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28日清晨，雾气刚从汾河谷地飘散，太原火车站前的广场已经黑压压挤满了人。有人从吕梁赶来，有人自忻州连夜坐车，只为同一件事——送胡富国一程。
汽笛声划破清晨，列车尚未进站，口号声却已此起彼伏。一位矿工喊哑了嗓子：“胡书记，走了还记得常回家！”胡富国把车窗摇下，眼圈通红，只挤出一句：“我最后死还要回到山西。”声音被风割断，却瞬间钻进了人心。
短短七年，他在山西留下的，不只是几条路、几所学校、几项工厂，更是一股“人穷志不穷”的劲头。可若把时钟拨回到1992年7月，刚卸下能源部副部长职务、奉调返晋的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一次又一次被“没钱”三字逼到墙角。
到任第二天，胡富国没进办公室，反而跳上一辆旧北京吉普，一路向西直奔吕梁。车子颠簸，他索性下车步行。十余天里，他在山坳里打地铺，在农家灶台边烤红薯，连抽出的随身小本子都被煤烟熏得发黑。返回太原后，他给同事看那本子：“全是穷字，根在哪？交通、能源、教育——三个口子堵死了。”
山路最先被盯上。彼时山西年财政收入不到八十亿，半数县区连工资都发不齐。可通向京津的108国道常年拥堵，最长一次堵了七天七夜。要突破，就得上高速。预算三十多亿，谁来出？会上吵成一片。胡富国把话撂桌上：“再穷，也得把路修出来！”同事皱眉，他把半年的工资五千元现场捐出，气氛立刻变了。
资金口子一开，热情像石破堤坝。企业捐，农民捐，学生也掏出零花钱。最终筹来两个多亿。技术难？山高沟深，122公里要打隧道，要架高桥。胡富国到工地上拍着图纸说：“山再大，也得给我趴下！”工地轰鸣三年，太旧高速提早一年多通车，年增五十亿经济产值，成为一条真正的“志气路”。
修好路，还要让水来。黄河拐个弯就从山西身边流过，祖祖辈辈却只能望河兴叹。胡富国硬是把引黄入晋写进省“九五”规划。小浪底水利会议上，几省抢水指标，“山西底子薄，不能让它再干渴。”他推着刚从手术室出来的胃病身子，一宿没合眼，盯住那份批文，直到北京方面点头。几年后，第一股黄河水越过太行，潞安、运城的麦田喝了个痛快。
能源输出战略的转折，同样源于一句看似朴素的算账——“煤一吨运到江苏，再运回来电一千度，折腾什么？”他亲赴阳城，迎接国家计委那位普通处长时，竟抢过行李，“处长同志，山西得这口饭，拜托你把项目留下！”同行干部有点尴尬，他摆手：“咱穷人不端架子。”阳城电厂后来的投产，为华东送去滚滚电流，也为山西积累了滚滚财源。
有意思的是，胡富国最上心的，却是看似最“慢”的教育。一次到偏远小学，他挤在学生中听课，下课后拉住校长：“一块黑板用了八年，粉笔都沾不住了，你们是怎么坚持的？”听说学校缺窗玻璃，他挥手批款，又嘱咐：“钱给了，可别让娃娃们冬天受冻。”这份较真，让他后来拿出八条硬措施，从乡村代课教师编制到师范生公费培养，件件落到纸面，也落进师生心里。
再穷不能穷教育，这话传遍晋北到晋南。太原理工的青年教师刘教授回忆，1995年学校正为实验楼发电机发愁，“胡书记来调研，说‘这点电费我来想办法’，没过两周设备到位。”一台发电机救活了十几间实验室，却也救活了一批年轻科研人，后来那支团队拿下了国内第一个精煤洁净燃烧项目。
政声人去后，却在百姓心里长住。胡富国卸任那天的火车站，站台边有人扛起了锄头，有人举着写着“谢谢胡书记”的红纸牌。列车启动时，风把他的白衬衣吹得紧贴在背上，他用力挥手，唇角颤抖。车厢里有人听见他轻声嘟囔：“山西苦，我也苦，可是值。”
后来他到北京分管扶贫，足迹遍布西部十几个省份。开会间隙，有同行问起：“胡老，现在不在山西，会不会想？”他端起白瓷杯，顿了顿，“那里是根，落叶归根，早晚要回去。”简单几字，说得云淡风轻。
2004年秋，他和夫人低调回平遥。墨镜、鸭舌帽都挡不住那张熟悉的脸。三轮车师傅推着车围上来，“胡书记，上车呗，给您带平遥牛肉去！”城墙下人声鼎沸，收费口索性放行。那天的古城小巷，比任何节日都热闹。
这些场景之所以历久弥新，并非因为口号，而在于他留下的可触摸的东西：蜿蜒的高速，汩汩的黄河水，灯火通明的校园。对老百姓来说，它们比任何语言都管用。至于太原站那一幕泪别，只是大家共同写给他的回信，一场无需邮戳的答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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