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茅以升传》、《蕙君年谱》、《钱塘江大桥工程史》、《中国近代桥梁建设史》、中国科学院档案、铁道科学研究院史料、当事人回忆录及相关历史档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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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知茅以升炸桥复桥的壮举，尊他为“中国桥梁之父”。
在江河之上，他用钢筋水泥构建了最坚固的秩序，能令天堑变通途；然而在围墙之内，他亲手搭建的家却在情感的洪流中分崩离析。
两任妻子，一个死于旧时代的惊恐，一个亡于新时代的流言，竟“殊途同归”，皆以“抑郁”二字凄凉收场。
而原配留下的六个子女，在他荣耀加身之时选择决绝转身，用长达几十年的冷漠与怨恨，以此惩罚父亲的背叛。
当93岁的他躺在病榻之上，回望身后，除了小女儿孤寂的身影，竟是一片白茫茫的断壁残垣。
01
1946年11月，杭州的深秋透着一股子湿冷的骨痛。
钱塘江江面上，打桩机的轰鸣声像沉闷的雷，一下下砸进淤泥，也砸进茅以升的耳膜。
江风裹挟着潮气和铁锈味，把他的大衣下摆吹得猎猎作响。他站在未合拢的钢梁上，手里攥着图纸，指关节泛白。
这是他亲手炸断的孩子，如今又要亲手接回去。
身边是一圈点头哈腰的官员和记者，闪光灯“咔嚓”作响，镁粉燃烧的白烟腾起，将他那张清瘦儒雅的脸映得忽明忽暗。
“茅公，复桥指日可待，乃党国之祥瑞，民族之幸事啊！”一位穿着中山装的处长堆着笑，递上一根“三炮台”。
茅以升没接烟，只是微微颔首，目光越过人群，落在江水翻滚的漩涡里。外人看的是热闹，是政绩，只有他看得到这钢梁下的暗流涌动。桥好修，人心难测。
入夜，吉普车停在了一栋青砖小楼前。
茅以升缓慢走上台阶，随后顿了足足五秒。
他的身上还残留着庆功宴上的脂粉气和酒气，那是胜者的味道；可小楼门缝里渗出来的，却是常年散不去的苦涩药渣味。
他抬起手，看了看腕表，时针指向九点。这个点，原本是他一天中最清醒的工作时间，此刻却莫名觉得胸口发闷。他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那副金丝边眼镜，推门而入。
客厅里没开大灯，只有一盏昏黄的落地台灯亮着。
戴传蕙坐在沙发角落里，手里拿着一块绒布，机械地擦拭着一只并不脏的花瓶。听到门响，她没有抬头，动作也没有停顿，只是背脊明显僵了一下。
“回来了。”声音很轻，像是一张被揉皱的旧纸。
“嗯。工地上有些事，又陪陈厅长吃了顿饭。”茅以升换下鞋，尽量让语气听起来轻松平常。他把大衣挂在衣架上，余光瞥见茶几上放着一碗黑乎乎的汤药，早已凉透，上面结了一层令人不适的薄膜。
“陈厅长……”戴传蕙终于抬起头。那是一张被岁月和惊恐抽干了水分的脸，颧骨突出，眼窝深陷，眼神里带着一种神经质的审视，“上次炸桥前，你也说是陪厅长吃饭。后来桥炸了，我们一家老小像丧家犬一样逃难。”
茅以升解领带的手停在半空，眉头微不可察地皱起川字纹。
“传蕙，那是抗战，是国策。现在日本人投降了，胜利了，我们在修桥。”
戴传蕙冷笑了一声，放下花瓶，站起身来：“外面到处都在抓汉奸，都在清算。今天我听隔壁张太太说，附近又有人被抓走了。以升，你名气太大了。名气大，就是靶子。”
她走到茅以升面前，伸手帮他整理衣领。那双手冰凉，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中药味。她凑得很近，像是在帮丈夫整理仪容，又像是一只嗅觉灵敏的警犬，在搜寻某种危险的气息——或许是女人的香水味，或许是政治风暴的火药味。
“你身上酒味好重。”她说，“少喝点。若是哪天半夜又要逃命，喝醉了怎么跑？”
茅以升感到一股强烈的窒息感从脚底升起。他在外面是呼风唤雨的工程巨擘，是万人敬仰的科学泰斗，在这里，他只是一个随时可能导致家庭毁灭的“罪魁祸首”。
“不会再逃命了。”茅以升轻轻推开她的手，语气里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与疏离，“我去书房看图纸。”
“别睡太晚，灯光招人眼。”戴传蕙在他身后叮嘱，声音幽幽的，“窗帘拉严实点，别让人看见你在里面做什么。”
