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柜的最后一个抽屉被轻轻合上,发出沉闷而决绝的“咔哒”一声。沈静书站在空了大半的办公室里,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光洁的红木办公桌上投下一片温暖的光斑,尘埃在光柱中无声飞舞。这间办公室,她用了八年。八年,从副县长到县长,无数个会议在这里召开,无数份文件在这里签批,无数个关乎这个山区小县发展的决策在这里成形。墙上挂着的县域地图,每一个乡镇、每一条河流、甚至那些她亲自推动修通的村路,都熟悉得像掌心的纹路。窗台上那盆绿萝,还是刚上任时秘书小赵放的,如今已垂下郁郁葱葱的长蔓,几乎要触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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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是政府办的主任老李,身后跟着几位班子成员,脸上都堆着有些不自然的、过于热情的笑容。“沈县长,车准备好了,大家……都想送送您。”老李的声音里带着惯常的恭敬,但仔细听,那恭敬底下,似乎少了点什么,多了点别的。

沈静书转过身,脸上是惯常的、温和而略显疏离的微笑。她今天穿了一件质地很好的深灰色羊绒衫,外搭一件浅米色的风衣,没有穿那些带有明显“职业”标志的套装。头发一丝不苟地挽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依然清亮的眼睛,只是眼角的细纹,在阳光下无所遁形。五十五岁,正处级干部退休,在这个位置上,不算早,也不算晚。

“不用这么兴师动众,老李。”她摆摆手,语气平和,“正常工作交接,我回家休息,又不是出远门。大家该忙什么忙什么去。”

话虽如此,一行人还是簇拥着她下了楼。办公楼前,果然停着那辆熟悉的黑色轿车,司机小刘已经站在车边。院子里,不少工作人员“恰好”经过,纷纷驻足,打招呼:“沈县长好!”“沈县长退休愉快!”“常回来看看啊!” 声音此起彼伏,笑容真挚与否,难以深究。沈静书一一点头回应,脚步未停。她知道,这热闹,就像戏台上的锣鼓,曲终人散后,留下的才是真实的寂静。

上车前,她回头最后看了一眼这栋灰扑扑的、却承载了她八年全部心血和时光的政府办公楼。夕阳给它镀上了一层金边,竟显得有些陌生。她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车子缓缓驶出大院,将那些挥手的身影和喧闹的人声抛在身后。透过后视镜,她看到人群很快散去,各自回归岗位,仿佛刚才那一幕从未发生。门庭若市,顷刻门庭冷落,这转换如此自然,自然得让人心头发凉。司机小刘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欲言又止,最终只是默默打开了舒缓的音乐。

家,在县城一个建成有些年头的机关家属院里。房子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建筑,不算新,但位置安静,邻里多是退休的老干部或教师。沈静书的丈夫早些年病逝,儿子在国外定居,女儿在省城工作。这个家,大多数时候,只有她一个人。退休前,这里常常是高朋满座,请示工作的、汇报思想的、联络感情的、甚至纯粹来“坐坐”的,络绎不绝。客厅那套沙发,承载了太多或真或假的寒暄与机锋。如今,她推开门,迎接她的只有一室冷清和空气中淡淡的、许久未彻底通风的沉闷气味。

退休生活,比她预想的更难以适应。不是身体上的劳累,而是那种骤然失去重心、失去被需要感的巨大空洞。手机安静得可怕,除了女儿偶尔的电话和几个老朋友的问候,再没有那些需要立刻批示的“急件”,没有半夜突然响起的汇报电话,没有排得满满的日程表。时间一下子变得冗长而稀薄,像兑了太多水的汤。她试着养花,看书,练字,甚至报名了老年大学的书法班,但总有些心神不宁,仿佛灵魂的一部分还留在那间办公室里,留在那些未竟的规划和悬而未决的问题里。

更大的落差,来自她所处的这个微观环境——她所在的“清河社区”。社区干部,尤其是那位姓王的社区主任,王桂芳,一个四十多岁、身材微胖、嗓门洪亮、脸上总挂着一种混合着精明和市侩笑容的女人,让她真切体会到了什么叫“人走茶凉”,甚至更进一步的,某种隐形的“欺负”。

第一次不愉快,发生在她退休后半个月。家里卫生间水管有些渗水,她想着不是什么大事,就按照社区公示栏上的电话打了过去,想请社区帮忙联系一下熟悉的维修师傅。电话是王桂芳接的。

“哦,沈……阿姨啊。”王桂芳的声音拖长了调子,那个“阿姨”叫得格外清晰,带着一种刻意划清界限的意味,“水管坏了?我们社区不管这个的呀,都是居民自己找师傅。我们哪认识什么维修师傅?要不您自己到街口看看,那里有摆摊的。或者,您以前认识那么多领导,打个电话问问呗?”

