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春华。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清晨六点，苏州的天色在冬雨中半明半晦。
67岁的潘春华轻轻起身，为一家人张罗早饭。七点半，她独自吃完，换上黑色毛呢大衣，系好鹅黄色丝巾，提起行李下楼。寒雨扑面，她撑伞站在街边等车，身影温和而沉稳——这一天，她要从无锡飞往广州，去花都区的“春阳台”艺术空间，和另外两位同行的阿姨一起，用毛线钩织一桌“年夜饭”。
此前，这位退休的硫酸厂女焊工不曾想过，由她钩织的仇英《修竹仕女图》，会让她在晚年与美术馆、展览和跨国艺术项目紧紧交织。
从江苏武进田埂上的猪草，到苏州车间里的焊花；从深夜灯下的毛衣针，到美术馆展墙上的钩织画。潘春华顺着生活的河流，一步一步，走到自己从未想象过的开阔处。
“好像走到悬崖边上要掉下去了”
五十岁那年，潘春华正式退休。
退休那天，她交还了工作服，走出厂门时回头看了一眼。巨大的烟囱，伸向天际，冒着白烟，但已经不是她刚来时看见的那个样子了。三十年过去，随着生产技术的革新，整个厂区烟尘减少，也少了刺鼻的味道。
终于“熬到退休了”，即便退休生活起初有些空落落的。
女儿从苏州大学音乐学院毕业，在幼儿园当音乐老师，后来又开了钢琴教学工作室，忙得脚不沾地。外孙出生后，潘春华说那真是“乐中有苦，苦中有乐”。半夜三更，她为了孩子睡不好，但含饴弄孙却又给她带来无限的快乐，“我外孙手指像我女儿，很长，天生就适合弹钢琴，现在弹得一手好琴，早过了十级”。
直到外孙上小学，潘春华似乎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日子。
有一天，她路过老年大学，看见门口贴着招生简章：书法、绘画、手工编织、声乐……她站那儿看了好久。小时候想学但没条件，现在有时间了，是不是可以试试？
一门课一学期的学费在150块钱左右，她报了好几门课，但因为家务繁忙，她最终放下了别的，专注于手工编织。
第一堂课，老师教编一个简单的杯垫。她看了一遍就会了，手指上下翻飞，不一会儿就编好一个。老师走过来看了看，说：“你以前学过？”她说：“我妈妈会绣花，看过好多，可能遗传了点。”
母亲是村里有名的巧手，会绣花，会织土布。“那时候织布要切线的，都让我妈妈去帮忙的。”她记得，小时候，母亲坐在织布机前，脚一踩，梭子“嗖”地穿过经线，那声音很有节奏，像一首歌。
在手工编织班，她是学得最快的一个，“交作业总是第一个”。老师发现了她的天赋，等她上完一学期课，就邀请她当助教，后来干脆把一些课交给她教。
她喜欢教课。看着那些比自己还年长的老人戴着老花镜，小心翼翼地捏着钩针，一针一针地钩出一个小花瓣，她就想起母亲。
手艺这东西，有人教，有人学，就不会断。
钩织课现场（左二为潘春华）。
2024年夏天，老年大学的校长找到她，说苏州当代美术馆有个合作项目，想请手工编织班的老师带着学员参与。“说是用钩织‘翻译’名画。”校长解释了半天，她也没太明白，只问了一句：“要做什么？”
“就是选一幅画，用毛线钩出来，美术馆提供毛线。”
她想了想，答应了。“既然他们找来了，而且感觉有意思，我们就不能回掉。”
在项目启动会上，工作人员拿出了三十多幅名画的复制品，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古代的，也有当代的，让潘春华和参与的学员自由选择。
她在那些画前慢慢走，一幅一幅地看。有些画色彩斑斓，有些构图抽象，太当代了，她看得云里雾里。直到看见明代仇英的《修竹仕女图》——在一片修竹丛里，一位仕女与一位丫鬟正立于其中，画面清雅安静。
她喜欢这幅画，数了数，一个仕女，一个丫鬟，一片竹林，应该不难。于是签了协议，领了画册和毛线。
真正动手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想得太简单太天真了。“二十几天一直在看，没办法下手。”她回忆说。
美术馆没有派指导老师，只说“自由发挥”。艺术家胡尹萍的助理来看过一次，说：“你们自己做主，想织成什么样就什么样。”
那段时间，她每天骑电动车四十五分钟，从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东港二村的家里，赶到唯亭北部市民中心的教室去和给学员上课，和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手上的名画钩织。回家吃完午饭后，她再赶去下一个老年大学教学点。
