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85岁的柴玉吉老人被活活饿死在家中，胃里仅剩下些鸡饲料的残渣。
这一幕令人心碎，法医在鉴定时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柴玉吉膝下有四个儿子，每个都已成家立业，按理说，他们应该是母亲晚年的依靠。
而这四个儿子却视母亲如累赘，任由她在孤独与饥饿中死去。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如此狠心？
养儿真的防老吗？
时间往回拨到2009年春天，北京通州张辛庄村。
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子，村口几棵树，几排平房，外地人路过根本不会多看一眼。
真正让这个地方被全国记住的，是2009年4月9日那一天。
村里人先是闻到一股说不上来的臭味，不是垃圾味、也不是牲口的骚味，而是那种让人后脊梁发凉的腐臭。
派出所民警和村干部循着味道找到一间断电已久的旧屋，踹开门时，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能隐约看到床角缩着一团东西。
等人把窗户扒开，光线照进来，才发现那不是被子，而是一具蜷缩成一团、干瘪发黑的尸体——85岁的柴玉吉。
这具尸体几乎已经脱水，皮紧紧包在骨头上，像一张皱巴巴的旧牛皮。
家具上落着厚厚的灰，墙皮斑驳，屋里没有任何新鲜饭菜的痕迹，只有一袋残破的鸡饲料躺在床边。
法医把遗体运走做解剖，结果把在场的人都震住了。
胃里没有一粒米、一点菜，空空如也，只在胃壁上刮出些许黄褐色粉末。
化验报告写得很清楚，那是鸡饲料残渣。
也就是说，这位85岁的老人，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饿到只能抓床头给鸡吃的饲料往嘴里塞。
再往前推算，她已经至少十五天没正常进食，死因是严重营养不良引发的多器官衰竭，说白了，就是在北京城边上，活活饿死。
更扎心的是，她并不是孤苦伶仃的无儿无女，而是在村里曾被人羡慕地叫作“五子登科”的“有福气人”。
她有五个儿子：程一民、一田、一平、一石、一禾。
在过去的农村观念里，儿孙满堂是最大的福报，谁家有五个儿子的，逢年过节都是被羡慕的对象。
可最后，她却死在一间危房里，半个月没人问津，直到尸体腐烂的气味冲破了儿子的冷漠，才有机会被人发现，这不是意外，是一场被所有亲人默许的慢性谋杀。
警察调查时，四个还在世的儿子各有说辞。
有人说“以为别人送饭了”，有人说“那几天正好忙”，还有人干脆把责任推给兄弟媳妇。
可无论说法多花哨，时间线摆在那里。
十五天，没人进屋看她一眼，没人确认她到底吃没吃东西，连打个电话问候都没有。
那个所谓“轮流赡养”的安排，也就成了遮羞布。
看似有制度、有顺序，实际上谁都可以借着“还没轮到我”的借口心安理得地装聋作哑。
对这家人来说，那间屋不是养老的地方，是他们集体逃避责任、安放“累赘”的角落。
门一关，就当这人不存在。
直到尸体腐烂，味道穿透了墙壁，才把他们从自我麻醉中拽出来。
想看懂这桩悲剧有多冷血，不能只盯着死亡那半个月，要把镜头往前推几十年。
柴玉吉1927年出生在天津一个殷实人家，按当时说法，是“有钱人家的闺女”。
年轻时她不是那种只会绣花的大家闺秀，而是受新思想影响，跑去做地下情报工作，给革命送情报、传东西，干的是随时可能掉脑袋的事。
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她跟着大部队辗转，环境一穷二白，天天跟饥饿和危险打照面。
那时候家里带出来的金银首饰，本来可以让她躲在后方过舒服日子，但她一件件典当换成粮食，只为给刚出生的长子程一民多熬一碗粥。
新中国成立后，她和丈夫被分配回北京通州，在地里刨食、参加集体生产，日子谈不上富裕，但踏实。
她身体底子不算好，却连着生下五个儿子，在当时是妥妥的“多子多福”代表。
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全村人都在挨饿，她和丈夫跑远处讨饭、挖野菜、剥树皮，自己饿得眼睛发昏，也要先把饭推给孩子。
那些年，她白天干活，晚上给孩子们缝衣服、熬药，小病小痛都是硬扛。
等孩子们渐渐长大，她又开始操心他们盖房、娶媳妇，借钱也好、打短工也好，能往儿子那边挪的都挪过去。
村里人都知道，这家儿子能有今天的家底，有多大一部分是老娘这辈子一砖一瓦攒出来的。
