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印边境漫长的历史博弈中，一块特殊的领土是印度独立后，唯一主动归还给中国的领土，名为亚东下司马。
这块总面积仅225.2平方公里的土地，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东南麓，看似小巧，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关键的战略意义。
从近代被英国侵占，到印度继承特权，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成功收回主权，下司马的每一段过往，都与中印两国的地缘博弈紧密相连。
翻开地图不难发现，下司马的区位优势堪称“得天独厚”，甚至被军事专家称为“喜马拉雅山脉的战略咽喉”。
西接印度锡金邦，与印度本土紧密相连，而其最关键的价值，在于它直接扼守着印度的“命门”，西里古里走廊。
根据公开的地缘战略资料显示，西里古里走廊最窄处仅21公里，是印度本土连接东北部七邦的唯一陆路通道。
3300多万人口的生存与物资补给，全依赖这条“鸡脖子”般的走廊维系，一旦被切断，印度东北部将瞬间沦为与本土隔绝的飞地。
而下司马恰好像一柄锋利的利剑，直刺这条走廊的核心区域，战时从这里出兵，可快速切断印度本土与东北部的联系，战略威慑力不言而喻。
下司马的被侵占，始于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其背后是英国的殖民野心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
19世纪后期，英国完成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后，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西藏，试图以西藏为跳板，进一步渗透中国内陆，公然出现了主张吞并西藏的论调。
1888年，英军发动第一次入侵西藏的战争，腐朽的清政府无力抵抗，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亚东为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在当地设立商务代理处，这成为下司马被侵占的开端。
1906年，英国进一步扩大侵略权益，将商务代理处由老亚东迁至下司马，随后在这里修建营房、驻扎军队，开设邮电、医院、气象站等机构，逐步掌控了下司马的一切权力。
司法上所有民事、刑事案件均需先由英驻亚东商务代理处处理，行政上英国官员直接插手当地管理。
税收上英印商人享有免税特权，甚至拥有治外法权，俨然将下司马打造成了自己的殖民地。
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后，并未归还这块侵占的中国领土，反而以“继承英国在西藏的所有特权”为由，继续掌控下司马，沿用英国的殖民管理模式，将其视为自己干涉西藏事务的重要据点。
下司马的成功收回，是新中国主权独立与外交强硬的直接体现，背后是中印双方的多轮谈判与博弈，有着明确的官方史料与协定支撑。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西藏的主权管辖，随即开始与印度交涉，要求其放弃在西藏的一切特权，归还侵占的领土。
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经过四个多月的谈判，正式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这一协定明确规定：6个月内，印方需全部撤回其在中国西藏地方亚东和江孜的武装卫队，将所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等企业及其设备，以及亚东至江孜间的两个驿站折价移交给中国政府。
并将其在亚东的商务代理处院墙以外占用的地皮交还中国，这其中就包括下司马的核心区域。
1955年4月1日，中印双方代表在拉萨正式签订移交协议书，并举行了隆重的移交仪式，标志着中国政府正式废除印度在藏的全部特权，恢复对亚东下司马行使主权。
当时参与接管的西藏地方官员曾感慨道：“过去几十年，下司马这块地方我们自己不能管，反而由外国人来管；只有西藏和平解放了，我们才重新有权自己管理下司马”，这句话也成为下司马主权回归的真实写照。
1956年7月1日，亚东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下司马成为其驻地，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对这一区域的管辖。
亚东下司马的回归，是新中国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重大胜利，更是国家实力崛起的生动体现。
这块弹丸之地因其扼守西里古里走廊的独特地理位置，成为中印地缘博弈的焦点，也见证了中国从被动挨打到底气十足的转变。
它用自身的变迁证明，国家的强大，是领土主权最坚实的保障，而和平合作，才是边境地区发展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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