2024年的夏天特别热，她坐在那儿，面前摆着画册和一堆毛线，汗从额头上滴下来， “真的下手的时候，才知道太难了，我觉得好像走到悬崖边上要掉下去了”。
最难的是竹子。原画里的竹叶层层叠叠，有浓有淡，有远有近。用毛线怎么表现？她试了单股线，太单薄；试了多股线拧在一起，又太厚重。后来她想到一个办法：用五六股细线，先各自钩出竹叶的形状，再组合在一起，调整角度和层次。
“一根一根细线，有五六股线缝在一起绕出来的，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她说。
仕女的面容是另一个难关。毛线毕竟不是画笔，无法细腻地刻画五官。她尝试用浅肉色的线钩出轮廓，再用深一点的线绣出眉毛、眼睛。第一次试，眼睛一大一小；拆了重来，第二次，嘴巴歪了。拆了又钩，钩了又拆，手指被钩针磨出了茧子。
但她没想过放弃，就像当年在高空烧电焊，怕也得往前走；就像在食堂揉面，手酸也得揉到位。整整四十天，她每天早出晚归。老伴问她：“这么热的天，图啥？”她说：“答应了的事，得做完。”
完成那天，她长舒了一口气。仕女终于“站”在了钩织的竹林前，衣裙似乎能被风吹动。她把作品交上去时，工作人员很惊讶：“潘老师，您做得真好。”
她笑笑，没说话，心里想的是：总算做完了。
潘春华与她的钩织作品
“手稳！心定！”
潘春华的人生轨迹与艺术本无太多交集。
她出生于1960年，故乡在江苏常州武进县（现武进区）小河镇。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父亲在一百公里外的苏州硫酸厂工作，平时在乡村操劳不止的母亲生她时落下了病根，身体一直不好。“妈妈没有奶水，（我）就吃米汤，营养不良的。”
因为家里实在养不起五个孩子，不到一岁，她就被送到了隔壁的叔叔家。叔叔婶婶没有孩子，叔叔在上海工作，非常喜欢她。“我模糊记得那时候叔叔带我到上海的城隍庙，我叔叔一直把我放在肩上，带着我到处玩到处看。”
但后来，婶婶和母亲之间不知怎么起了矛盾。
那是一天晚上——她记得那是个寒冷的冬天，很晚了，那时她大概也就三四岁——婶婶把她推到了门外。“棉袄穿得好的，被婶婶推出大门，门就哐地一声关上了。”她就站在婶婶家门口哭，当时爸爸在苏州硫酸厂上班，妈妈卧病在床，直到她的小姐姐在屋里听见哭声，把她带回了家。
后来，她才知道婶婶家不是她的家。
这些事她说得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只有提到小姐姐时，语气才软下来一些：“我小姐姐比我大6岁，那时候她大概读三年级，我也就三四岁。她放学回来就一直带着我，一边看着我，一边做作业，还帮我洗衣服，做饭给我吃。”
妈妈的身体不好，长大一点的潘春华，农活要干，家务也要做。
八岁前，她没上过学。天蒙蒙亮就得起身，提着竹篮去田埂、河滩割猪草，喂猪。“从早上六点钟起来就去割草，一天到晚就在外面割草。”她说。露水很重，打湿了裤脚，沁到皮肤上，冰凉凉的。竹篮满了，背回家倒给圈里的猪和羊，再提着空篮子出去。
日头就这样一升一落，篮子里青草的汁液，一天下来把指尖也染成了淡绿。
有时候，小小的她坐在田埂上，遥望青草深处的黄昏夕阳，心里会感觉空落落的。
后来老师上门，说到年龄了，该读书了。她摇头：“我不上学，我在家里养猪养羊。”学费是一块五，学校给减免了一部分，她这才去了学校。每天仍是先割完草，最后一个进教室，手上带着草屑，袖口是湿的。即便如此，她的成绩还是很出色。
初中毕业后，十五岁的潘春华又回家干农活，一干就是五年。过了二十岁，潘春华开始想要谋个出路时，父亲从苏州硫酸厂提前退休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她有了“子女顶替就业”的机会。
“规定没结婚的才可以顶替（父亲）进厂。”她是家里唯一没结婚的孩子。1981年冬天，二十一岁的潘春华带着一个包袱，由父亲陪着，坐上了从常州开往苏州的长途汽车。
苏州硫酸厂始建于1958年，当时的工厂位于苏州东郊，靠近娄门，前面是娄江。彼时，这家工厂是江苏省内颇具规模，机械化、连续化程度较高的化工企业，直到2008年停产停工。
潘春华记得，刚到厂门口，从娄门往东看，灰白色的厂房连绵一片，烟囱冒着白烟。父亲指着一些管道提醒她：“那是生产硫酸的，小心点，有腐蚀的。”
