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的傍晚,西柏坡气温已降到零下。毛岸英抱着一袋土豆站在窑洞门口,一见开门的年轻女子便立正、腰弯九十度:“师娘好!”声音清脆,又透着几分紧张。女子叫董边,正准备开中国妇女代表大会的材料,被这一声“师娘”弄得怔在当场——这位高个子小伙她从未见过,却对自己如此恭谨。

旁边有人悄声解释:“他是毛主席的长子,现在跟田家英学习中文。”董边这才恍然,用家乡口音笑道:“快进屋,外头冷。”一袋土豆、一声称呼,把三条线悄悄连在一起:领袖父子、师生情谊、革命伴侣。

故事得往回翻。1945年12月5日,莫斯科机场北风刺骨,毛岸英换上一件苏军呢大衣登机,飞向离别十九年的祖国。12月20日,飞机在延安黄土坡降落,毛泽东蹒跚跑向舷梯,见面第一句话竟是“长高了!”那时,毛泽东因重庆谈判劳累过度,血压飙升,手抖严重。儿子回来,病情居然一天天好转,傅连暲都说“心理药效真快”。

好日子没持续多久。延安忙成了兵工厂,一切都要节省。毛泽东嘱咐组织:不要给岸英搞特殊。住宿挤进中央机关普舍;伙食,战士灶;衣服,满是补丁。更难的是习惯——这年轻人张口俄语称呼同志姓名、抬手就比划,被父亲提醒:“在中国,少做手舞足蹈。”不久,他背着六斗小米,拜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为“农民先生”。盛夏锄地,寒冬推磨,手上起满血泡,他咬牙坚持。1946年秋,胡宗南进攻,组织三次催他返城,他才下山。毛泽东握着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算是毕业证。”

正是在学农间隙,田家英出现。这个四川娃九岁辍学,却靠背诵《古文观止》《资治通鉴》练出一口漂亮中文。毛岸英俄语流利,中文结巴,毛泽东便让田家英当老师。田教员要求极严:古诗词、现代政论,一字不差背。毛岸英常熬到煤油灯只剩豆火。有人替他求情,田家英当场背完《论联合政府》一段,“现代文也要韵律,记住它。”话不多,却顶真。

1948年春,辽沈前夜,毛泽东觉得秘书不够用。陈伯达推荐田家英。面试别具一格:主席口授电文,田家英当即誊写,语句分毫不差,“你去东北走一圈,再来上任。”田家英领命而去,心里却挂念妻子董边——两人自1945年分手后再未谋面。

董边同样出身延安抗大,性子明快。妇委会要她赴西柏坡筹备妇代会,她二话不说便来,却没想到丈夫已在北满跑调研。日夜对着稿纸,她偶尔推窗发呆。半月后,毛岸英带着同学来看“师娘”,场面才有了开头那幅温暖画面。毛岸英说:“田老师常夸您做菜好,这点心意,请别推辞。”礼数周全,董边心里泛起一丝感动。

他们的婚姻也颇有戏剧味。1941年冬,田家英与原配因性格不合离婚,闷闷不乐。组织派董边去开导,结果两人越谈越近。一次,董边邀他跳交际舞,被田家英称作“顶肚皮”,二人拌嘴后竟暗生情愫。1943年秋,田家英在窑洞顶部读报,忽然抱住董边:“咱俩结婚!”董边反问三条:家务我说了算;工作互帮;分离不变心。田家英爽快应允。婚礼无糖无礼炮,只在土墙贴张红纸,却羡煞同事。

回到西柏坡,夫妻久别重逢。夜里,田家英对董边说:“主席要我回身边,你可得多保重。”董边点头,执起他的手:“公事放心,我也有我的战位。”两人相视而笑,窗外火盆噼啪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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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田家英随毛泽东进入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灯火通明,他常奋笔至黎明。董边留在西柏坡,把十二本妇女工作教材编成定稿。毛岸英则随中共中央进军南京,行前再次向“师娘”道别:“书我带着,路上继续背。”董边挥手:“字要写好,别叫田老师罚站。”

三个人从不同方向汇入同一股洪流:一个在炮火中考验血性,一个在灯下挥笔记述,一个在陋室里给新中国妇女运动奠基。那年冬雪很大,西柏坡的土墙上结着冰凌,却也见证了他们最朴素的敬意——一声“师娘”,一个深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