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淮海战场硝烟未散，杜聿明被俘，邱清泉阵亡，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
可在清点俘虏名单时，却出现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空缺，十三兵团司令李弥，不见了。
他靠唱戏躲过民兵盘查，得以从淮海战场逃脱，最终从青岛乘船逃离。
后来，他竟颇为得意地吹嘘：“艺多不压身。”
那么，李弥究竟是如何通过唱戏逃出战场的？他逃跑之后又去了哪里？
李弥黄埔军校第四期出身，早年在滇军中崭露头角，抗战时期参加过昆仑关、宜昌、滇西等战役。
松山之战中，他指挥部队强攻高地，一度被视为“能打硬仗”的将领。
蒋介石对他既防范又倚重，几次战功加身后，才逐渐消除猜忌，将十三兵团交到他手中。
1948年11月，徐州局势急转直下，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南北夹击，国军防线层层告急。
黄百韬在碾庄圩陷入重围，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困，徐州成为一座被盯上的孤城。
蒋介石命杜聿明统筹撤退，计划沿津浦路西侧南下，与蚌埠方向兵力会合，伺机再战。
按照部署，李弥所率十三兵团担任掩护任务，换言之，大部队先走，他在最后。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等主力通过后，他必须面对追击而来的华野精锐；意味着一旦行军秩序混乱，殿后的部队首当其冲；意味着若突围失败，十三兵团极可能成为被牺牲的一环。
李弥表面没有异议，甚至在会议上表示“唯命是从”，可散会后，他的神色却阴沉下来。
他太清楚几十万大军仓促撤退会是什么场面，汽车、炮车、辎重、伤兵、难民挤在一起，一旦被炮火追上，便是人仰马翻。
他不愿当那个替死鬼，于是，在正式撤退时间尚未到来时，他已悄然行动。
11月30日中午，徐州火车站忽然爆炸声震天，浓烟直冲云霄。
原本应等主力撤离后再破坏的交通设施，被提前炸毁，爆炸声传出数十里，城内人心顿时浮动。
当天下午，李弥带着兵团部和第9军悄然离城，对外宣称是“机动部署”，对部下却直言：“三十万人挤在一条路上，谁留在后面谁倒霉。”
他选择不走主力必经的徐永公路，而是绕行北侧小路，避开拥堵，更关键的是，他下令关闭电台，切断与杜聿明的联系。
此时的杜聿明，还在徐州城门口焦头烂额，几十万部队出城如蚁群出穴，车马堵塞，指挥失灵，整整一天，仅行进二三十里，连萧县都未抵达。
而李弥，却已悄然前行，12月2日黄昏，杜聿明率部至孟集休整，偶然接通一条电话线，才发现李弥部已在前方。
电话接通后，杜聿明怒声质问：“为何违令提前撤退？为何不执行掩护任务？”
李弥语气平稳，答曰未收到明确命令，事实上，那份命令就装在他参谋长的口袋里。
这一提前撤退的举动，直接打乱了徐州集团军的整体节奏。
更严重的是，原本寄望于李弥侧翼支援的黄百韬，在碾庄圩孤军作战，失去关键屏障，最终被华野合围，全军覆没。
徐州撤退失败后，杜聿明、邱清泉、孙元良、李弥等部被华东野战军层层合围，最终被压缩在陈官庄一带。
那不过是方圆十公里左右的村庄地带，平日里散落着几十个村落，如今却塞进了三十万疲惫之师。
寒风刮过旷野，村庄里到处是壕沟、炮坑、废弃的辎重车，粮秣早已断绝，空投物资杯水车薪。
士兵为了一袋小米争吵，有的甚至拔枪相向，原本号称精锐的兵团，此刻更像一群被围困的困兽。
李弥的十三兵团，也在其中，第8军、第9军伤亡惨重，士气低落，逃跑无门，固守无粮，可就在这种绝境中，他脑子里仍在盘算。
此前沿途收拢的散兵游勇约有数千人，这些人没有编制，没有番号，只是临时拼凑，李弥清楚，若真能突围成功，将来重建部队，这些人便是根基。
于是，他向杜聿明提出一个请求，把已经在碾庄圩被歼灭的第64军番号划给自己。
表面理由冠冕堂皇：便于整编、统一指挥，可真正的心思，却藏在话语背后。
若突围成功，他便可名正言顺地拥有三个军的架构，番号在，旗帜就在；旗帜在，人心便可聚拢。
但“以后”来得太慢，炮火却来得太快，1949年1月7日，华野发起总攻，炮声震天，阵地一片火海。
十三兵团防线被迅速撕裂，第8军主力41师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李弥的脸色彻底灰败。
1月9日晚，形势已然崩溃，华野下达命令：主要军官必须亲自报到，其余官兵放下武器投降。
周围军官面面相觑，有人沉默，有人低头，最终，李弥示意第9军第3师师长周藩出面与解放军谈判投降。
他自己则迅速安排侍从，为他找来一套带血的伤兵衣服，衣服上残留着干涸的血迹，气味刺鼻，他毫不犹豫地换上，把将军制服塞进一旁。
