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全球60岁以上人口正在快速增长：2020年约为10亿人，2030年将增至14亿；而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预计将翻倍达到 21 亿，80岁以上人口预计超过4亿。
这意味着，人类需要系统性地应对一个事实——多数人将经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长寿人生”。
“长寿不仅是生物学问题，更是社会学问题。一个人如何老去，将是决定未来的最关键因素。”
安德鲁·斯科特是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同时担任牛津大学埃里森理工学院经济学高级主任，也是欧盟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的研究成果广泛发表于全球顶尖学术期刊，并频繁被国际主流媒体引用和报道。
作为一位知名作家，斯科特教授与琳达·格拉顿教授合著了国际畅销书《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与工作》，该书曾入围多项图书大奖，包括《金融时报》与麦肯锡年度商业图书奖。
长寿误解：人们低估自己可能活到的年岁并认为衰老不可干预
主持人 朱梓橦：
许多中国读者初次看到《百岁人生》书名时，很可能以为这是一本关于健康养生或未来科技预测的书籍。但您反复强调，长寿不仅是生物学议题，更是社会学命题。在您看来，当前公众对长寿问题最根本的误解是什么？
长寿论坛联合创始人 、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我认为存在两点误解。
第一，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可能会活多久。比如，香港是全球预期寿命最高的地区之一。如今生活在香港的绝大多数年轻儿童，都可以预期至少活到九十岁出头，而这还并非特别激进的预估。每一代人的寿命都比上一代更长，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是第一个误解：人们低估了自己未来可能活到的年岁，总以为只有少数人能活到90或100岁。
第二点，我认为尤为关键，那就是我们往往觉得自己无法影响如何衰老。大家似乎认为衰老是注定的，认为人到了八九十岁就不可能保持健康。这种观念完全错误。无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我们都有大量手段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老去。我的观点是：考虑到现在的年轻人很可能活到极高年龄，每个人面临的最大健康挑战就是如何衰老。这将成为决定你未来走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人工智能固然重要，气候变化也很重要，但你个人如何老去，将是决定你未来最关键的因素。
安德鲁·斯科特：现有社会制度仍建立在“70岁”的假设之上
主持人 朱梓橦：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误解，会如何直接影响个人的人生规划以及当下的公共政策制定？
长寿论坛联合创始人 、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安德鲁·斯科特：
我们过于关注实际年龄，也就是我们已活过的年数。但我认为还有另外两种年龄形式更为重要：第一种是你还能活多少年？这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你需要有多长远的眼光。无论你现在几岁，根据当前寿命趋势，你拥有的未来时间都比想象中更多。第二种是生理年龄——你的衰老速度如何？
另一个重大误区在于——人们往往以为，如果越来越多人活到90岁甚至100岁，这主要关乎90岁之后的生活安排。但关键在于，你需要更早开始规划。基本上，我们现有的社会制度都建立在"大多数人活不过70岁"的假设之上。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出现养老金危机，为什么医疗系统被老年患者淹没——因为我们只关注人们生病之后的治疗，而非提前预防疾病或帮助他们维持健康。我们从未真正聚焦过：如何支持人们度过高质量的90余年人生？又该如何善用这些时光？这实质上是对生命历程的重塑。
安德鲁·斯科特：需重新定义“退休”概念
主持人 朱梓橦：
如果以百岁社会为基准，您认为当今哪些制度最为过时且亟需改革？是六十岁出头的退休制度，还是仅集中于人生早期的教育体系？究竟哪一个最需要改变？
长寿论坛联合创始人 、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安德鲁·斯科特：
