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天，我十五岁，读初二，成绩稳稳扎在班级倒数三名，那时候的教室是土坯墙，墨汁刷的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公式和生字在我眼里就像乱爬的蚂蚁，怎么看都不懂。
我不是懒，是真学不进去，上课盯着窗外的梧桐树发呆，下课和几个调皮男生在操场疯跑，作业抄同桌的，考试卷子上的红叉比对勾还多。
我们班主任姓王，四十多岁，戴黑框老花镜，对成绩好的学生格外温和，对我这样的“差生”却从没给过好脸色。
恢复高考没几年，学校唯成绩论盛行，我就是班级的“拖油瓶”，王老师看我的眼神里，满是不耐烦和鄙夷。
“张建军，”他点着我的名字，语气里全是嘲讽，“每次都是倒数第一，我教这么多年书，就没见过你这么没出息的学生！”
全班的目光都聚在我身上，有嘲笑，有同情，我低着头，脸烧得滚烫，手指攥紧衣角，喉咙像堵了块石头。
王老师还在继续，语气更尖刻：“你这样的，以后能有什么出息？种地嫌你笨，打工没人要，一辈子只能在泥坑里浑浑噩噩！”
那节课我坐如针毡，放学沿田埂慢走，秋风刮在脸上，心里更凉。我试过努力，可知识点总记不住，做题总出错。
王老师的话像尖刀扎进心里，我暗暗发誓，一定要让他看看，我不是没出息的人。
年底，村里来了征兵的人，军装笔挺、身姿挺拔，走到哪都受人尊敬，我心里冒出念头：去当兵。
我不想再留村里被人看不起，没跟家里商量就偷偷报了名，体检、政审一路顺利，等家人知道时，我已拿到入伍通知书。
临走前一天，我去学校跟王老师告别。办公室门口，我听见他正夸成绩好的学生，语气温柔得我从未感受过。
推开门喊了声“王老师”，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皱眉问：“你怎么来了？又惹事了？”
我递出入伍通知书，语气坚定：“王老师，我要去当兵，来跟您告别。”
他看了一眼，惊讶转瞬即逝，又恢复冷漠，嘲讽道：“当兵？就你这样，到部队也是混日子，别被退回来丢学校的人。”
我没反驳，鞠了一躬说“老师再见”，转身离开时，眼泪掉了下来，不是委屈，是更坚定了信念：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让他后悔。
到了部队，比我想象的更苦。每天天不亮出操，五公里越野、队列、战术训练，累得倒头就睡。
训练跟不上被班长批评，我就加倍努力，别人练一遍我练十遍，休息时也加练。我知道，只有拼尽全力，才能改变命运。
部队生活磨掉了我的浮躁，让我学会了坚持和担当。不管训练还是执行任务，我都冲在前面。入伍第二年，我被评为优秀士兵，第三年，考上军校，成为一名军官。
穿上军官制服的那一刻，想起王老师的嘲讽，所有委屈都变成了动力。
转眼在部队待了八年，一次任务中受伤，我转业回到家乡，家乡变了样，土路成了水泥路，土坯房换成砖瓦房，母校也翻新盖了教学楼。
转业后一天，我去镇上办事，路过母校门口，看到一群人围着，远远就认出了王老师，他头发花白、背驼了，老花镜度数更深，正拄着拐杖和老教师说话。
我犹豫了一下走过去，喊了声“王老师”，他转过头，愣了几秒，仔细打量着我身上的转业军装和挺拔身姿，脸上的疑惑变成惊讶，嘴巴微张，一句话也说不出。
旁边的老教师笑着问：“老王，这是你学生啊？”王老师点点头，眼神复杂，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沉默着，脸上满是惊讶、愧疚和尴尬，当年的嘲讽话，此刻堵在喉咙里说不出口。
我笑着说：“王老师，我是张建军，当年您成绩最差的学生。”他身体微颤，声音沙哑：“记得，记得，没想到你现在这么有出息。”
我们聊了几句，他问我在部队的情况，语气里有歉意也有欣慰，我知道，他当年或许是恨铁不成钢，只是用错了方式。
告别时，他握着我的手反复说：“建军，是老师当年不对，你是好样的。”我摇摇头：“王老师，没事，您的话，反倒激励了我。”
走出很远，我回头看，王老师还站在学校门口望着我，我明白，人生没有一帆风顺，没人能定义别人的未来。
当年的我被人看不起，却凭着不服输的劲，走出了自己的路。
一句嘲讽，可能毁掉一个人，也可能激励一个人，庆幸我没被打垮，把嘲讽变成了力量。
每个人都有闪光点，别轻易否定别人，你永远不知道，那个被看不起的人，未来会绽放怎样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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