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马记｜在我国最古老的房子里，一群马永远在奔跑|墓石|寻马记|山石|画像石|西壁|马永远

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式建筑“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中的马(3:20)

马年新春之际，由澎湃新闻与红双喜集团马利画材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报道《寻马记》，从上海出发，到天山之下，长安城外，中原大地，齐鲁海滨……寻找中国文物与艺术中的马——寻找那份奔腾不止的生命力与澎湃的精神。

位于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距今约2000年的孝堂山东汉石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式建筑。祠堂虽不大，却因内壁几乎刻满精美的画像，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和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在这座石室里，有一群马永远在奔跑：“大王车出行图”贯穿整个祠堂的最上层，其“标示完整、结构清晰”，形成一幅具有强烈视觉秩序感的长卷式图像。

孝堂山祠堂的最上层“车马出行”局部

从济南市区到孝堂山近一小时车程，离开高楼密集的城区，道路渐渐变得开阔。冬日的山东平原带着一种清朗的质地：远处的田畴被冷风吹得平整，偶尔有低矮的山丘。

驶入孝里镇，沿公路一边是新建高层社区，一边是一片乡野风景。旧村落的街巷肌理虽已被时间抹去，但“孝里”这个地名里，保存着当地的历史和“孝子郭巨”的传说。

这一切最终都指向村外那座并不高的山——孝堂山。

孝堂山下

孝堂山海拔只有60米左右，从远处看更像是一处隆起的土丘，山形近龟，因此在商周时期被称为龟山，春秋时始称巫山。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有“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谓之孝子堂”的记载。

孝堂山之所以蜚声海内外，正是因为山顶石室——孝堂山郭氏墓石祠。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孝堂山顶的孝堂山郭氏墓石祠

对于这座石祠，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

汉墓石室见于文献者甚多，然完整尚存者，仅山东肥城县（注：孝里镇，元代划入肥城县，1939年划属长清，今属济南市长清区）孝堂山“郭巨”墓祠一处。石室通常立于坟丘之前。室平面作长方形，后面及两山俱有墙，正面开敞，正中立八角石柱一，分正面为两间。屋顶“不厦两头造”，即清式所称“悬山式”，上施脊，瓦陇、瓦当均由石块上刻成。

《中国建筑史》汉代建筑插图，刘敦桢绘

拾级而上，首先看到的是按汉代风格重修的覆室，上挂古建筑学家罗哲文题写的“孝堂山郭氏墓石祠”，进大门，石祠赫然出现在眼前，与梁思成所描几无异——这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式建筑。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

孝堂山石祠何时、为何人所建，依旧是谜

石祠本身没有纪年铭文，目前将年代确定在“公元一世纪东汉早期的章帝时期(或早至明帝)”，其下限最直接的证据是刻于三角隔梁的一条最早的题刻“平原湿阴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来过此堂，叩头谢贤明。”永建四年即公元129年，说明石祠的建造当在此以前。

孝堂山石祠隔梁石西面东汉永建四年题刻

孝堂山石祠隔梁石西面东汉永建四年题刻拓本

从考古类型学来比较，和孝堂山石祠画像的雕刻技法与风格最相近的，是在孝堂山石祠附近地区发现的肥城西里村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 和栾镇村建初八年（公元83年）画像石，均为在磨光的石面上施阴线或兼用部分凹面线刻，且线条的表现和构图形象又都和孝堂山石祠画像相似。

孝堂山石祠上层，“大王车”拓本，可见“大王车”三字

“建初八年画像石”和孝堂山石祠内壁的拓本在山东博物馆展厅均有陈列。“从线刻方式、浅浮雕技法、文字风格看，‘建初八年画像石’与孝堂山石祠汉画像石特点相似，可能出自同一批的工匠。如果以此为参考依据，孝堂山石祠可能修建于公元一世纪后半叶的东汉早期。”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山东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山东博物馆石刻研究中心主任于秋伟告诉澎湃新闻。

山东博物馆展厅“建初八年画像石”，其上题刻与“大王车”榜题如出一辙。

除了建造年代，它的名称与主人身份也是一个谜。北齐武平元年 (570)，陇东王胡长仁出任齐州刺史时，在石祠外壁上题刻了大字长篇的《陇东王感孝颂》，其中说“郭巨之墓，马鬣交阡；孝子之堂，鸟翅衔阜。”可知已将石祠讹传为孝子郭巨的墓祠了。

孝堂山石祠西壁外侧北齐《陇东王感孝颂》

孝堂山石祠西壁外侧北齐《陇东王感孝颂》拓本

但从历史与考古角度来看，这一说法并不成立，且早在北宋时期，赵明诚就否定了郭巨为石祠主人之说。“首先，郭巨为河南人，并非山东人士；其次，石祠中并无任何可直接指认其与郭巨相关的铭文或图像证据。”于秋伟说，“更合理的解释是：由于郭巨‘埋儿奉母’的孝行故事在后世影响极大，民间在长期口耳相传中，逐渐将这座带有孝道主题图像的汉代石祠附会为郭巨之祠，从而形成了今天‘孝堂山’的名称。”