茅以升没有回头，快步走进书房，反手关上了门。
“咔哒”一声轻响，将客厅那死水般的沉寂隔绝在外。他背靠着门板，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摘下眼镜，疲惫地揉着鼻梁。
窗外，钱塘江的涛声隐约传来，那是宏大的、有逻辑的、可以通过力学公式计算的声音。而门外那个陪他走过半生的女人，她的恐惧、她的疑虑、她的抑郁，就像一团没有形状的毒雾，不论他建起多坚固的钢筋混凝土，都挡不住这股雾气的渗透。
他在书桌前坐下，摊开那张红蓝铅笔标注得密密麻麻的图纸。图纸上，桥梁的线条刚劲有力，那是他引以为傲的秩序。
可今晚，这完美的秩序并不能让他安宁。他觉得冷，这种冷不是因为没有暖气，而是来自那个即便是在胜利时刻，依然在准备随时逃亡的家。
他拉开抽屉，取出一张去往上海的车票。那是下周去交通大学授课的行程。盯着那张薄薄的纸片，茅以升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异样的光亮。
去上海，不仅仅是公干。在那里，或许能喘上一口不带药味的气。
02
上海的夜，是软的。
比起杭州那股子透进骨缝的湿冷，十里洋场的空气里飘着的是咖啡香、司丹康发蜡味和躁动的金钱气息。1947年的上海滩，法币贬值得像废纸，但这丝毫没影响霞飞路上霓虹灯的闪烁频率。
茅以升坐在静安寺附近一间公寓的藤椅上，手里端着一杯刚泡好的碧螺春。茶杯是普通的白瓷，没磕碰，没药味，升腾的热气里透着一股子清冽。
“先生，水温合适吗？”
说话的是权桂云。她只有21岁，穿着一件米色的毛线开衫，底下是素布裙子，脸上没施粉黛，干净得像一张未被墨迹染过的宣纸。她站在离茅以升三步远的地方，双手交叠在身前，眼神里全是怯生生的崇拜——那种看神佛一样的眼神。
这眼神让茅以升受用。在杭州，他是焦虑的丈夫、还是被盯着的“靶子”；在工地上，他是要对成千上万条性命负责的总工。只有在这里，在这间不足三十平米的公寓里，他只是一个被仰望的男人。
“很好。”茅以升放下茶杯，声音不知不觉松弛下来，“苏州带来的？”
“是。我妈特意去东山采的明前茶，说先生是读书人，只有这茶配得上。”权桂云走近两步，想帮他捏捏肩，手伸到半空又缩了回去，似乎怕冒犯了这尊大佛。
茅以升捕捉到了这个动作，他没有拒绝，只是微微侧了侧身子。
权桂云的手指落了下来，力道轻柔，指腹温热。
“桂云，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茅以升闭着眼，突然问了一句。
“我知道，先生是造大桥的，是大学问家。”权桂云的声音软糯，带着苏州女子的吴侬软语，“我听人说，先生的手是点石成金的手。”
茅以升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弧度。点石成金？如今这世道，桥修得再好，也架不住人心的崩塌。但在权桂云简单的世界里，没有政治站队，没有特务监视，没有那个神经质地擦拭花瓶的妻子。她只关心他的茶烫不烫，饭咸不咸，今晚留不留下来。
这种极度的“无知”，恰恰是茅以升此刻最需要的解药。
“这几天外头乱，米价又涨了。”茅以升睁开眼，从西装内袋里摸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在茶几上。信封鼓胀，里面塞满了刚兑换的法币，面额大得吓人，购买力却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朝不保夕。
权桂云看了一眼信封，脸涨得通红，手上的动作停了：“先生，我不要钱。能伺候先生，是我修来的福气。我妈说……”
“拿着。”茅以升打断了她，语气不容置疑，透着一种上位者的威严，但转瞬又化为温和，“世道不好，你可以不吃，你母亲还要过活。我不常来上海，这些你备着，别让自己受委屈。”
权桂云咬着嘴唇，眼眶红了。她没见过什么世面，只觉得眼前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像父亲一样威严，又像戏文里的才子一样体贴。她小心翼翼地收起信封，仿佛那是某种定情信物。
“先生，今晚……还要赶回学校招待所吗？”她问得极轻，声音里藏着钩子。
茅以升抬手看了看表。按照行程，他明天一早要在交大有个讲座，今晚理应回招待所备课，或者还要去应酬几个教育部来的官员。