老伴去世后，她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把自己当成最后的顶梁柱。
哪怕腿脚已经不灵便了，还会主动去帮儿孙看孩子、做饭，能出一点力就出一点，生怕给人添麻烦。
在很多老人身上，你都能看到类似的路径。
年轻时撑家，中年时拉扯儿女，老年时继续当“保姆”，直到身体彻底耗空。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她终于开始需要人照顾时，这个曾经靠她活下来的家庭，并没有把她当成功臣，而是迅速算起账来。
这时候，她已经不是“付出”的那一方，而是会“吃饭、看病、花钱”的那一方。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06年。
原本最贴心、也最愿意照顾她的老五因病去世。
老五是几个兄弟中相对孝顺的，主动接过了照料老人这个“麻烦活”。
他没了之后，这个“责任”就没人愿意接。
四个大儿子一商量，想出了个看上去“很公平”的办法：轮流赡养，每人三个月，每月14号交接。
听着有条有理，实际上却是一份冷冰冰的利益协议。
谁都不愿多养一天，谁都盯着别人是不是少出了一顿饭钱。
所谓“轮流”，骨子里就是“轮流踢皮球”。
每个月的14号，本应是家庭团聚、嘘寒问暖的节点，却变成了老人心中的鬼门关。
那一天，她要提着破旧的包袱，从一个儿子家被送到另一个儿子家，像一件被传来传去的旧家具。
哪家的媳妇脸色好哪家的孩子喊声甜，完全取决于这位老人还能不能带来一点实惠，比如那点退休金、宅基地名下的房子有没有写上他们家名。
一次次无奈的搬迁、一回回在儿子和儿媳眼神里看到的不耐烦和冷漠，足以把一个人心里最后一点尊严磨光。
到后来，连这个“轮流”都成了摆设，她被扔进危房，成了谁都懒得管的“影子”。
从年轻时拿命去拼、到中年时砸锅卖铁供儿子成家，再到老年时被当成负担甩来甩去，柴玉吉这一生，像极了一根被用到尽头、最后被丢进垃圾桶的蜡烛。
案件曝光后，媒体一度蜂拥而至，张辛庄村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
那几年，“啃老”“弃老”“养老难”这些词正在公共话语里冒头，这起“饿死亲娘案”更是像一记闷锤敲在所有人心上。
原来在北京边上，一个有儿有孙的老人，真能被饿到只能吃鸡饲料，最后孤零零死在床上。
案子侦查了几年，直到2012年才正式宣判。
法院根据事实和证据，认定几名涉案儿子在明知母亲年老多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长期不履行赡养义务，最终导致死亡，构成遗弃罪。
几个人被分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但被告席上的儿子们，却更多是在低头、小声嘀咕，彼此指责。
这个说“主要是他负责那段时间”，那个说“我以为已经送过饭了”，还有人嘴上承认“确实有错”，表情里却看不到真心的悔意，更多的是对“自己怎么会倒这么大霉”的不甘。
他们在乎的是会被判几年、出来以后会不会丢面子，却很少有人真正在乎，母亲是怎么熬过那15天，是怎么一口口把饲料嚼进嘴里的。
三年刑期，从法律角度看，已经是当时遗弃罪档次里比较重的处罚了。
可对很多普通人来说，这远远不够解气。
一个人用几十年把儿子养大，换来的却是被饿死在自己家中，肇事者只用三年时间就能“洗白”重新做人，这公平吗？
法律的答案是，刑法只能处理行为的底线，不能替人补上早就缺失的良心。
刑满释放后，这几个儿子回到村里，迎接他们的不是掌声，而是躲闪的目光和背后的指指点点。
村民会在背后叫他们“饿娘的”“不孝子”，有人见着他们掉头就走。
这样的社会性羞辱可能会伴随他们一辈子，但也有人慢慢麻木，学会在心里给自己找借口：“那时候大家都困难”“兄弟多矛盾难免”“老人自己不愿意去我家……”
人一旦开始这么自我安慰，真正的反省就无从谈起。
我们习惯说“养儿防老”，仿佛只要生得多，将来就有保障。
但现实给了一个赤裸裸的反例，当家庭关系完全被钱、房产、面子这些东西主导时，多生几个，只是多几个算计的参与者。
法律可以规定子女必须赡养父母，可以对极端弃养老人行为判刑，却不能强迫一个人真心心疼自己的亲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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