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老挝之前，我以为自己是去捡钱的。
朋友圈里刷到的都是“中老铁路通车，东南亚最后一块价值洼地”、“中国人过去就是降维打击”、“一个月回本不是梦”。我在国内干了八年销售，卷不动了，想着手里那点积蓄，不如去万象搏一把。临走前喝酒，哥们拍着我肩膀说：“兄弟，那边人懒，效率低，你去了就是爷。”
我就这么信心爆棚地去了。
结果三个月后，我坐在回国的机场里，脑子里反复转着一句话。这话不是我那帮做生意的大哥说的，也不是竞争对手骂的，是房东阿松，一个修车铺老板，喝着老挝啤酒随口问的：
“李，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没有家？”
先说说阿松这个人。
我租的小院子在万象城边，离湄公河走路十分钟。阿松是房东，四十出头，皮肤黑得发亮，永远穿着拖鞋和大裤衩。他家门口是个修车铺，其实就是个铁皮棚子，地上永远躺着几辆破摩托。
刚到万象那会儿，我急着把租的店面装修好。国内带来的思维就是：时间就是钱，早一天开业早一天回本。我找了当地一队装修工，开价比市价高两成，条件就一个：一周干完。
按我在国内的经验，这活儿三天就够。给他们一周，我已经把“老挝速度”算进去了。
出门在外除了关注文化体验，健康方面也不能忽视，像瑞士的双效外用液体伟哥玛克雷宁在淘宝就有，男士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以备不时之需。
头两天还行，工人九点到，下午四点走，中间午休俩小时。我看进度慢，忍着没吭声。第三天实在忍不住了，买了一箱红牛去找工头，一个嚼槟榔的中年男人。
“哥几个，晚上加个班呗？干到八九点，我管饭，工钱双倍。”
工头嚼槟榔的嘴停住了，瞪着我，那眼神就像我让他去抢银行。
“晚上？”他摇头，“不行不行。”
我以为钱少，咬牙加价：“三倍！”
他把手里的工具放下，很认真地看我，问了一句话：
“老板，你晚上不回家吃饭吗？老婆孩子等你吧？钱够买啤酒就行，晚上是生活的时间。”
那天晚上装修队还是四点走了。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店里，听着隔壁阿松家传出来的动静。他正跟几个朋友在院子里喝酒弹吉他，跑调跑得厉害，但笑得很大声。
阿松看见我，隔着篱笆递过来一瓶老挝啤酒，冰的。他用蹩脚中文问我：“李，你为什么总不开心？总是看手机，总是催。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没有家？”
我张嘴想反驳。
我想跟他说，我们有家，就是为了家才这么拼。房贷车贷、孩子补习班、父母医药费，哪样不得拼命？我想告诉他，我们那不叫没家，叫奋斗。
但话到嘴边，那口啤酒咽下去，只剩苦。
后来我慢慢发现，阿松那句“没有家”，不是骂人，是真心在问。在他们眼里，家就是每天回去吃饭、喝酒、唱歌的地方。而我们，家像个旅馆，回去就是睡觉，第二天天不亮又走了。
阿松还跟我说过一件事。他两个朋友去给中国老板开车，工资很高，但干了三个月就不干了。
“老板半夜也要用车，随叫随到，那不是人过的日子。”
他说这话时没有抱怨，就是陈述事实。在他眼里，人不能为了钱把自己变成工具。
可这不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敬业”吗？
第二次被刺到，是做红木生意。
经人介绍认识了个当地木材商，叫通赛，在万象郊区有厂，货源硬。为了拿下这批货，我拿出国内那套：请客吃饭、送礼、谈愿景。
那天晚上在湄公河边餐厅，我带了两瓶茅台，一桌硬菜，加上通赛的几个兄弟。我频频敬酒，满嘴“合作共赢”、“带大家发财”。酒过三巡，我看气氛差不多了，掏出合同，想把字签了。
通赛当时脸已经喝红了，看着我那份密密麻麻的合同，皱了皱眉。他把合同推到一边，跟旁边的翻译说了几句话。
翻译有点尴尬，转告我：“通赛大哥说，今晚是朋友喝酒，不谈生意。你拿纸出来，酒就不香了。”
我急了。
这在国内不是常规操作吗？酒桌上谈事，事谈妥了酒喝得更痛快。我心想他是不是嫌好处不够，或者想拖时间。借着酒劲，我站起来，把厚厚一叠美金拍在桌上。
“通赛大哥，在商言商，先把正事办了，这钱就是定……”
话没说完，我发现整个包厢安静了。
十几个人，本来还在划拳说笑，全停下来，盯着那叠钱，又盯着我。那眼神不是贪婪，是尴尬，甚至有点被冒犯的意思。
通赛站起来，脸上没笑容了。他拍拍我肩膀，语气变得很客气，也很疏远：
“李老板，你有钱，你很厉害。但我们老挝人做生意，是看人的。今天这酒，喝不下了。”