他的脑海里闪过杭州家中那扇紧闭的窗帘，闪过戴传蕙那双在黑暗中窥探的眼睛，还有那满屋子压抑的叹息声。
那种窒息感再次袭来，让他本能地抗拒离开这间温暖的小屋。
“不回去了。”茅以升摘下眼镜，放在茶几上，那是卸下防备的信号，“最近太累，想睡个安稳觉。”
权桂云的眼睛瞬间亮了，像是点燃了两簇小火苗。她立刻转身去铺床，动作麻利又轻快，连带着屋子里的空气都活泼了起来。
茅以升看着她忙碌的背影，那个背影比他的长女茅戴芳还要小上几岁。一种隐秘的、背德的快感混合着愧疚，在他心里发酵。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在构建一个避风港，一个完全隔绝于他原本社会角色之外的“法外之地”。
在这里，他不需要是道德完人茅以升，他只是一个需要被照顾、被崇拜的雄性。
夜深了，窗外的霞飞路依旧喧嚣。茅以升躺在散发着阳光味道的被褥里，身边的权桂云呼吸均匀，像只温顺的猫。
他侧过头，借着窗外透进来的霓虹微光，看着这张年轻得过分的脸庞。他伸手轻轻抚过她的发丝，心里盘算的却是如何将这间公寓长租下来，如何以“私人秘书”或者“亲戚看护”的名义，将权桂云的存在合理化。
这并不是一次偶然的贪欢，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逃亡。
他缓缓闭上眼，在上海滩的纸醉金迷中，第一次没有做关于断桥的噩梦。
03
1952年的北京，空气里不仅有沙尘，还弥漫着一股子肃杀的政治气味。
“忠诚老实运动”像一把细密的篦子，从机关到高校，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历史过往、社会关系，连同心底最隐秘的角落，掏出来晾在阳光下。
茅以升坐在铁道研究院的办公室里，钢笔尖在信纸上悬了许久，终于落下一滴墨渍。
窗外是大喇叭里激昂的口号声，那是新时代的雷声。他很清楚，在上海的那段“双重生活”，瞒得过病榻上的发妻，却瞒不过组织的档案审查。
与其被揭发，不如主动交代。这是知识分子在政治风暴中求生的本能。
他咬了咬牙，在“家庭关系”那一栏，加上了几行小字：并在上海与权桂云育有一女，名茅玉麟。
这一笔落下，便意味着上海的香巢再难隐蔽。为了配合审查，也为了切断与旧上海复杂关系的联系，茅以升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权桂云和刚出生的私生女接到北京。
他将她们安置在城西一处僻静的四合院里，离他在南锣鼓巷的大宅隔了半个北京城。他以为，这半个城的距离，加上自己谨小慎微的时间管理，足以维持两个平行世界的平衡。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尤其是当这堵墙已经因为内部的腐朽而摇摇欲坠时。
入夏的一场暴雨，下得昏天黑地。南锣鼓巷的茅宅内，湿气顺着地砖缝往上钻。戴传蕙的病情加重了，整夜整夜地咳嗽，咳得像是要把肺叶都吐出来。
长子茅于越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不久，正是血气方刚、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年纪。看着母亲日渐枯槁的面容，他对终日忙于公务、极少着家的父亲，早已积了一肚子怨气。
傍晚，茅以升冒雨归来。他浑身湿透，神色匆忙，进门后脱下那件湿漉漉的中山装递给保姆，便一头钻进了书房，说是要处理紧急公文，连晚饭都没出来吃。
茅于越经过门厅时，看见父亲那件中山装正挂在衣架上滴水。他走过去，想帮父亲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免得受潮。
手伸进内兜，手指触到了一张被雨水浸得有些发软的纸片。
那是一张百货公司的单据。
茅于越借着走廊昏暗的灯光，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只这一眼，他的瞳孔猛地收缩。
单据上赫然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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