当时的化工车间粉尘大，工人三班倒，中班晚上十点钟下班。父亲心疼女儿，又担心她一个人在外，不安全，便托人给她找了个师傅，学习电焊，“有了技术，就可以做白班的技术工人”。
在潘春华印象中，初学焊工，“光线刺眼”。第一次举起面罩，扣下焊枪，“滋啦——”一声，白光炸开，仿佛把视网膜都灼穿了。随即是飞溅的、橙红色的火星，像盛夏逆飞的蝗虫，往工作服上扑。她吓得往后缩，师傅在旁喊：“手稳！心定！”
她咬住嘴唇。一个月后，手上烫出好几个亮晶晶的水泡，但她终于能焊出笔直匀称的焊缝了。
掌握了焊接技术，她被分到硫酸厂的维修车间，做白班电焊工。车间里女焊工连她有三个。活来了就得顶上，不论高处、险处。“爬得很高很高，有个绳子系在身上。肩上还扛着电焊的线，那个线很重的。”潘春华说。
最受伤的是眼睛。强烈的电弧光，即便隔着深色面罩，看久了也眼前发花，有时候，她会戴三层面罩，但还是没用。晚上下班，推着自行车出厂门，苏州的夜色在眼前晃动、重叠，像浸了水的油画。“上楼梯如果没有灯光的话，眼前就是一片黑，是一点也看不见的。”后来厂里发了防护镜，但眼底的伤已落下。如今她看东西久了，还是会重影。
一天工作下来，蓝色的帆布工作服上扑满灰白色的金属粉尘，一拍，腾起一阵烟。“回家洗澡，水都是灰的。”她说，“家里的被子里面都是黑的……是灰，粉尘。”那不是火燎的烟灰，是极细的、无孔不入的工业的尘，带着硫酸车间特有的、微涩的气味。
这样的日子，她过了十五年。其间，她结婚、生女，生活像苏州城外的胥江水，平缓地流。
女儿出生后，三十五块的工资不够，她开始接外贸编织的活。织一件毛衣五块钱，她晚上等孩子睡了，在灯下织，有时织到晨光熹微。手指飞快地交叉、勾挑，毛线针磨得发亮。一个月织四件，能多二十块收入，抵得上大半个月工资。
“白天烧电焊，晚上打毛衣，不觉得累？”我这样问她。
“那时候……好像还好，不觉得累。”她想了想，轻声说。停了一会，她又补一句：“现在想想，太拼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硫酸厂经济效益下滑，她被调到车间，开始三班倒。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她又被调到了食堂。
从电焊工到食堂厨师，工资少了，但不用接触化学品，也不用三班倒。她很快适应了新岗位，揉面、下面、蒸馒头、炒大锅菜……样样拿手。
当时厂区里有专门种花的园丁，月季、蔷薇、山茶花都有种，开得粉粉嫩嫩，热热闹闹的。每次工作忙完，她匆匆路过，撇上一眼，心头便像被什么轻轻慰藉了一下。潘春华后来说那触动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想法——想学画画，画下那些她喜欢的花儿。
围墙消失了吗？
潘春华第一次听说自己的作品要正式展出，是在交作品一个多月后。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她，说：“潘老师，您的作品要在苏州当代美术馆‘杂格咙咚’展览展出了，开幕式您一定要来。”
这幅作品后来将被命名为《修竹仕女图（钩织版）》，成为苏州当代美术馆“空间生产力”子项目“杂格咙咚”展览的一件代表作品。“杂格咙咚”是美术馆出资邀请艺术家胡尹萍策划的以编织为主的社区艺术项目。
她当然答应了。开幕式那天，她特地穿了一件旗袍，因为“它更传统，和仇英的画作更搭”。
潘春华与她的钩织作品
因为苏州当代美术馆彼时还在建设中，“杂格咙咚”展览在苏州工业园区北部市民中心一楼图书馆的展厅举行。
白色的展墙上，十七幅钩织作品一字排开。有模仿蒙德里安的几何抽象的，有复刻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肖像的，也有像潘春华这样“翻译”古典名画的。她的《修竹仕女图》挂在靠中间的位置，柔和的灯光打在上面，毛线的质感清晰可见。
展览现场作品
美术馆给每位参与创作的阿姨都准备了胸花。工作人员为她别上时，她低头看了看——那是一根用毛线钩织的大葱胸针，白绿相间，朴素却用心。“那一刻觉得蛮感动的，”她说，“觉得自己被看到了。”
来看展览的人不少，有些是艺术圈人士，有些是普通市民。她在自己的作品前站了一会儿，听见有人在议论：
“这是用毛线钩的？太厉害了。”
“仇英的画都能用毛线钩出来，这得花多少功夫。”
