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那个正月，北平的风刮在脸上跟刀割一样。
那铁皮壳子里装着两号人物。
一位是崔载之，傅作义点名要去谈判的；边上那位叫李炳泉，是地下党那边派来的联络员，怀里紧紧抱着个发报机，跟抱个宝贝疙瘩似的。
这场面，放在当年的北平，绝对能让人后背发凉。
黄埔一期出来的老资格，蒋介石的心尖子，平时说话三句离不开“校长”。
他在北平这地界，除了带着第四兵团打仗，其实还领了个特殊的差事——给老蒋当“眼线”。
说白了，就是盯着傅作义，一旦发现这位老长官有啥不对劲，立马得防着。
这会儿，傅作义那所谓的“不对劲”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把人往城外送，去跟共产党接头。
可偏偏，他啥也没干。
他就跟个看热闹的路人甲一样，任凭那辆车在眼皮子底下越开越远，直到连尾气都看不见。
这事儿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劲。
怎么到了这个要命的关口，这根最尖锐的“刺”突然就软了？
外头的人爱说这是“大势已去”。
真正让他把手插在兜里没掏枪的，是他脑子里转得飞快的三笔明白账。
头一笔账，他在算谁才是真的“爷”。
蒋介石远在南京，听说已经在收拾细软准备跑路了，那是天边的“县官”；傅作义可是实打实就在北平城里坐镇，这是眼前的“现管”。
崔载之这趟出城，可不是自己偷偷溜出去的，那是傅作义拍板定的调子。
傅作义为了这事儿，把地下党的专员都给安排上了，这保密程度和重视程度，那是顶格的。
真闹翻了会咋样？
那时候的北平就是个孤岛。
傅作义手里攥着几十万号人，在这岛上他就是天。
要是这时候敢抗命，甚至动刀动枪去截司令官的人，那就是造反。
搞不好“校长”的任务没完成，自己的脑袋先得搬家。
当兵的服从命令，这不仅是规矩，更是保命的法子。
再一笔账，他在赌这次谈判能不能成。
那会儿局势微妙得很。
傅作义派人去谈，心里想得挺美。
他琢磨着能弄个“联合政府”，或者把自己的嫡系部队留着，以后在华北还能说了算，图个面子上好看的“和平”。
可对面是啥态度？
他估摸着，解放军既然把口袋都扎紧了，肯定是要把国民党军队彻底缴械，顶多给傅作义留那么一两个军的编制撑门面。
这一来一去，心理落差大得没边。
既然谈不出个所以然，他又何必急赤白脸地当那个恶人？
要是现在动手拦人，把傅作义惹毛了，搞不好逼得人家一跺脚直接倒过去了。
倒不如放他们去撞南墙，等崔载之带回来一堆“苛刻条件”，傅作义没准就死心了，到时候还得回来跟他们这帮黄埔系的抱团取暖。
这心思够复杂的：既不想背个破坏和平的黑锅，心里头又巴不得谈判谈崩。
最后一笔账，也是压得他喘不过气的一笔，那就是“后路”。
看看周围，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把北平围得水泄不通。
外围的天津、塘沽、张家口，一个个都没守住。
特别是新保安那一仗，傅作义手里最精锐的35军让人家连锅端了，这消息传回来，北平守军的心气儿直接就散了。
城里头死气沉沉。
不管是中央军还是杂牌军，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再打下去也是白搭。
除了让这四九城多添几万座新坟，没半点意义。
要是硬着头皮打，最后肯定是一个都跑不了，自己还得落个战犯的下场。
可要是让崔载之去谈，万一真谈出个道道来呢？
哪怕搞不成“联合政府”，只要能弄个“和平解决”的法子，大伙儿好歹能保住脖子上的脑袋。
谁也不想让自己多年的拼搏变成一场空，更不想带着身边人往火坑里跳。
这种求生的本能，到了最后关头，愣是盖过了对“校长”的那点愚忠。
他眼神复杂地看着那辆车变成小黑点，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一步也挪不动。
他心里明白，这车拉走的不仅是几个人，那是整个北平战局的转折点。
装聋作哑，成了他当时唯一能干、也最聪明的选择。
这就解释了那个怪事：作为蒋介石安插的最锋利的“钉子”，在最该扎人的时候，却自己选择了生锈。
因为在那个节骨眼上，啥信仰、啥主义，在想活命的本能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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