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刚刚露出旌旗，身着旧呢中山装的陈伯达在静悄悄的西楼前停下脚步。警卫恭敬地挥手示意，他却执意多走几十米，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说了句“我自己过去”，脚步有些急，像是既忐忑又兴奋。那一刻，他距离权力中枢只差一扇门。
回头看，陈伯达的起落几乎都系在“笔”上。他早年在厦门大学读书，后来东渡日本，再赴莫斯科大学，系统研习马列经典，回国后便成了理论旗手。26岁时，他以一篇《历史之新陈代谢观》赢得“新锐学者”名声；抗战时期，《四大家族》一书让他在延安窑洞里脱颖而出。文字是他的长剑，也是他进身的扶梯。
然而，如何给这位“文胆”贴标签，却众说纷纭。四川宜宾的老新闻人曾彦修最精炼，他把全部感受压缩成十二字：才胜于学，学胜于德，德毁于位。这句话后来在史学圈内流传甚广，被不少研究者反复引用——聪明、博学，却在高位时迷失，似乎三言两语便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悲剧轨迹。
与曾彦修相熟的繆俊胜曾在六十年代为陈伯达当过秘书。他回忆，陈伯达见“领袖”前总要提前下车、整理衣襟、悄声问警卫可否进去，谦卑得像“新入学的小学生”。可一旦坐到书桌后，另一幅景象就出现了：钢笔飞舞，标点都要反复琢磨，常常是凌晨三点还在校一句成败。文字的偏执成就了他的锋芒，也种下了日后的苦果。
有意思的是，这个在伟人跟前唯唯诺诺的老人，却对钓鱼台十一号楼那位女主人心生畏惧。电影开场铃一响，他总是第一个站起，拎着不离身的小录音机走进放映室，满脸勉强却不敢缺席。繆俊胜说：“他怕江青，是怕得发抖的那种。”外界意想不到，一位曾高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席位的人物，会被副手一句话震得汗湿后背。
再往下看，评价就尖锐了。国家计委研究室的杨波回忆开会场景：陈伯达先讲一通理论，接着笑问“大家补充”，可谁若真发表不同意见，多半石沉大海。胡乔木私下感叹：“他认准的东西，十头牛拉不回。”在彼时“舆论即权力”的氛围里，这种自矜与敏感，常把同僚逼到墙角，友谊也就随风去了。
钱伯城甚至直指他是“孤行的单干户”，不喜圈子，更无意交际，嘴上总说自己是“小小老百姓”，骨子里却怀着强烈的排他意识。对理论文章，他眼界确实高远，“常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可一旦谁的稿子受到关注，他的眉头就会悄悄锁紧。久而久之，书斋里的孤独感，反衬出仕途上的炽热渴望。
经济学家千家驹的批评尤为猛烈。在他笔下，陈伯达是“戴草帽的野心家”，表面谦逊平和，实则暗里布局。他指出，文人的尖刻加上权力的放大镜，能把书卷气变成凌厉的锋芒；排名第四的日子里，陈伯达一句批示足可让许多人命运陡转。千家驹不吝字句：“若非身落囹圄，他未必自省。”听来刺耳，却不失警醒。
说到自省，1981年秋，保外就医的陈伯达回到北京三里河南小院。儿子陈晓农那天推着轮椅，他却执意自己缓步走进院门，嘴里嘟囔着：“人啊，还是要有个交代。”家中翻修过的书房，墙上仍挂着他亲笔的“实事求是”四字。深夜静坐，录音机里回放着他的口述回忆，外孙女在屋外追蝴蝶，他却一句句挣扎着回忆往事，“伯达，你来写吧！”那短短七字，在安静的房间里回响久远。
晚年的他时常感慨：“我是个犯过大错的人。”陈晓农告诉友人，父亲最怕别人提起往昔，但又忍不住要向年轻人叮嘱：别轻易把自己交给权力。他记得父亲严令他远赴石家庄，用化名做学徒，那一步无意中为家人挡住了后来的漩涡。命运跌宕，却还给了这个家一份喘息。
试想一下，如果他始终只是厦大讲坛上那个醉心经史的学者，也许史书会记下另一种风平浪静的结尾。但历史没有假设，他在最高殿堂写下的每一句话，都被时代放大，最终反噬自我。才与学可以让人登高，德行却决定能否站稳；一旦“位”超过了德的支撑，满盘皆输，也只是时间早晚。
今天搜检资料，七零八落的回忆像散页般拼凑。一面是深夜挑灯的学者，一面是大会批示的权要；一面是耐心指点儿子抄古文的慈父，一面是把同僚逼得沉默的“组长”。把这些碎片摆在一起，才渐觉那十二个字的分量——才胜于学，学胜于德，德毁于位。用它来概括陈伯达，也映照出太多动荡岁月里同样的身影：才华横溢而终被权力反噬的文人，并非罕见。
历史不会因为个人惋惜而改写，也不会因个人悔悟而折返。陈伯达在1989年9月的骤然离世为他的故事落下了幕布，留下的只有笔下斑驳的文字和后人复杂的叹息。若要在这张众说纷纭的画像上再添一笔，大概仍是那十二字的回响——它们说出了高台上灯火炽烈，也照见了楼下幽暗的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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