话里的刺,隔着电话线都能感觉到。沈静书皱了皱眉,没说什么,挂了电话。最后是自己女儿从省城叫了连锁公司的师傅上门修好的。

接着是停车位的问题。家属院是老小区,车位紧张。沈静书退休前,她的车总是能稳稳停在楼前一个相对方便的位置,似乎大家都默认。退休后没多久,那个位置就经常被别的车占了,有时甚至是一些外来车辆。她向社区反映,王桂芳在社区办公室,当着几个居民的面,打着官腔:“沈阿姨,咱们小区车位都是先到先得,没有固定车位这一说。以前大家那是尊重您,现在您退休了,也是普通居民,得遵守普通居民的规矩嘛。您要是觉得不方便,可以早点回来,或者停远点,多走几步路,就当锻炼身体了。”

旁边有居民窃窃私语,目光微妙。沈静书感到一阵脸热,不是生气,而是一种被当众轻慢的难堪。她没再争辩,默默离开了。

然后是社区活动。重阳节,社区组织老年人茶话会,通知贴到了单元门口。沈静书想着去参加一下,融入社区。到了活动现场,王桂芳正热情地招呼几位看起来颇有身份的退休老局长、老书记,看到沈静书,笑容淡了些,随手一指角落的座位:“沈阿姨来了,随便坐啊。” 分发水果糕点时,轮到沈静书这一桌,明显分量少了许多,苹果都是些个头小的。活动中有个发言环节,王桂芳点名让几位“老领导”讲话,全程没有看沈静书一眼,仿佛她只是个无关紧要的旁观者。

最让她感到寒心的一次,是关于社区活动室的使用。沈静书退休后,和院里几位同样喜欢书法的老同志商量,想借用社区那间闲置的活动室,每周聚一次,练练字,交流一下。她亲自去找王桂芳商量,态度很客气。王桂芳正在电脑上玩纸牌游戏,头也没抬:“活动室啊?不行哦,沈阿姨。那间屋子社区要用来做‘妇女创业技能培训点’,已经上报街道了。你们练书法,家里不能练吗?非要占公家的地方。再说了,你们几个老同志,笔墨纸砚的,搞得脏兮兮的,我们不好打扫的。”

话语里的敷衍和嫌弃,毫不掩饰。一同去的刘老师气不过,小声说:“王主任,沈县长以前可是……”

“哎哟,刘老师!”王桂芳立刻打断,声音提高了八度,脸上挂着夸张的笑,“可不敢乱叫‘县长’了,那是过去式啦!现在咱们社区,只有居民,没有县长局长。一切啊,都得按社区的规矩来,您说是不是,沈阿姨?”

沈静书看着王桂芳那张写满“现管”权力的脸,忽然觉得有些可笑,也有些悲凉。她拦住了还想理论的刘老师,平静地说:“好的,王主任,我们知道了。不打扰你工作。” 转身离开时,她能感觉到背后王桂芳和其他社区工作人员那种混合着打量、轻视甚至一丝快意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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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事情,零零总总,不断发生。垃圾堆放点离她家窗户太近反映无效;楼道灯坏了报修拖沓;甚至有一次,社区统计高龄老人补贴,明明她符合条件,王桂芳却“漏”报了,还是女儿打电话到街道询问才补上。王桂芳似乎很享受这种“管理”前任县长的感觉,用一种看似合规合矩、实则处处刁难的方式,小心翼翼地释放着某种长期被压抑的、对上位者的微妙敌意,或者,仅仅是为了彰显自己在这一亩三分地上的绝对权威。

沈静书都默默承受了。她没有去找任何还在位的老部下“打招呼”,没有向街道或更高层反映。她只是更深地把自己沉浸到退休生活里,读书,写字,散步,偶尔和几个真正谈得来的老友喝茶。但她并没有真正关闭眼睛和耳朵。在散步时,她会留意社区里坑洼的路面、老化的健身器材、孩子们玩耍时缺少安全防护的角落;在买菜时,她会听到居民抱怨物业不作为、停车混乱、隔壁单元孤寡老人无人照看;在茶话会角落,她能感受到其他普通退休老人对社区资源分配不公的无奈和沉默。

她开始做一些事情,悄无声息地。以“热心居民沈阿姨”的身份。

她发现社区里那几棵老梧桐树,虫害严重,夏天掉毛刺,还危及电线。她没找社区,而是联系了退休前因绿化项目结识的市林业局一位老专家,请他来看,并自己掏钱买了专业的药剂,请专家指导院里几位老伙计,一起趁着清晨人少,给树木做了防治。效果立竿见影,第二年夏天,树下乘凉的人多了,孩子们也敢在附近玩了。

