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六月的一个闷热黄昏，冀鲁边区新海县大赵村田野寂静，忽然传来短促枪声。不到一分钟，副旅长黄骅倒在血泊中，身旁文件散落一地，三十二岁的生命戛然而止。行凶者并非日军，也非伪军，而是他曾誓言并肩作战的顶头上司——旅长邢仁甫指使的手枪队。
守在村口的民兵远远看见枪口冒火，还以为小股日伪来袭。等探明真相，所有人噤若寒蝉：自己人扣动了扳机。对部队而言，这比敌人偷袭更沉重，信任的堤坝似乎在一瞬间坍塌。可要理解这枚子弹如何最终射向同志，还得把目光拉回到数年前。
1911年3月生于湖南茶陵的黄骅，从少年时代就钻进了湘赣边崇山峻岭里的红军队伍。十九岁那年，他随着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过雪山，进草地，腿肚子冻伤，仍咬牙扛机枪翻越夹金山。长征胜利时，他不过二十四岁，却已是屡立战功的老兵，信念坚定，作风硬朗。
全面抗战爆发，黄骅调入八路军一一五师，先任连长、营长，再晋升团参谋长。战士们认可他，不为官架子，只认打仗本事。饿了蹲在地上啃窝头，冷了裹条破棉被，敌机轰炸也没躲进防空洞。用他的话说：“咱若怕死，谁替老百姓挡炮火？”
1941年冬，冀鲁边区教导第六旅营盘混乱。枪械散放，伤病员缺药，报销制度糊涂账连篇。上级找来“硬骨头”补位，让他任副旅长兼参谋长。没几个月，营房修葺、武器点验、后勤补给一一到位，战士们训练声响彻苇海。部队面貌骤变，却也在悄悄搅动高层的暗流。
旅长邢仁甫本是老资格。1937年，他把一支地方武装拉成冀鲁边洋枪队，闯下盐山、乐陵等战功。可频繁胜利没浇灭他的私欲，反而让享乐心膨胀。缴获物资成了个人家底，宣传干事宋魁玲被强收作妾，安乐岛专门给他修了小洋楼。战士们背地里嘀咕“邢司令更像个土财主”。
黄骅多次据理力争，先是内部谈心，继而电请政委周贯五回部调查。会上，黄骅直言：“纪律松一寸，阵地退一尺。”邢仁甫表面陪笑，背后却咬牙切齿。那一晚，他对亲信阴声说：“树大了，得砍。”十几个字埋下祸根。
1943年春，军区决定让邢仁甫赴延安学习，旅务由黄骅主持。这在正规部队里再正常不过，却被邢解读成“夺兵权”。他一边推托“青纱帐未长，交通不便”，一边密召亲信商量“除害”。执行人选落在旅手枪队长冯冠奎——出身土匪，打枪狠辣。
6月29日，黄骅到大赵村布置秋季反“扫荡”。次日傍晚，会场仅有几盏煤油灯。冯冠奎假借送文件闯入，枪声乍起，黄骅胸口中弹，未及拔枪便倒下。同席的王作尧、张侃、颜士谔、邢其祥相继牺牲。临终前，黄骅只留下四字：“守住根据地。”
噩耗震惊冀鲁边。115师政治部主任肖华赶到现场，见五副染血的军装，声音嘶哑：“这是什么价！”军区旋即反击，逮捕数名同谋，唯独主犯邢仁甫逃之夭夭。他挟持少数死党，带着黄金和宋魁玲夜走渤海湾，后潜入天津，贴身保镖手里依旧拎着那把行凶手枪。
失了立足之地，他干脆投奔日本特务机关，写《效忠天皇》讨赏，挂名“津南六县剿共司令”，成了日伪狗腿。1945年日本投降，他又火速易名“罗镇”，换上国民党军统军服，官至保安司令，自以为天衣无缝。谁知历史记账，从不漏账。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奇袭津门。邢仁甫装成难民混出城，在西站被群众指认。战犯押解到北京收审，他试图以“功劳簿”替命，审讯员只淡淡一句：“功是功，罪是罪。”卷宗厚如砖，每一页都写着村民血泪与黄骅之死。
1950年9月7日，河北盐山，十万乡亲挤满广场。宣判书读罢，邢仁甫面色蜡黄，昔日豪横不存。随着枪声响起，叛徒的自负、贪婪与恐惧在尘土里散去。现场老兵攥紧帽檐，沉默不语，仿佛那声枪响才真正替黄骅讨回公道。
同年冬，冀鲁边行政公署提案，将新海县更名“黄骅县”，纪念这位用生命守纪律的副旅长。1953年，战友们把他的遗骸安葬在济南英雄山。清晨的烈士陵园里，松风掠过石阶，墓前三声军号，似在告诉远行的英灵：阵地未失，信义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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