北齐《陇东王感孝颂》局部

从祠堂功能而言，画像石并非单纯装饰，而服务于祭祀与“享祀”体系。祠堂的主要用途是后世子孙在节庆时陈设供品，邀请祖先来“受享”。“一般画面以‘天地人’三重结构展开：上方被理解为天穹、仙界，端坐的东王公、西王母等构成汉代画像中最具标识性的天界主宰组合；中层描绘宴饮、劳作等日常场景，构成人间世界；而反复出现于最下层的车马出行图，则引出更具争议的解释维度。”山东博物馆典藏部副主任宋爱平说，“学界一方面将其视为墓主生前身份与礼制等级的象征，另一方面则认为车马指向冥界层面的意义：它象征墓主人死后自地下世界出行，循仪仗往来于墓地与祠堂，体现其在死后世界仍被维持的秩序、尊荣与排场。”

孝堂山石祠内壁画像石

孝堂山石祠的特别之处，在于横贯三壁上部的“大王车出行图”，其“标示完整、结构清晰”，形成一幅具有强烈视觉秩序感的长卷式图像，也是汉画像中场面最为宏伟、车马人物最多的一幅。

孝堂山石祠北壁内画像线描图

浩浩荡荡“大王车”与“画马老祖宗”

无论是面对拓片，还是在刻满画像的祠内，人们总会寻找两个关键词：“大王车”和“二千石”。前者指向一种更宏大的出行想象，后者则像一枚制度化的身份标签，把画像石上的车马行列与汉代官僚等级、礼制秩序紧紧扣合在一起。

孝堂山石祠内壁“大王车”，马的腿部层层交叠

据山东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杨爱国此前撰文描述：“大王车”出行图由东壁开启，迎接的人们由榜题“令”“相”的二人率领。出行队伍的前导中有乘象、骑驼的人们；“大王车”位于北壁最西头,是一辆四马拉的“安车”，“大王车”三字位于“安车”后部。“大王车”前还有一辆鼓乐车。乐人们在行驶的车上表演；转过去的西壁上是“大王车”出行的后从。整个画面长度超过七米，浩浩荡荡、气象威严。

“大王车出行图”或表明祠主曾参加过诸侯王驾的卤簿活动。汉代匠人并不满足于‘看得见的部分’，在描绘“多匹马并驾时，马的腿部往往层层交叠，虽然我们肉眼未必能清楚分辨，但汉代匠人会以类似散点透视的方式来尽可能画全。”于秋伟说，“层层叠叠的马腿不仅没有造成混乱，反而极具节奏感与动势，仿佛速度本身被雕刻出来，成为可见的力量。”

孝堂山石祠内壁的马

马何以在汉代获得如此高的视觉关注与文化权重？于秋伟认为：“马不仅是交通与军事资源，更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身份象征。从春秋战国开始，强国常被称为‘千乘之国’，所谓‘千乘’，代表了国家实力。”这一观念在考古材料中亦有对应：贵族墓葬往往配有车马坑；即便没有车马坑，也可能在墓道或随葬空间中拆解车体，将车轮靠置于墓壁、车厢置于中央，并将马随葬其中。“车马系统本身，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孝堂山石祠内壁的马

进入汉代，这种象征意义进一步被礼制化、等级化。《汉书》等文献对不同等级官员可使用的车马数量、规格、随从层级等都有严格规定。以目前画像石材料所见，最高等级只是“两千石”（即“太守”，如山东诸城发现的东汉汉阳太守孙琮墓画像石），在石祠北壁下部车骑出行画像中，有一辆盖系四维、施耳有屏的主车，车后上方榜题“二千石”。

孝堂山石祠北壁下层的车马出行图拓片，主车后刻有“二千石”

这个标有“二千石”榜题的车骑行列，进一步标明了祠主身份。“墓主人并非高级贵族，身份不会高到超过郡太守一类的等级；若严格按汉代礼制规定，太守的仪仗配置应相对简化。”然而，制度并不意味着图像的绝对写实。车马仪仗虽有严格的制度限制，但画像石中的车马并不总能与现实生活完全对应。大量车马场景，更多体现的是“想象中可以享用的排场”。于秋伟说。

两组“车马出行图”之外，在石祠西壁中部的“胡汉战争”场景也是汉画像石中经常出现的题材之一，内容为战争图像，一方是汉军，一方是深目高鼻、头带尖帽的胡人，画面上常描绘败倒在地的胡兵，或汉骑在追刺奔逃的胡兵等，其中也包括了大量战马图像。

孝堂山石祠西壁，胡汉战争拓片

1983年11月，88岁高龄的刘海粟曾登临此山，他顺着手电筒的光指着西壁上胡汉两军对垒图中的人马奔驰、刀枪相搏的场景说：“刻马，气势雄健，你看那马的姿态就可以知道马跑的速度……”

孝堂山石祠中的骆驼

刘海粟的说法，或体现了实地考察孝堂山石祠的震撼，他对石室内的汉画像石评价道：“以阴纹刻线绘形，刻线婉转流畅，遒劲豪放。造型古朴典雅，构图优美，刀法娴熟。” 并说，“确切讲这里应叫‘汉画像石室’,而不该叫‘郭氏墓祠’”，他所题“孝堂山汉画像石室”石碑立于覆室外。

孝堂山石祠西壁内画像拓本（局部）

细看孝堂山石祠汉画像石，其令人震撼之处，并不止于一段宏大的车马行列。车骑、百戏、宴饮与战争只是其中一部分；伏羲、女娲、西王母、风伯、雷公、贯胸人等神话图像，仿佛把汉代人想象中的天界秩序直接嵌入石室。历史与伦理的叙事也被刻入其中：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胡汉战争等题材在这里并置出现，使这座石祠也成为一座凝固的汉代观念和生活史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