她悄悄走开了，心里有些说不清的情绪。高兴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恍惚。就像做梦一样，自己钩的东西，怎么会挂在展厅里？
有熟人打趣她：“潘老师，您现在是艺术家了？”
她连连摆手：“没有没有，我就是个普通人，教手工的老师。”
这是她的真心话。从始至终，她都没把自己和“艺术”联系在一起。她只是做了一件自己擅长的事，完成了一个承诺。至于这件事后来被赋予了什么意义，那是别人的事。
这一项目的背景是，在2026年6月正式开放前，“没有围墙”的苏州当代美术馆就联合十多位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将创作场域延伸至商场、社区、市民中心、老年大学、湖边驿站等城市空间，通过10个主题项目与2万多名市民展开互动。
“我认为美术馆从一开始就不该有墙。墙意味着区隔，意味着一些人在里面，更多人在外面；而且我们当时连美术馆的馆舍也没有。”苏州当代美术馆馆长王晓松回忆这一项目时说。
胡尹萍邀请像潘春华这样的普通人，用最日常的手艺（编织），去“翻译”艺术史上的经典。而项目之所以命名为“杂格咙咚”，也是因为发音与苏州话中的“织织弄弄”（发音：jie jie long long）谐音。
这些项目期望打破美术馆的“围墙”，形成一种连接的行动，将一位退休电焊工与明代画家仇英，将社区的手工课与当代艺术的语境，悄然系在一起。
苏州当代美术馆。图片版权归苏州当代美术馆所有
“艺术家老师”的普通生活
展览在当地社区引起了关注，每天来观展的人不少，美术馆又组织了钩针编织工作坊，邀请潘春华作为指导老师和参展艺术家，讲述作品编织的心路历程。
那些天，潘春华每天都处于一种充实与兴奋的状态中。
潘春华（前排左三）与其他参加展览项目的人
她的作品今年又被选送到北戴河的沙丘美术馆展出，那是一个在海滨的美术馆，潘春华和另外几个参展的阿姨组团去观展，在那里拍了不少海滨的照片，一个人面对着浩瀚的大海，感觉天地广阔。
回到苏州后，开始有人称她为“艺术家老师”。有一次去参加活动，主持人介绍她时说：“这位是艺术家潘春华老师，她的钩织艺术作品正在全国巡展。”
潘春华坐在台下，脸有些发烫。
其实对她来说，除了那些活动，生活到底还是回到了从前的节奏：清晨六点起床、烧饭，然后骑上车，赶往教学点。周一、周三、周五在老年大学，周二、周四去养老院——那里有她最年长的学生，九十七岁了，手抖得厉害，却还是坚持要钩一朵小花。周六上午社区有课，下午是她组织的沪剧沙龙，给爱唱戏的老伙计们一个咿咿呀呀的角落。
身体毕竟不如年轻时了。当电焊工时落下的眼疾，久站导致的腰腿酸，还有前两年查出的慢性肾炎，让她每天得记着吃药。但她忙得充实。“累是累，但心里开心。”她说。
“杂格咙咚”展览之后，潘春华还在继续参与胡尹萍策划的新项目。比如去广州的“春阳台”艺术空间用毛线钩织年夜饭菜肴，现在潘春华正在用毛线钩织5000个土豆，她觉得数量太多了，找了二十几个阿姨一起做。这些让她觉得很有意思。
前不久，她被告知，她钩织的作品春节后要去澳大利亚展出，她受艺术家胡尹萍的邀请去观展。在女儿的帮助下，潘春华前些天刚交完去澳大利亚的签证文件。“但是澳大利亚那边审查很严，签证不见得会通过。”
其实她的生活与以往变化并不大，但显然，有些东西已经不同了。
她现在看电视里的书画节目，会多停留一会儿；路过美术馆博物馆，看到介绍展览的海报，也会瞥上一眼。甚至外孙美术课上的涂鸦，她都会仔细瞧瞧：“他画得蛮有趣，我想过用毛线把这幅钩出来……就是没空。”
时间，是她最缺的。
她偶尔会想，等时间稍微松快些，要再钩一幅《修竹仕女图》。“这次不赶时间，慢慢做，做得更细一点。”她说，“做好了挂在自己家里，天天能看见。”
这是一个很小、很具体的心愿。就像她这一生，没有宏大的目标，只是把眼前一件件具体的事做好，做完。
最近一次采访接近尾声时，潘春华从随身的布包里，取出几件毛线编织的花扇，有月季、兰花、葵花，静静躺在桌上，颜色并不鲜艳，却很精神。
“这些你选一件留作纪念，一定要收下的。”她对我说。
我便选了葵花，黄灿灿的——不是鲜亮的明黄，而是那种陈年毛线特有的、带着绒绒质感的暖黄，像秋日下午晒透了的阳光。花瓣一瓣压着一瓣，用长短针密密地钩出来，层叠着，微微卷曲着，仿佛还带着植物生长的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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