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不是自然变淡的，它是被一次次“拆解”的。
先拆合法性，再拆参与感，最后拆成只剩消费与流量的空壳。你以为是时代变了，其实是我们把节日的骨架掰断了。
先把时间线钉死。1852年，太平天国为了“奉天承运”，颁行所谓太平天地，直接把清朝旧例打成“妖朝历”，在统治区内严禁春节相关习俗。
有人除夕祭祖“欲杀之”，有人照旧置办也可能遭严惩。
这不是“年味淡”，这是把年味当成敌人。
再往后，冲击更“现代”。清末到民初，很多改革者出发点是救亡图存。但路径常常是用西方长处去猛击中国短处，甚至过度夸大自己的缺陷。传统节日首当其冲，被贴上落后标签。
到了民国，手段更硬。
1930年6月推行“国历”，规定严禁农历新年贴春联、放烟花、拜年。传统节日一律按阳历走，农历新年不许放假，也不许“借名放假”。
别小看这种“打压”。节日的传承不是写在教科书里，而是靠一代代参与完成的链条。链条一断，孩子没机会看、没机会做，长大后自然也没能力教下一代，这就是“节日意识中断”。
然后我们迎来了恢复。
改革开放后，春节开始回到公共生活。1979年1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题目是“为什么春节不放假”。1980年，全国全面恢复春节放假三天制度。
更残酷的变化发生在现代化本身。有两个节点，都是大转折。
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2015年，上网人口第一次超过不上网人口。这两件事叠加，基本决定了春节的社会土壤变了。
农耕社会过年正值农闲，时间天然充裕。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化阶段，生产和生活还能分开，人们先狂欢再回到工作节奏。
但进入21世纪后，时间被碎片化，几天假期被看成休闲时间、亲情时间、甚至加班时间。
结果就是，仪式被压缩，体验被稀释，年味当然淡。所谓“年味淡了”的共鸣背后，本质是“仪式感淡了”。这不是年轻人的错，是结构性的时间贫困。
那年味到底是什么。春节符号不是单一的，而是一套综合系统。
年画春联是视觉系统，鞭炮半夜声是声音系统，饺子汤圆是饮食系统，祭祖团圆是行为系统，辞旧迎新、尊老爱幼是价值系统。
你注意，最重要的其实是最后那条，价值系统。一旦价值没了，视觉和饮食就会变成“装饰”和“吃喝”。难怪很多人说过年像完成任务，因为他只剩流程，没有意义。
所以别简单怪“环保不让放炮”“工作太忙”“路太远”。这些都是真原因，但不是根。
根在于旧习俗淡了之后，新的习俗没有及时补位，空缺没填上，节日就只能被消费主义接管。
消费主义的厉害在于，它不跟你讲认同，只跟你讲欲望。市场丰富、购物便利，让人不再亲力亲为，“忙年”的参与感直接被外包。
再加上娱乐样式爆炸，节日被做成“消费娱乐套餐”，精神层面的那口气就没了。
民国废除春节的失败、韩国申遗引发的讨论、江陵端午祭的争议，本质都是这种认同反应。
“节”本是植物最硬的关节，延伸到时间上，就是一年里最难熬的“非常时间”。
春节既是一年的终点，也是起点，还是冬春过渡的关口。传统意义上，这是“最容易出事”的时段，所以才叫“过年”“过节”。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背后不是矫情，是危机时刻需要精神依靠。
问题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春节被多次人为打断、被现代生活挤压、再被消费主义抽空。
最后留给我们的，就只剩“放假”“红包”“旅游”和“堵车”。这当然不好玩。
那么未来会春节会继续分化成两条路。一条是更商业化、更娱乐化，变成超级消费季。
另一条是更重认同、更重仪式的小范围复兴，比如家庭的家风仪式、社区的“村晚”、城市里的新民俗。
真正的竞争，不在烟花能不能放，而在我们能不能重新组织“参与”。节日的魅力靠的是共同创作，而不是被动消费。
你只买年货，不参与忙年；你只看春晚，不一起包饺子；你只发祝福，不回家见人，年味不淡才怪。
年味从来不等于放假。年味等于你在这几天里，重新确认“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和谁是一家人”。这件事，谁也替代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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