先生对学生既严厉又亲切。每次到谭先生家中，如果谈话到吃午饭的时间，他差不多都要留学生吃饭，我也在他家吃过几次。偶尔还能在一起闲聊，而在闲聊前的十余分钟，或许他正对学生的某个作业提出严厉批评呢!
还需补充说明谭先生对中国自然地理学的重视。谭先生在筹建历史地理本科专业时，基础课除历史学的有关必修课外，开设普通自然地理原理、地貌学、中国地理、中国经济地理4门，以及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中国历史自然地理、遥感与影像判读、中国历史经济地理等13门专业选修课。为了解决地理教学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师资问题，他设法从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地理系调入10名应届毕业生。由此可知他深知自然地理学对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意义，并将地理学修养视为专业教育的重要内容。谭先生自己的论文更显示出他对中国地理的深刻理解，而他在1950年代以后撰写的论文，可以说相当部分属于历史自然地理。由于我毕业于历史系，他自然要将认真学习中国自然地理放在我的博士课程的第一位。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生招生由教育部统一出题，只考历史，不考地理，使得历史地理学研究生的地理色彩日渐淡薄。如果历史地理研究单位不对此实行补救措施，必将极大地不利于这一学科的全面发展。
四、继承谭先生优良传统，开创本所更美好的未来
我常为自己能够在本所学习和工作而感到幸运。在这里，不仅有谭其骧这位好导师，还有多位令我敬佩的好老师。尤其是邹逸麟、王文楚、张修桂、赵永复等进所较早的老师，和周振鹤、葛剑雄这两位大师兄。他们在谭先生的言传身教下，学问踏实，在不同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贡献，在谭先生逝世以后邹逸麟、葛剑雄、周振鹤更在历史地理所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我常想，全国有多家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虽然各有特色，都对我国历史地理学的繁荣作出贡献，但学术影响之大、梯队之完整、成果之丰厚，人们无不推崇本所。除了谭先生的巨大学术影响、奠定的良好基础，以及本所早已形成的扎实研究、严谨认真的学风之外，也与邹逸麟、葛剑雄、周振鹤的致力学术、带领同事和学生共同攻关有关。
历史地理研究固然是个人的自由研究，但如果只是单兵作战而无合作攻关，本所如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些合作攻关，并非出于压力，完全是自由选择。谭先生以30年之力联合全国的研究力量，完成《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任务，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本所在谭先生逝世以后的20年团结一致，一心向学，努力走向辉煌，自有外人难以猜度的原因。
谭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快20年，但他的影响在本所仍然无所不在，引领我们自觉前进。纪念谭先生百年诞辰，除了追思他的丰功伟业，如何总结并继承谭先生的优良传统，开创历史地理所更好的未来，值得每个同仁认真思考。
谨书于2011年4月8日
来源：《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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