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春末，珠江口的江风带着咸味吹进长洲岛。操场上一阵急促的哨声刚落，新兵们还在喘气，队列却已如尺划。担任总队长的严立三立在草坪中央，衣襟被汗水浸出深色，却不改方正的军礼。身旁一名学员小声感叹：“跟着严队长，再苦也认了。”这句窃语被陈赓听见，他后来回忆时说：“在黄埔，能让所有人佩服的，只有严立三，大家都把他当大哥。”
黄埔一期、二期学生里不乏未来叱咤风云的将帅：叶剑英谋划深沉，胡宗南骁勇善战，孙立人枪法精准，可一提到“最受尊敬”，目光却不约而同落在那个外表清癯的湖北人身上。原因并不复杂——严立三身上有股子难得的纯粹：对学生绝对公允，对教学近乎苛刻，对自己则严到刻薄。
早在黄埔建校前，严立三就已历经北洋军旅、湖北都督府、北京陆军讲武堂的打磨。1892年出生的他，受父训“位卑未敢忘忧国”深刻入骨，行事从不苟且。16岁考入安徽陆军小学，随后投笔从戎，奔走各地军政学府。此人不是“学院派”的书生，而是一位把课堂与战场打通的行动者。每一堂课，他都要亲自示范；每一次沙盘推演，他都要带队到山间实地行军。有学生说，严格程度堪比“用放大镜挑毛病”。
这种认真换来的是普遍的信服。老蒋曾在点名册上逐条划看学员背景，常把浙江子弟按在第一排。而严立三却坚持“兵无贵贱、只论本事”。湖南籍的陈赓、江西来的蒋先云、乃至贫苦出身的聂荣臻，都在严立三那里获得同样的指导。有人暗自揣测，这样做是否会触怒校长。严立三只是淡淡一句：“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不是结党营私。”这话传了出去，学员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严立三之所以能在黄埔屹立不倒，还在于他对自己更为苛刻。一次山地夜行，他先让学员编队前进，自己走在最后，提着马灯，逐个检查背囊。陈赓的炊具略显油污，被他当场训斥：“行军靠的是纪律，细节里就能看出胜败。”众人心惊，却又心安，因为被批也意味着被重视。
北伐初起，黄埔学生刚被编入第一军，火车还没驶远，广州街头便流传着“严师率铁军”的说法。武昌城下，一支临时拼凑的团阵脚将乱，严立三翻身上马冲到最前线，摘下马刀，直指城墙：“先上去者奖百元！”他自己当先攀爬。不消一刻，黄旗在城头猎猎作响。战后，整个东路军都服气地认定：这位师长不只是讲得好，更是真打得硬。
然而北伐胜利在望时，政治风云突变。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枪声传到武汉时，严立三刚赴总部开会。有人劝他“靠过去”，他冷冷回答：“枪口对着同胞，我做不到。”随后请辞职务，挂印而去。那一年，他才三十五岁，前程正盛，却选择隐身山林。
1930年代，他的行踪成了谜。有人在庐山道观见他青布袍拂尘而行，也有人在扬子江畔听闻他讲《大学》与《孙子》。报纸称他、石瑛、张难先为“湖北三怪杰”，言语里半是惋惜半是嘲讽。可战事接踵而至，满目疮痍让这些闲言碎语显得苍白。卢沟桥事发，华北烽烟四起，他再度请缨，却被蒋介石以“体弱多病”婉拒，转而委以湖北民政厅长的闲职。
厅长的座椅宽大柔软，却坐不住他的急性子。他一心想整顿地方粮赋、兴修水利，却发现批文层层卡壳。副厅长奉命牵制，一支笔便能让文件原地打转。他只能四处奔走，亲自勘查堤坝，回到办公桌前常常已经深夜。助手劝他保重身体，他摇头：“百姓一天吃不上饱饭，官帽子有什么好戴？”短短两年消耗殆尽，终以辞呈作别官场。
宣恩是他晚年的栖息地。山城僻静，梯田环绕，他挽起裤腿教农民修堰渠，也会在冬夜挑灯给孩子们讲算术。1941年夏，他积劳成疾，在简陋土房中与世长辞，年仅四十九岁。消息传到重庆，陈赓叹息良久，对友人说：“此人若在，北伐军魂不至此彷徨。”
有人疑惑：严立三不也出身旧军人？他凭什么赢得左翼、右翼同时敬重？答案或许藏在他一句口头禅里——“不贪”。北伐时，他处置缴获，分毫不染；担任师长，军饷支出清清楚楚。部下曾劝他留些后路，他摆手：“账目一错，兵心就散。”在权力与金钱最能腐蚀人心的年代，他用行动告诉年轻学员，什么叫做军人风骨。
从教官到师长，再到隐居山林，再到地方官员，他一生轨迹看似飘忽，却始终围着同一个圆心——国家和百姓。陈赓对他的称赞，从来不只出于个人感情，更是对那份耿介、对那股子清白的敬畏。在黄埔血与火淬炼出的集体记忆里，“严大哥”几乎成了良知与操守的代名词。
如果说黄埔留给中国的不只是战术图表、刺刀操典，而是一种士气与担当，那么严立三正是这股精神的体现。他没能等到崭新的旗帜在北京城头升起，却把“为国为民”的种子种在了无数学生心里。日后，他们有人走进延安的窑洞，有人困守重庆的窄巷，也有人往大后方转战万里；无论道路如何分叉，提起严立三，依旧会把掌心贴在胸口，悄声道一句——“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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