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那个炮火连天的年代，有一群人，被火车一车又一车地赶进荒漠，从海边迁到内陆，只为了“安全”两个字。
他们的后代，如今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却依然在中亚的土地上，努力证明自己究竟来自哪里，又属于哪里。
他们，就是中亚的高丽人。
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些中亚国家之间，如今大约生活着35万高丽人。
他们肤色偏浅，说俄语多于朝鲜语，吃着韩式泡菜，却更熟悉当地的抓饭、烤肉，他们的身份有些尴尬。
从外表看，他们像朝鲜人；从语言看，他们是俄语区的一部分；从心理归属看，他们既怀念着祖先的土地，又已经在这片异乡扎下了根。
但这群人的故事，绝不是“自愿移民”的浪漫叙事，而是被迫迁徙的历史残影。
时间要倒回到19世纪中叶。
那时候的朝鲜半岛灾荒频发，百姓活不下去，很多人开始往北逃，越过图们江、鸭绿江，涌入中国东北，也有一部分进入沙皇俄国的远东地区。
那片靠近我国东北，气候极冷、土地荒芜的地方。
这些人被称作高丽人。起初他们种地捕鱼，修铁路，也算安身立命。但命运的转折总是来得让人措手不及。
1937年，苏联政府以“防止日谍渗透”为由，突然下令把远东的17.2万朝鲜人，全部强制迁往中亚地区。
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实质上就是毫无准备的流放。那一年，哭声伴随着火车汽笛一路回荡在欧亚大陆。
那场迁徙，是一场没被足够记住的苦难。
从远东到中亚，一列列闷罐车整整跑了一个多月。
车上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暖气。
许多人病死、饿死、渴死。老人和孩子尤其多。
最后能活着抵达的人，都是命大的。
到了中亚，他们被安置在荒凉的地方，戈壁、盐碱地、沙丘边。
没有房子，就自己搭草棚；没有水，就挖井；没有种子，就靠分配。
后来有人回忆说，刚迁去那几年，连面包渣子都舍不得扔，因为那是活命的东西。
可正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高丽人凭着吃苦耐劳、不服输的劲头，一点点在荒地上种出了粮、开出了村。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变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形态”。
但心里那个“家”，始终没有消失。只不过，家越来越模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丽人在中亚已经有了稳定的社区。许多人成了教师、医生、工程师，也有不少人从事农业研究、中学教育。
苏联政府也需要他们去填补中亚的开发建设，于是社会地位逐渐改善。
这一代人仍然在家庭里说朝鲜语，吃韩食，过节时唱民歌。可到了他们的孩子身上，情况改变了。
尤其是8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中亚独立，新的民族政策出来后，原本的多民族和谐氛围突然变得复杂。
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纷纷强化民族认同，学校课程、语言政策都在变，高丽人夹在当中，不知自己该往哪靠。
很多高丽青年已经不会说朝鲜语了。
他们在乌兹别克斯坦看电影用俄语，在学校说当地语，手机聊天也是西里尔字母。
但他们又清楚，自己的名字、脸、饮食，都带着“异质性”。
这让他们在就业、婚姻中时常受限。
不少人被称为“外来民族”，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处于边缘。
不是赤裸的歧视，更像一种“看不见的隔层”。
他们明明在那片土地生活了近百年，却仍然被提醒：你不是我们的一部分。
中亚的高丽人群体有个很特殊的尴尬，他们在朝鲜半岛那边找不到故乡，在所在国也不算主流民族。
而要完全融入中亚主流社会，又因为外貌和历史身份，总显得“格格不入”。
更复杂的，还有大国博弈的外部力量。
近年来，俄罗斯重启远东开发，有意吸引曾经的“高丽人后代”回归，加上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存在，使一些国家的民族政策出现收紧趋势。
但是，事情并非全然负面。中方的参与，让他们的生活有了新的希望。
近年来，随着我国与中亚五国关系不断加深。
铁路互联互通、产业园区合作、农业援建项目等工程落地，这些看似宏观的合作，其实实实在在改善了高丽人社区的生活环境。
乌兹别克斯坦有高丽人参与我国援建的棉花加工厂项目；
语言重新学起来；春节、中秋这样的节日重新被重视；甚至有的高丽裔老人，把存下的钱寄来我国东北，说想在那片离祖先最近的地方安葬自己。
一种“回家的愿望”，不再是地理意义的，而是精神意义的归属。
他们在社交平台上上传韩式料理视频，也分享汉语学习的日志。他们在评论区说：“我们不想再让祖辈的语言消失。”
有人组织民乐团，改编传统乐曲；有人用俄语拍纪录片，讲述高丽村的历史；也有人成立青年社团，希望让族群重新团结。
他们开始重新问自己的父母：我们的祖先是谁？来自哪片土地？
而许多父母在回答时，都会带着一种复杂的口吻，既说出“我们是高丽人”，又会补充“但现在，我们的朋友在中国最多”。
在很多中亚高丽人心里，“回家”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一种身份认同的追寻。
正如一位年轻高丽裔博主在短视频中感叹的那样，“也许我们不能回到过去的家，但我们可以让未来像家一样温暖。”
回头看，中亚35万高丽人的命运，其实是近代东亚民族迁徙史的缩影。
家，不只是出生的地方，也可以是心安的方向。
那么，远在中亚的他们，是否终有一天，能真正说一句“我们终于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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