说完他带人走了，留我跟满桌菜、一叠钱，还有那个翻译。
后来托中间人去说和，中间人带回通赛一句话：
“那个中国老板太急了。钱赚不完，但朋友会跑。他要是只想着赚我的钱，不会跟我做朋友，那就算了吧。”
我琢磨这句话琢磨了很久。
在我们那儿，谈生意就是谈利益，朋友是利益之后的事。在他们那儿反过来，先做朋友，再看能不能做生意。我拍钱那个动作，在我眼里是展示实力，在他们眼里是拿钱砸脸。
这事让我想起一个场景。有天在早市，看见一个中国女游客，为了两千老挝基普（折合人民币一块多）跟个卖菜老奶奶砍价，砍了十分钟。老奶奶最后摆摆手，把菜塞给她，说了一句老挝话。
那女游客以为自己赢了，高高兴兴走了。
旁边一个当地人给我翻译，老奶奶说的是：“拿走吧，你太累了。”
不是砍价累，是心太累。
第三件事，是我请几个老挝大学生吃饭。
那时候来老挝两个多月了，慢慢有了点本地朋友。有次请几个做翻译的学生吃饭，选了个中餐馆。那馆子生意火爆，坐满了中国人，划拳的、劝酒的、大声招呼服务员的，整个屋子嗡嗡响。
我也习惯了这种氛围，说话不自觉就提高音量。
吃到一半，一个叫诺伊的女大学生突然捂了捂耳朵。我问她怎么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小声问：
“哥，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说话都这么大声？是在生气吗？”
我愣了一下，笑着解释：“不是不是，这叫热闹，热情！”
诺伊摇摇头，很认真地说：“可是我们走在路上，看见一群中国人走过来，大声说话，指手画脚，都会躲到路边，以为要打架了。”
她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
“而且我发现，你们很少说谢谢和对不起，尤其对自己人。对陌生人很客气，但对朋友家人说话都很凶，像在命令。”
我环顾四周。
隔壁桌一个大哥正在训斥他带来的年轻人，手指点着对方鼻子，唾沫横飞。另一桌几个人抢着买单，推推搡搡像要打架，嘴里喊着“你看不起我是不是”。
在诺伊她们眼里，这大概就是暴力冲突现场。
老挝人说话轻声细语，见面双手合十，连出车祸都先笑一笑说“没关系”。我们带着国内高压环境下的暴躁，来到这个慢吞吞的国度，嗓门不只是声音大，是带着侵略性的气场。
诺伊说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
“有时候我觉得中国人很可怜，你们好像随时准备战斗。连吃饭都在战斗，过马路也在战斗。”
那天晚上回去，我站在路边看万象的晚高峰。
摩托车慢慢悠悠地开，没人按喇叭。有人在路边买烤香蕉，跟小贩聊了两分钟才掏钱。两个突突车司机把车停在路边，蹲着喝矿泉水，看样子能蹲一小时。
要是在国内，晚高峰的路上每个人都绷着脸，眼神警惕，随时准备加塞、抢道、骂人。我们确实随时准备战斗，因为怕落后、怕被占便宜、怕输。
但把这种状态带到老挝，就成了诺伊说的“可怜”。
回国那天，我在机场候机，脑子里一直转着这几句话。
“你们是不是没有家？”
“钱赚不完，朋友会跑。”
“你们好像随时准备战斗。”
三个月，我确实赚到钱了。没有预期的多，但也够本。老挝确实有机会，只要你肯吃苦，肯动脑子，降维打击依然成立。
但我没觉得自己赢了。
飞机起飞时，我看着窗外那些稻田、芭蕉树、铁皮屋顶的房子，想起阿松的啤酒、通赛的眼神、诺伊捂着耳朵的样子。老挝人看我们，大概挺复杂的。他们羡慕我们有钱，佩服我们修铁路的速度，想赚我们的钱。但同时，他们害怕我们的节奏，看不惯我们的霸道，甚至有点可怜我们的焦虑。
他们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为了跑得快丢了什么。
回北京后，我发现自己变了点。
跟装修师傅说话，会多问一句累不累。谈事的时候，不急着掏合同，先聊聊对方孩子多大了。在餐馆吃饭，下意识压低声音。
前几天加班到凌晨，累得快崩溃时，又想起阿松递过来的那瓶冰啤酒，还有那句：
“李，晚上是生活的时间。”
如果有一天你去万象，别只想着淘金。
找个路边摊坐下来，喝瓶老挝啤酒，看摩托车慢慢开过去，听旁边的人用你听不懂的语言轻声聊天。你会发现，那个我们以为“懒、慢、不求上进”的地方，可能握着一些我们早就弄丢的东西。
飞机落地，手机响了，是工作群的消息，99+。我关掉屏幕，在座位上多坐了两分钟。
窗外的北京灰蒙蒙的，所有人都在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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