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品方
正值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宣布将首次制定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这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编制中长期综合性发展蓝图，来得十分及时，值得充分肯定。
笔者认为，此次规划应不会是内地模式的照搬，而是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从被动适应国家战略转向主动融入、是协同发展的标志性举措；核心是实现“国家战略+香港优势”的深度融合互动，以有为政府结合高效市场，推动经济朝“高质量、高增值、多元化”方向发展。笔者也曾在董建华特首和梁振英特首期间出任当时的“中央政策组”特邀顾问，期待在整个编制“一五规划”的过程中，香港的《特首政策组》和内地相关政策部门，尤其是大湾区和广东省，有充分的沟通交流，集思广益，不会是“想当然矣”的闭门造车。国内政策文件有不少新颖的专用术语和独特的表达方式，港人不一定熟悉，因此互动过程十分关键。
这就涉及“一五规划”的制定机制与推进路径。现由特首李家超亲自统筹跨司局、跨部门、全政府参与的专项工作专班，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确保规划兼顾各方诉求，取态正确。此其一。
其次是对接逻辑。先要对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全面深入理解，在这基础上主动对接国家整体布局（尤其是涉港内容），聚焦重点领域，进行细化部署，力求与国家五年、十年乃至更长远规划同频共振。谚语有云，“规划做好后，成功了一半”。香港的“一五规划”如果开得一个好头，老实说可以“功在千秋”。
香港回归祖国已29年，现在是适当时候突破传统局限（主要是利益固化藩篱），打破以往《施政报告》《财政预算案》互不隶属的短期施政思维，以中长期规划破解需要长期推进的项目发展难题（例如北部都会区建设）。
“一五规划”的重心应是经济发展，涉及多维度。应以巩固及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全力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为关键重点。
经济增长离不开拓展新兴市场，应重点布局东欧和中亚地区，深化与东盟、中东等区域的经贸往来，强化“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现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要有“准战时”思维，充分发挥香港特区和平稳定、内引外联的政经环境，为全球资金和人才提供一片长期稳定发展的乐土。
香港特区最具吸引力的关键两手，是国际金融和国际教育。怎样推进“金融+”战略，如何促进金融与创科相互赋能、服务实体经济与优势产业？香港作为国际教育的区域枢纽，已有不少论述，真知灼见颇多，不必在此重复。如果能够强化课程的中国元素，不论是本科还是硕博，在工程、医学、社会科学、文学、理学、法律、金融、建筑、教育等领域都大有可为，问题是生活配套不足。不论是国际金融还是国际教育，方向提出后，需要有规划，继之以方案。
有别于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在AI主导的新时代经济环境下，大市场和增值链是最重要的两手，离不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这个“中轴维度”。因此，“一五规划”应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全方位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在金融服务、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教育衔接等领域与广东省深度联动。
在创新科技方面，应依托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平台，实现“研发─转化─产业化”的粤港双向赋能协作。高等院校的研发项目，在维持一定程度的院校自主和学术自由的基础上，需要由政府牵头、市场带动，引领应用研发和转化研发的方向。
民生保障维度方面，“一五规划”要将教育、医疗、房屋、青年、社区发展等民生议题纳入，加大对长者、残疾人士和弱势社群的支援，为青年搭建向上流动的平台。出路在融合到大湾区。
笔者认为，“一五规划”的意义与价值在治理模式的突破性升级，应能够标示出香港的治理逻辑从“依赖市场自发调节”转向《主动谋划、积极作为》，补回“重战术、轻战略”（重视短期、看轻长期）的短板，打破回归前长期习以为常的利益固化藩篱，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一五规划”应能够树立发展方向的确定性，从而为市场赋能，提供清晰的政策预期。这样做才能够吸引全球资本、人才和技术持续汇聚，降低市场波动风险，优化市场结构。例如，在股票市场上推动“新经济、硬科技”全球企业来港上市提速；又例如，在高等教育界开放招生限制，欢迎全球南方的师资和学生到来，八大院校在大湾区按步就班地多设分校。
总而言之，深化融入国家大局的努力，是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答题”。通过精准对接国家内需市场、产业链升级、人民币国际化等战略，形成“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良性循环。核心策略是要实现与国家发展深度协同，在战略定位方面精准对接。
既要巩固传统，又要创造优势。因此，在应用AI和区块链技术、推进“金融+”战略、服务国家实体经济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RWA、比特币、缅因币、稳定币等新兴金融工具亦应有所参予，关键是要建立有效的单面镜象防火墙。
在新兴领域的协同努力，应重点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对接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香港在AI、自动化、IOT、新材料、生命科技、大健康等领域的理论和基础科研优势可以直接贡献国家现代化相关产业体系。问题是应用和转化的土壤和场景不足，所以一定要和内地互补。
在制定“一五规划”的过程中，建立机制保障与组织创新之后，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才能够行之久远。不可以因为领导层按照基本法规定的人事更迭而随性改变；要强调上承下接，无缝交棒。
融入国家督导框架，应依托2022年设立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推动人员、资金等要素便捷流动。特首政策组需要改弦更张，以制定五年规划为最重要的工作。其他特区范围内的次元政策制定，应交予个别司局级问责官员处理。
重点领域协同应着力产业升级，发展金融科技、绿色经济等新的经济动能，同时巩固传统产业，与国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方向互桐呼应。至于民生与社会治理，要将住房、教育、医疗、交通、养老等民生议题纳入规划，关键是通过触合大湾区破解深层次矛盾，拆除利益固化藩篱，增强社会稳定性，助力国家坚定不移地确立的“共同富裕”目标。
香港特区在战乱交织的新时代，是和平的港湾，是国际教育和国际金融深度发展的最佳场所，应明确角色深化与功能拓展。对“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概念要有实际的认知。要利用香港普通法体系和国际化环境，为国家金融安全、国际人才引进提供枢纽功能。因此，通过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与内地科创合作，通过在大湾区多设大学分校吸纳全球学子，通过发行港币稳定币、离岸人民币稳定币（发挥联系汇率的压舱石作用）可以确保港币成为国际流通最受欢迎的货币之一。以上这些都应该是“一五规划”的重点。
香港特区的优势是弹性应对全球变局，应预留政策空间以应对国际形势变化。通过“一带一路”拓展全球南方新兴市场（外语学习要加强对小语种的培训）可以对冲外部风险，是应有之义，有发展空间。
笔者的结论是：香港通过多维对接，既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又提升自身发展韧性，一定能够实现“国家所需”与“香港所长”的有机统一。笔者身居江湖之远，常怀报国之心；不忝浅陋，抛砖引玉。本文纯属个人一得之见，未免挂一漏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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