外面俘虏队伍正在集结。数千人拥挤在一起，寒夜里呵气成霜，华野人手有限，看守不足百人。
夜色成为唯一的掩护，他低着头，混入人群，学着伤兵的步伐缓慢前行，肩膀佝偻，目光下垂，没有人认出这位兵团司令。
走出几百米后，他与几名亲信悄然脱离队伍，钻入夜色之中，从这一刻起，他的战争结束了，而他的逃亡，才刚刚开始。
逃出陈官庄并不等于真正安全，李弥很清楚，南线已被严密封锁，沿途遍布解放军与民兵哨卡，若顺着原本的撤退路线南下，无异于自投罗网。
他做出了一个与多数逃兵相反的选择，北上潍县，再转青岛，青岛尚在国统区，只要能抵达海港，便能乘船离开。
从陈官庄到萧县一带，他几乎昼伏夜行，风吹在脸上生疼，鞋底磨破也不敢停下。
途中，他利用随身携带的金条开路，在地方关系的牵线下买到一张通往徐州的火车票。
抵达徐州后，城中盘查频繁，他花钱打通关节，伪造路条，给自己安了一个新名字“刘湘年”。
拿着假路条，他又辗转乘车，终于在寒风中抵达潍县。
潍县这座城，对他而言并不陌生，抗战时期，他曾率部驻扎于此，当地商贾争相巴结，其中便有一人，李惠之。
李惠之见到他，先是一愣，随后目光中闪过震惊与迟疑，李弥没有犹豫。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声音沙哑：“惠之兄，看在往日情分上，救我一命。”
这一跪，不只是求助，更是一种放下身段的决绝，他许诺，只要能抵达青岛，日后官复原职，必有重谢，荣华富贵，仍旧可期。
李惠之终究动了恻隐之心，也或许是金条的分量足够沉重，他答应设法相助。
但问题却摆在眼前，如何在层层岗哨中不露破绽？潍县已解放，沿途民兵警惕异常，寻常商旅尚需盘查，更何况一个来历不明的中年男子。
李惠之想到了戏班，戏班子往来频繁，人员复杂，且身份天然带着流动性，若混入其中，风险相对较低。
戏班里有个唱老生的艺人，名叫王桂合，身形清瘦，嗓音沉稳，李惠之安排王桂合带他同行，并暗中叮嘱务必护送周全。
可新的难题又来了，他不会唱戏，若遇盘查，被要求开口演唱，一句不会便露馅，李弥沉思片刻，竟下定决心：学。
在李宅偏院里，王桂合手把手教他唱《珠帘寨》，老生唱腔讲究气口与板眼，起承转合皆有规矩，李弥虽无戏曲底子，却有多年演讲与发号施令的嗓音基础。
他一遍遍练习，声音沙哑也不肯停，两三天后，竟能把几句唱段唱得有模有样。
数日后，戏班启程，当他们行至昌邑石埠镇，果然遇到民兵岗哨。
民兵拦下车队，逐一盘查，目光落在李弥身上时，略显迟疑：“他是谁？唱什么的？”
王桂合镇定回答：“这是我师父，唱老生的。”
偏巧，那名民兵是个戏迷，听到“老生”二字，兴致顿起：“既然是师父，唱两句听听。”
李弥只觉得心跳如擂鼓，掌心渗出冷汗。若此刻失声，便前功尽弃，他深吸一口气，迈步上前，学着老生的架势站定，抬袖开腔：“珠帘高卷……”
声音初时略显紧绷，随后渐渐沉稳，板眼虽不算精妙，却也有模有样，几句唱罢，民兵笑着鼓掌：“唱得不错！”
随后他们被放行，车队缓缓驶离岗哨，直到走出很远，李弥才长长吐出一口气，王桂合忍不住问：“你以前真唱过戏？”
李弥苦笑，拍拍胸口，说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艺多不压身。”
那语气里有几分自嘲，也有几分得意。
当戏班子的马车驶入青岛城郊时，李弥才真正感到一丝松动的空气，几经辗转，他终于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
抵达上海后，消息很快传到南京与奉化，蒋介石得知李弥“突围成功”，不仅没有追究其徐州提前撤退之责，反而召见慰问，并下令重建第十三兵团，仍由李弥担任司令。
可兵团已无兵，昔日十三兵团在陈官庄被围歼，数十万国军主力或亡或俘。
番号尚在，旗帜尚在，任命书尚在，可士兵、军官、装备、建制，早已化为战场尘土。
一个没有兵的兵团司令，名号再响，也只是空壳，李弥明白这一点，却仍努力表现出镇定。
他频繁出入军政场合，言辞谨慎，态度谦恭，可昔日那种指挥千军万马的底气，已难再现。
他保住了性命，却失去了兵权；躲过了俘虏，却再难回到战场核心。
后来局势再变，国共内战尘埃落定，他辗转台湾，职务一再更换，却多为虚衔。
晚年的他，身居高位，却无实权；名列将官，却远离战阵，昔日黄埔同窗，有人战死，有人被俘，有人改换立场，而他，则以另一种方式存续。
从徐州不打招呼提前撤退，到陈官庄混入俘虏，再到潍县戏班唱戏过关，他的每一步，都在算计与侥幸之间游走。
在生死关头，保全自己或许是本能；可身为统兵之人，这种本能是否意味着另一种失守？
他活下来了，但活下来的代价，是背影里那些未能同行的将士，是此后再难摆脱的争议，也是一个将军在历史天平上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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