问题在于所有体系都必须改变——这是一场如此巨大的系统性变革。我们需要改革医疗体系，需要革新教育体系，还需要改变工作的性质。因为一个不幸但真实的现实是：如果我们活得更久，除非你愿意接受逐年下降的生活水平，否则你确实需要在一生中赚取更多收入。
当然，人工智能或许能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从而解决这个问题。但生产力不会突然飞跃，那么活得更久就意味着必须工作更久。并非所有人都乐于接受工作到七八十岁甚至更晚。那么，我们该如何改变工作性质以支持高龄劳动者？如何让工作时间更灵活？我认为我们必须重新定义“退休”这个概念——变革已在发生。那种所有人都在同一年龄硬性停止工作的观念，我认为已经过时了。退休制度本身正在演变，这仅是变革的一部分，但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调整年龄数字上。
安德鲁·斯科特：与其激进的延长生命不如更关注如何健康地老去
主持人 朱梓橦：
目前存在一场激烈的争论。一方面，硅谷亿万富翁如杰夫·贝索斯和彼得·蒂尔，斥资数亿美元投入细胞重编程研究，坚信死亡是一种亟待治愈的疾病；另一方面，也有像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警告，人类寿命过长将令社会窒息。作为经济学家，您站在哪一方？是追求永生，还是顺其自然？
长寿论坛联合创始人 、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安德鲁·斯科特：
我认为这里存在两个层面：一是人类理论上能活多久，二是投入大量资源试图延长寿命是否明智。值得注意的是，衰老生物学已取得非凡进展，我们或许能够干预衰老进程。我的直觉是，在初始阶段，衰老生物学将首先针对所谓"衰老相关疾病"提出治疗方案。这与其说是激进的生命延长，不如说更关乎：如果我将活到90或100岁，该如何确保自己真正保持健康？
目前大多数人活到八九十岁时，我们看到的是疾病负担的转移——正转向所谓的衰老相关疾病。我指的是那些随着年龄增长患病风险显著增加的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痴呆症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因素：年龄。因此核心理念在于：如果能对衰老过程进行干预，就能同时降低所有这些疾病的发病率。
我个人认为，即使我们研发出能改善衰老过程的药物，也不意味着人类就能自动活到150岁。我认为更可能实现的是，让我们在八九十岁时仍保持更好的健康状态。因此从根本上说，未来医疗系统的方向是助力人们更健康地衰老——而我们衰老得越健康，就越渴望活得更长久。这将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至于埃隆·马斯克的观点——他说自己并不想活过一百岁。说实话，我无法预知如果他99岁时身体健朗，被问及是否愿活到百岁会如何回答。但他指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代际差异。此外，我们必须改变衰老的方式，这才是关键。面对更长的未来时光，我们必须更善于重塑自我，我们不能变得乏味、沉闷或失去创新力。从经济学角度看，我认为对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挑战莫过于改善我们的衰老状态。想想人们对机能衰退或病痛缠身的晚年有多恐惧，就会发现人们不惜重金预防痴呆症。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恐惧，而恐惧远不止痴呆症，还包括所有侵蚀生命质量的疾病。因此我认为，更长久地保持健康所能带来的经济回报是巨大的。
安德鲁·斯科特：85-90岁的衰老状态80%取决于行为与环境而非基因
主持人 朱梓橦：
有批评指出：现代医学善于阻止死亡，却未必能有效保障健康。我们看到寿命在延长，但出现的往往是虚弱、依赖医疗的老人。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并未真正延长生命，而只是延长了临终过程？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百岁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恐怕会演变成一场漫长的噩梦，不是吗？
长寿论坛联合创始人 、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安德鲁·斯科特：
确实如此，而这正是人们所恐惧的。关于这一点，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在英国最富有群体比最贫困群体多活10到12年。这个数据充分说明——我们能够影响自己的衰老方式。对于所有人，包括那些晚年可能变得虚弱的人，我都可以举出反例：许多人在八九十岁依然极其活跃，做着非凡之事。比如最常被引用的例子——米克·贾格尔与滚石乐队成员已年过八旬，仍能在舞台上进行现场演出。所以你可以更好地老去、也依然可以充满活力，我们确实有可为之处。
