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的一个深夜，北京首都机场跑道上最后一架航班刚刚滑入机坪，时任集团总经理的李培英却已坐进一辆轿车，车灯一闪，很快消失在环路的霾夜里。车里，司机低声问：“李总，今天还去澳门吗？”他只回了一句：“照旧。”不到三小时后，珠江口的夜空里，一架直升机掠过霓虹，他已经抵达葡京赌场。
赌台旁的筹码堆得像砖块，李培英推开袖口，几分钟就抹掉了两百万。对旁人而言这数字足以惊心，他却神情平静，仿佛下注的不是现金，而是一颗骰子。凌晨五点，输赢已难统计，账面亏空六百万元。类似的场景，从1995年到2005年出现过无数次。每一次，他都能准点返回办公室，坐在落地窗前开例会，像什么也没发生。
1950年10月8日，李培英出生在河北广平县一个农家。十八岁入伍，通信连的兵就是他最早的身份。复员后，他考进民航十四航校，再被分配到民航北京管理局，从安检、调度干起，整整十七年。不少同事回忆，那段时间的李培英勤快、话少，似乎和“豪赌”二字沾不上边。
转折出现在1989年。那一年，他接任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局长，随团赴美考察，第一次踏进拉斯维加斯。灯光、筹码、轮盘声，像打开另一扇门。回国后，他迅速结识了在港澳活动的中介“马仔”。从此，每逢周末或者公事途经香港，他都会“顺路”去澳门“调整心情”。
官阶随之递升。1995年，他已掌管机场集团内要害财务。一张签字，就能调动上千万流动资金。也就在这一阶段，他第一次动手挪用公款——四千万元转入王政控制的广联公司，外包装是“委托投资”。几年后，账上出现窟窿，他用降低收益率的方式把同样数额的钱“补回”，数字对平了，痕迹却埋下。
1995年至2003年的八年间，检方最终认定：李培英贪污八千二百五十万元，受贿两千六百六十一万余元，合计超过一亿元。巨额资金的去向，除了补漏洞，就是流向赌桌。澳门方面保守估计，他个人直接输钱三千余万元，其中大半由商人麦炳辉代付。为了回报“朋友”，他又批出三千五百万元公款交给麦炳辉在深圳的壳公司。钱来钱去，烟消云散。
2003年底，他被正式任命为首都机场集团总经理。任期前两年，集团完成股份制改造，在香港上市；天津、重庆等八家机场先后纳入资本矩阵。外界只看到扩张与光环，却没人想到，快速并购带来的复杂账目正是他掩藏资金流动的天然幕布。
有意思的是，2004年崔民权挪用公款案爆出，李培英第一次真切感到“危险”。他口中那句“我的亏空比较大，能不能把你的项目和资产转给我一部分”，正是对刘青山的花言巧语。刘青山把资产过户后，案件线索突然沉寂，他却再无翻身余地。那一亿资产最终成了李培英“补洞”的砖块。
2006年，华闻公司负责人王政被羁押。不到两周，首都机场抛出11.2亿元的收购协议，准备吞下华闻3亿股。表面是产业整合，实则是打算用上市公司资金将数十亿元坏账“洗白”。然而阴差阳错，民航总局要求李培英卸任，交易搁浅。机会稍纵即逝，漏洞彻底暴露。
2008年7月，中央纪委、最高检同步展开调查。彼时他仍坚信“退还即可保命”。短短几周，案卷核定的贿款、赌债、挪用资金已难以统计。“没有现金就抵项目，没有项目就抵股份”，他手忙脚乱地清理，却始终无法凑齐缺口。
2009年2月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李培英犯贪污罪、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年7月15日，同属央企高管的陈同海一案宣判死缓，两起案件形成鲜明对照。区别在于陈退还全部赃款且立功，而李培英退赃未足额、亦无实质性立功表现。
刑场之日，天刚破晓。狱警问他还有何话可说，他沉默良久，只叹息一句：“悔之晚矣。”随后走向那条无法回头的道路。
不得不说，一位从农家少年、基层兵，到手握上百亿资产运营权的央企巨头，如果守得住底线，本可平稳告老。他偏偏把权力当成筹码，把公款当成筹码池，豪赌十余年，终究输光了一切。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留下的，不过是一纸判决和一念贪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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