她知道三号楼住着一位八十多岁的独居陈奶奶,子女在外地。她隔三差五就去看看,帮忙买点菜,打扫一下,陪她说说话。陈奶奶有次半夜胸口闷,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她。她立刻联系了自己熟识的县医院退休院长,院长一个电话打到急诊科,绿色通道迅速开通,救了陈奶奶一命。这事在小区里慢慢传开,但没人知道背后是沈静书在牵线。

社区儿童游乐区的滑梯螺丝松动,她发现后,没有报告总是拖延的社区,而是自己找了工具,又请了院里一位退休的老钳工,一起给加固了。几个带孩子的妈妈看到,连连道谢,她只是笑笑说:“顺手的事,孩子安全要紧。”

她还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人脉,悄悄促成了几件事:牵线让县图书馆在社区设了一个流动图书点;联系了一家公益组织,定期来为社区老人免费理发、量血压;甚至,通过以前扶持过的一家本地企业,以企业捐赠的名义,给社区更换了一批崭新的分类垃圾桶和破损的长椅。

她做这些,从不提自己是谁,也不求任何回报或知晓。她只是以一个普通居民的身份,用自己残存的影响力和资源,去解决一些她看到的、王桂芳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无力解决的问题。渐渐地,“沈阿姨”在部分居民,尤其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和踏实过日子的居民口中,有了不一样的分量。他们觉得这个新搬来(其实住了多年,只是以前高高在上)的退休女干部,没架子,心善,有办法。但王桂芳对此嗤之以鼻,认为那是“退休了没事干,收买人心”,或者“显摆以前那点关系”,依旧我行我素,甚至在某些方面,因为感受到沈静书无形中对照出的社区工作的不足,而对她更加冷淡。

转折,发生在沈静书退休半年后。

一个周一的上午,沈静书正在书房临帖,门铃被急促地按响。她放下笔,走去开门。门外站着的,竟然是王桂芳。和以往那种刻意端着或带着轻视的表情不同,此刻的王桂芳,脸色憔悴,眼袋浮肿,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头发也有些凌乱。她手里拎着两盒看起来不便宜的保健品,脸上挤出的笑容僵硬而卑微,甚至带着明显的恐慌。

“沈……沈县长!”王桂芳一开口,声音就带了哭腔,那个久违的、恭敬的称呼脱口而出,“我……我能进去跟您说句话吗?求求您了!”

沈静书有些意外,但脸上没什么表情,侧身让她进来。王桂芳几乎是踉跄着进了客厅,放下礼品,手足无措地站着,不敢坐。

“王主任,有事?”沈静书语气平淡,给她倒了杯水。

王桂芳接过水杯,手抖得厉害,水洒出来一些。她扑通一声,竟然直接跪在了沈静书面前的地板上,眼泪唰地流了下来:“沈县长!我错了!我以前有眼不识泰山!我不是人!我狗眼看人低!求求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吧!放过我女儿吧!”

沈静书眉头紧皱,后退一步:“你这是干什么?起来说话。你女儿怎么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王桂芳不肯起来,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断断续续地诉说。原来,她女儿今年高三,成绩不错,目标是省城一所重点大学。但就在上周,女儿参加该校的自主招生面试,初审过了,面试却莫名其妙被刷了下来,理由含糊。王桂芳多方打听,隐约听到风声,说是“有人打了招呼”,暗示她女儿“综合素质有待考量”。王桂芳夫妻都是普通职工,在省城毫无人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她丈夫想起,好像听人说过,沈静书退休前,在省里教育系统很有影响力,现任省教育厅的某位领导,曾经是沈静书在基层工作时的得力下属,关系极好。再联想到这半年来自己对沈静书的种种刁难,王桂芳顿时如坠冰窟,认定是沈静书暗中使了绊子,报复她。

“沈县长,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对您不敬!不该卡您的事!不该说那些混账话!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我女儿寒窗苦读十二年,就指望这次机会了……求您跟省里那位领导说句话,饶了我女儿吧!我给您磕头了!”王桂芳说着,真的就要磕头。

沈静书一把拉住她,力气不小,脸色沉了下来。她感到一种深深的荒谬和一丝怒意。

“王桂芳,你起来。”她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那是多年领导岗位沉淀下来的气势,此刻不经意流露,让王桂芳浑身一颤,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我沈静书做事,向来光明磊落。我若要报复你,不会用这种下作手段,更不会牵连孩子。你女儿升学的事,我根本不知道,也从未过问。”沈静书盯着她,目光如炬,“你这半年来对我的态度,我清楚。但我只当是世态炎凉,人性常态。我沈静书退休了,就是个普通老百姓,你按规矩办事,哪怕苛刻点,我无话可说。但你扪心自问,你那些‘规矩’,是真的为了社区好,为了居民好,还是掺杂了你个人的情绪和权力欲?”