数据显示，在八十五岁至九十岁这个阶段，约80%的衰老状况取决于你的行为与环境。这意味着你拥有极大的自主空间——仅有约20%由基因决定。因此，我们能做的其实非常多。
但现实情况是，现有医疗体系在维持生命方面表现卓越，但我们必须转向聚焦于保持健康。数据显示：健康寿命在整体寿命中的占比基本保持稳定——虽因国家与个体略有波动，但这一比例始终未变。这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比例不变意味着更长的健康年限，因此更多人在六七十岁依然健康，这当然可喜；但同时也意味着不健康的生活年限也变长了。所以我们必须推动所谓的“疾病压缩”——如何确保健康寿命追平实际寿命？这将是未来医疗体系绝对的核心任务，即从专注于疾病治疗转向全面保障健康。
安德鲁·斯科特：香港长寿之道源于社会连结和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
主持人 朱梓橦：
中国香港多年来被评为全球最长寿的地区，甚至超过了日本。据您的观察，您认为香港的长寿秘诀是什么？
长寿论坛联合创始人 、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安德鲁·斯科特：
这确实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这个统计数据本身就很惊人。部分原因在于香港几乎是个城市型社会，规模较小。通常城市地区生活水平较高，我热爱香港，它充满活力，但以空气质量等指标来看，人们未必会认为它是高寿命地区。我认为存在多种因素。您提到了连结性，让人更长寿、更幸福的关键之一正是目标感与参与感。每次我到香港，都会强烈感受到这一点——至少我认为不孤立也不孤独。
因此我认为社会连结是因素之一。公共卫生体系也非常完善，具有相当的包容性。从数据来看，香港在两方面表现突出：既没有像许多地区那样高发的“富裕病”，也有效控制了“贫困病”。尤为有趣的是，寿命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心血管疾病的显著减少。香港的吸烟率也相对较低，这也是长寿的组成部分。此外还有交通系统——高度的连通性、人员流动与步行便利，这些都极为重要。我们之前讨论过能改变衰老方式的革命性新药，但其实有许多事可做：保持活动、保持忙碌、与人交往、照顾别人或被人照顾。所有这些都会产生影响，而香港在这些方面似乎得分颇高。
安德鲁·斯科特：未来职业生涯将由多次转型构成 保持开放性、灵活应变是关键
主持人 朱梓橦：
在您的书中，您提出传统的“教育-工作-退休”三阶段人生模式已经终结。但很多年轻人其实在35岁或40岁时就面临危机：他们担心的并不是将来要工作到80岁，而是担心自己在35岁或40岁时就会被时代淘汰。在如此激烈的职场竞争环境下，您建议年轻人应积累哪些“无形资产”或技能？
长寿论坛联合创始人 、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安德鲁·斯科特：
当前有两大趋势正在涌现：由于寿命延长，你将不得不工作更长时间；与此同时，AI与科技发展正带来剧烈的职业更替。这实际上是两股巨浪同时冲击。无人能确知未来走向，AI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存在大量不同观点和分歧，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未来的职业生涯将由多次转型构成。你必须具备高度的适应力才能应对这种变化。
总体而言，我认为你要拥有一个广泛的能力基础，能够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再在特定领域深耕专业，但同时要清醒认识到这种专业知识可能会变得不再重要。而那种通过解决问题或差异化思考所培养的灵活应变能力，才是关键所在。可以说，为这种灵活性做好准备至关重要。坦白讲，在技术日益精进的世界里，机器会越来越擅长“做机器的事情”，而人类必须越来越擅长“做人类擅长的事情”。
这将很大程度上关乎情商而不仅是智商，也包括提出假设、验证测试、处理不确定性等能力。这些可能在当前教育课程中未受足够重视，但却亟需加强。
我认为给所有人的关键建议其实是：你必须更长久地保持选择开放性。有趣的是，随着寿命延长，人们结婚更晚——这正是在保持选择开放。离婚率下降我认为也部分源于此。我们正在看到，人们为进入成年阶段所做的准备期正在延长。但在任何年龄阶段，你都必须保持选择开放，要意识到事情可能会出问题，我可能需要转向另一条路。
那么如何创造这些选项？其一是通过课程学习与技能提升；其二是经营人际网络，确保你的社交圈中不全是与你做同样事情的人，这样你就能对其他选项有所了解。一旦出现变故，你便能转向其他方向。我认为构建这种人脉网络、创造可选择性，是人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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