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岁生日那天，我从菜市场出来，手里拎着一块钱买的猪皮。风吹过来，我下意识地拢了拢身上那件穿了三年、袖口磨得发白的外套。二十七块钱的排骨在摊子上泛着油亮的光，可我脑子里过的是账单——房贷、电费、女儿的校服。最后，我走向角落的摊位，说：“给我切一块钱猪皮。”
穷，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把日子劈成了两半。
前半截，我是一家公司的会计，一个月四千二。钱不多，但排骨是想买就能买的。我能给女儿买带蝴蝶结的裙子，能在周末带她去吃顿肯德基。那时我觉得，生活嘛，就是细水长流，总不会断。
三年前，老板跑了，公司像忽地散了架。我抱着装满凭证的纸箱站在街头，四十岁的女人，被一场溃败扔回了起点。求职软件上的简历投出去石沉大海，“年龄不符”像一道冰冷的铁闸，把我拦在外面。我才发现，中年女人的时间不值钱，连带着这个人，似乎也不值钱了。
家里的天，就这么阴了下来。丈夫的工资条是唯一的光，四千八百块，薄薄一张纸，却要撑起一片天。每月银行扣款的短信像闹钟一样准时，两千九——那是我们头顶那片瓦的代价。扣完，剩一千九。再扣去水、电、气、物业费，世界就坍缩到七百块。
七百块，三十天，三口人。
我成了生活的数学家，心算着每一分钱的去处。买菜不是买菜，是价格博弈。土豆白菜是盟友，青椒西红柿是叛徒。鸡蛋是最奢侈的蛋白质，十个，得像安排战术一样计划吃一周。女儿说“妈我想吃煎蛋”，我喉咙里像堵了块抹布，说：“费油。”她说那茶叶蛋，我说：“费茶叶。”她看着我，那眼神我受不住——太懂事了，懂事得像早落的秋叶。
有一次，学校要一百六十块钱资料费。我把家翻遍了，抽屉缝、旧钱包、大衣口袋，所有的钢镚儿纸票堆在一起，数了三遍，一百三。丈夫掏遍裤兜，摸出皱巴巴的二十。还差十块。就那么十块钱，像一道深渊横在眼前。我给我妈打电话，开口时，声音是涩的：“妈，转我五十。”她没问为什么，转了一百。我说用不了那么多。她说：“剩下的留着，别亏了孩子。”
我捏着手机，坐在冰凉的地板上，眼泪掉在屏幕上的“100.00”上。我四十二岁了，为十块钱，向我年迈的母亲伸手。
我的衣柜，时间好像停在了三年前。衣服穿到领子脱线，我就在灯下缝。女儿说：“妈，这太旧了。”我说：“能穿。”她小声说：“我同学妈妈穿得很好看。”接她放学时，我总站在人群最边上，那些光鲜亮丽的身影让我自惭形秽，仿佛我的穷，是一件会硌着别人的破衣裳。
穷，是会吃人的。它先吃掉你的体面，再吃掉你的选择，最后，开始啃噬你对孩子的承诺。
上个月，学校组织春游，三百块。我对女儿说：“别去了，不舒服在家歇着。”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眼睛清澈得让我无处遁形：“妈，你是不是没钱了？”我的心像被狠狠拧了一把，嘴上却说：“谁说的，就是不想你去。”
那天，全班只有她一个人没去。我在厂里给纸盒贴标签，贴一个三分钱。贴着贴着，眼前就模糊了，手一抖，标签歪了。边上的大姐问：“咋了？”我说：“没事，眼里进东西了。”
我现在在包装厂干活，一天八十，一个月撑满了能拿两千三。没合同，没保险，手指被纸壳划出口子，贴个创可贴继续干。加上丈夫的工资，七千一。数字大了，可账单追得更紧。房贷、杂费、女儿的笔墨书本……钱像捧在手里的水，还没喝，就从指缝漏光了。
最难受的是晚上。女儿写作业，我陪在旁边。她突然停下笔，没头没脑地说：“妈，等我以后挣钱了，给你买好多好多衣服，买擦脸油，带你吃好吃的，天天吃排骨。”
我说：“好。”她说：“妈，你别哭。”我说：“没哭，是灯太刺眼了。”
丈夫有时喝了点酒，会红着眼睛说：“日子会好的，等涨工资，等闺女长大……”我点头，说：“嗯。”
可“好日子”在哪呢？它像天气预报里明天的晴，总在“后天”和“大后天”。而我们，被困在今天的雨里，浑身湿透。
昨天做饭，我把最后一点猪皮炖进黄豆里。女儿夹起一块，看了看，又放下。我默默把她碗里那块夹过来，塞进自己嘴里，嚼了很久。猪皮粗糙，难以下咽，可它是一块钱能买到的、为数不多的“荤腥”。
窗外的天又暗了。明天，我还要去菜市场，在心里把那串价格表，再背一遍。
这就是我的四十二岁。不是电影里从容睿智的中年，而是一场静默的、旷日持久的跋涉。肩上扛着房贷、父亲的角色、女儿的明天，口袋里，却只有一块猪皮的重量。
日子还在过。用尽了力气，只为站稳。至于体面、梦想、甚至痛快吃一顿肉的渴望，都像那锅里的油星，漂着，看着，然后，化在了看不见的烟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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