王桂芳脸色惨白,哑口无言。

“至于你女儿的事,”沈静书语气稍缓,但依旧严肃,“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告诉你,不是我做的。我也不会为了你去打什么招呼,走什么后门。升学公平,事关每个孩子的未来,我比任何人都在意。但是,”她话锋一转,“看在你作为一个母亲,为了孩子能放下一切尊严跪在这里的份上,我可以帮你问问情况。仅限了解情况。如果其中真有不当操作,无论针对谁,我相信组织会公正处理。如果只是你女儿自身面试表现问题,那你更应该从自身找原因,鼓励孩子继续努力,而不是疑神疑鬼,胡乱攀咬。”

王桂芳呆呆地听着,脸上的恐惧慢慢被难以置信和巨大的羞愧取代。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错了,错得离谱。她用自己狭隘的官场思维和市侩心态,去揣度一个真正有格局、有原则的前任领导。对方这半年的沉默和偶尔的“多管闲事”,并非懦弱或算计,而是一种她无法理解的修养和余热。

沈静书当着王桂芳的面,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开了免提。电话很快接通,一个沉稳的男声传来:“老领导?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身体还好吗?”

“李厅长,我很好,谢谢关心。有件事,想向你了解一下,纯粹是私人打听,不违反原则的话……”沈静书简单说明了情况,强调了只是了解,不干涉任何决定。

电话那头的李厅长听完,很肯定地说:“老领导,您说的这个学生名字我有印象。这次自主招生面试,我们厅里纪检组全程监督,程序没有问题。她被刷下来,主要是面试环节,面对压力测试和团队协作情景题时,表现有些怯场,逻辑表达也不够清晰,几位评委打分都比较低。我们调看了录像,评议过程是合规的。至于什么‘有人打招呼’,纯属无稽之谈,我们的纪律您还不清楚吗?……不过,老领导,您怎么关心起这个了?这家长是……”

“一个旧识。”沈静书淡淡带过,“谢谢你了,李厅长,打扰你工作。改天来省城,再找你喝茶。”

挂了电话,真相大白。王桂芳满脸通红,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她再次道歉,这次是真心实意的悔恨:“沈县长,我……我真是小人!我糊涂!我该死!我不该那样对您,更不该把您想得那么不堪……我……我以后一定改!社区的事,我一定尽心尽力,再也不搞那些歪心思了……”

沈静书看着她,叹了口气:“王主任,社区工作,直接面对老百姓,琐碎,辛苦,但也最见人心。你把心思用在为难一个退休老人、或者琢磨那些虚头巴脑的事情上,不如多想想,怎么把坑洼的路修一修,怎么让独居老人得到更好的照顾,怎么让孩子们玩得更安全。权力,哪怕是最基层的一点权力,也是用来服务的,不是用来耍威风的。你好自为之吧。”

王桂芳千恩万谢,狼狈地离开了。那两盒保健品,沈静书让她原样带了回去。

这件事,像一阵风,悄悄在小区里传开了。版本各异,但核心一致:那个看起来温和平静、曾被王主任刁难的沈阿姨,原来能量依旧,而且为人正派,以德报怨。王桂芳自此以后,对沈静书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恭敬有加,社区里那些曾针对沈静书的不便也悄然消失,甚至变得格外“便利”。更重要的是,王桂芳似乎真的有所触动,社区工作比以往上心了不少,虽然能力有限,但至少态度端正了许多。

沈静书的生活,似乎恢复了平静,甚至比之前更受“尊重”。但她心里明白,这尊重里,有多少是源于那通电话展示的“余威”,有多少是源于对她人格的真正认可,难以分辨。她并不在意。她依然每天读书、写字、散步,依然会悄悄帮助需要帮助的邻居,依然关注着社区里那些细微的问题。只是,她的背影,在那些偶尔驻足打量她的居民眼中,不再仅仅是一个“退休落魄的女县长”,而多了几分深不可测的厚重和令人心折的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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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凉了,可以再续。人心冷了,或许也能被一些超越世故的东西,慢慢焐热。但真正的温暖,从来不是来自权力余温的畏惧,而是来自人格本身散发的、穿越世态炎凉的光。沈静书用半年的冷落和一场风波,给王桂芳上了一课,也给自己找到了退休后,另一种形式的、平静而坚实的立足之地。门庭或许依旧不热闹,但她的内心,已然庭阶寂寂,兰桂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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