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霞《杨简浓肖像画展》异化和克制探索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新可能|孙晓霞|异化|杨简浓肖像画展|油画|现代主义|绘画|艺术史

很抱歉，刚才过于被画展吸引了，到达会议现场晚了。细细读过这场展览，我认为可以用两个词“异化”和“克制”来提取我的观展感受和对作品的解读。

第一词是异化。为什么是异化？在现代观念中，艺术家必然要是一个康德意义上的主体性存在，而这个主体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逻辑性时，会从自体中生长出来一个对立面，这一对立面在发展过程中又逐渐支配原生主体，从而驱动主体的异化。这是艺术进入现代形态后经常遇到的非常有趣的现象，从杜尚、格林伯格到当代艺术的一系列“事件”，全球化背景下的艺术始终处在异化的、不断自我否定，自我抽离的进程中，因此今天的这个展览也是同一路径下的异化结果。

之所以有这种印象，可能要老套地沿用女性主义论调。身为一个女性，我是比较反对近年来一些走得太快太急的极端女性主义论调的，但目前好像也没有别的更好的路径可以回应今天的展览，所以还是要首先回归女性主义立场。历史上，艺术作品中的单一女性永远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身份，要么就是如古希腊时期的女神雅典娜、维纳斯，中世纪时期的圣母图；要么就是女主人或女仆的形象，如刚才老师们讲到的蒙娜丽莎。只有到现代社会后，女性才开始得以个体独立身份现身画面中，这就是一次女性作为独立社会角色的出场。即便如此，当我们转换立场来思考，作为一个模特，尤其是一个女性模特，在艺术场域中更多时候依旧是被塑造、被描画的对象，从某种视角来解读，这个“她”有着一种深层的被羁绊的非主体意味。但是，杨简浓女士的行为改变了艺术场域中的角色和身份属性。

杨简浓女士是一位知识女性意义上的具体艺术工作者，也是一位策展人，其本次工作的特别之处在于，身为模特，却逆转为主导者，以模特自身为线索策划组织了这场展览。这里面就有两个层面的“异化”行为，首先是对艺术家意图的异化，画家意图被模特意图所牵引；其次是女性身份对于男性艺术世界的异化。在画家和模特的角色互动中，杨简浓一改女性作为被观察的样本、被描画的对象形象，将模特杨简浓这一形象翻转为一场带有“谋略”“策划”意图的绘画行为，模特邀请艺术家来绘画自己，主导了艺术意图和走向。从“样本”转身为制造者自身，杨简浓作为模特不再是受控者，而是反控制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这场展览中，杨简浓不再是被绘画中的凝视者，而是裂变为画家、观众之外的第三重隐身的凝视者，为绘画这一行动叠加了新一重的理论视角和艺术史内涵。更进一步，这种角度的创作行动生成了一种自我反观的、镜像式的实验效果，画家不再是创造者，他被定格为模特自身在画里和画外的形象的中介者和召唤者，模特成为艺术史的制造者和建筑人。受此启发，或以此为开端，未来也许会有更多的模特和这种艺术活动中的被动存在者能够积极介入、主动参与乃至主导整场艺术行为，原本作为主导者的艺术家可能会与被动身份和被动者进行角色转换，又或者，艺术家与被动者之间会达成更多的合作、合谋关系，而不再只是支配关系，这应该成为艺术史中的典型事件。我想，这一刻的重要性就在于，杨简浓女士的这次创意和尝试催化了一种艺术史新可能。

第二个词是克制。此次展览主题为“从新古典到新表现”，但我从中体验是克制这样一种感受。《浪漫派为什么重要》一书中，彼得·盖伊从现代主义回溯浪漫派，认为现代主义的根源仍旧在浪漫派。在那里所充溢的对激情和极致的无休止追求的激赏，深刻地影响到了现代艺术的诞生和发展，比如说包法利夫人对爱情的极致狂热；再比如19世纪王尔德喊出的“为艺术而艺术”口号，并不惜以身殉道艺术。而我们今天的这场展览中，一方面是就是基于现代主义的艺术精神的异化行为，不断自我反叛，自我质疑，不断重建艺术史路径的勇气；另一方面就是一种在反叛和质疑中的冷静与克制。这个克制是非常珍贵的，极其难得的。

这样的克制力为什么重要？彼得·盖伊发现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更多是偷换了概念，其本质是“为艺术家而艺术”，即艺术家的最终目的为了异于常人。基于这一前提而献身的艺术行为背后，可能更多意图在于艺术家身份和社会角色的擢升。而这样一个浪漫主义时期所塑造出来的现代主义艺术意识中也暗含着一种欲望无限膨胀的可能。但是，我们从今天展览看到的是，在杨飞云老师创建的油画院，即高碑店这块艺术圣地上却充溢着一种艺术表现中极其难得的克制力。这种带有道德意味的艺术克制力与崇尚张扬的艺术表现力之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张力，令这场展览在经典与表现的尺度内呈现出极高的价值饱和度。因此，展览非但没有困厄于极端女性主义的罅隙中，反而守正创新地探索出一种全新的艺术史路径。我想，克制一词的意义和力量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