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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医疗史（31）：中西医背后的政治选择

之前已经提到过国民政府对待中医的态度。掌握政治权力和话语权的医生们，对中医都是极端排斥的。直到1929年非常鲁莽的推出了废止中医案，。

国民政府的「禁而不绝」

于是，政府对待中医的态度有所缓和，不至于粗暴的禁绝，而只是从政策层面进行限制。

比如1936年正式颁布《中医条例》，与此前的《西医条例》相对应，以「中医」「西医」取代了北洋政府时期医士、医师的称谓，而且还规定了中医师取得执业资格的条件。表面上给了中医合法地位，但在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1]。

中医执业资格要求：「在考试院举行中医考试之前，凡年满二十五岁，经内政部审查合格，给予证书后，得执行中医业务。」

但是，考试院举行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中医考试是在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距离条例颁布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中医师因为政府一直没有安排考试而无法获得资格认定。

另外，还规定「中医学校毕业得有证书者」可以有中医师任职资格。但北洋政府时期教育部在学制中就漏列中医，国民政府教育部则在1929年通告「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所以实际能有这个中医学校毕业证书的人少之又少。

此后卫生署公布的《中医审查规则》，又在执行上产生了矛盾之处。

直到1943年，国民政府颁布《医师法》，在医师资格方面使得中西医处于平等对待，但在中医师参加资格考试条件方面仍有些限制。

因此，真正获得中医师执业资格的人很少。到1949年9月时，军委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当时「中医总数约五十万，大多无开业执照。」[2]

所以，在整个国民政府期间，对于中医基本是一种「禁而不绝」的状态。如果真正执行政策法规，实际可以获得中医资格的人很少，但现实中，广大民众其实更多的还是依赖于中医生们的工作。这也再次体现出。

在政府的角度，对待中医的态度，不能仅从医学专业角度出发，而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考量，比如社会的实际需求，现实中的社会资源，广大民众的文化认同等等。

当时国民政府的做法，单纯只是符合科学上的正确，而缺乏实际执行的可行性，其结果也将是「有法不依」。一旦这种「有法不依」常态化，最终导致的就是政府基础性权力的流失。这不仅是一个医疗政策的失败，更将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缺失。

根据地的务实选择

根据地的中西医政策则要务实得多。

在共产党成立之初，其创始人对中医的态度与当时其他知识分子其实是一致的。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

「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3]

但是，哲学理论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中央苏区最早的红军医院，是1928年10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在东固根据地三彩山坑里创办的，后改名为赣西第一后方医院。当时医院里只有一位民间郎中，用草医草药为红军伤病员治疗[4]。

这一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5]

当时红军药品器械主要由四种来源：红军战场缴获，通过各种途径从白区购买，傅连暲、戴济民等医务人员加入红军时的捐赠，以及苏区内部自采自制的中草药[6]。

但即便如此，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西药仍然十分缺乏。红军医院仅有阿司匹林、磺胺类、止痛片、麻醉药、红汞、碘酒、消炎粉等少量药品，且供货时常得不到保证。而赣南闽西地处山区，中草药资源较为丰富。因此中央苏区的领导人开始强调要尽量用中药代替西药[7]。

1933年6月，在总卫生部创办的《红色卫生》杂志上一篇文章中，将研究和使用中药列为应对封锁的五项建议措施之一。作者坦率承认这些药物可能并不科学，但他认为，在敌人封锁以及药品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更应该加工或筛选中药。这不仅符合当前的需要，或许还能发现新的东西[8]。

部队和医院的医生开始深入民间，学习中草药知识，广泛收集民间单方、验方，依靠当地居民传授的单方，医治疟疾、痢疾、下肢溃疡、疥疮等多发病、常见病。各个部队也组织发动群众成立采药队采集中草药，医院则将采集的草药洗净、切片、晒干熬制成膏丹，如感冒丸、伤风止咳散、疟丸、赤痢丸、止血散等，成为医院的主打药品[9]。

显然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条件去分析中西医的优劣，只能是面对现实，有什么就用什么。这不是什么理论的产物，也不是政策的设计，而是战时生存压力下的实用主义选择。

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

随着根据地医疗卫生建设的不断发展，对于中西医也开始有了思考与讨论。不过结论并不是一边倒的支持谁或者反对谁，而是站在更高的政治维度上对二者共同的批判。

比如在1940年总卫生部出版的《国防卫生》杂志中，认为旧医学被局限在封建社会的范围内，无法避免神秘唯心主义，属于封建医学理论。其中的循环论证不是辩证法，阴阳不是唯物主义，五行不是基本物质元素，相生相克也不是对立统一。

同时也批评西医，认为其具有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背景，在中国源于传教士，而且仍由外国人或受过外国教育的人主导，因此带有殖民性质[10]。

显然这不是仅仅站在「医学」（medicine）理论的角度，而是在社会「医疗」（healthcare）的角度去讨论。虽然中医被打上封建迷信或者唯心主义的标签，但西医的资本主义背景，同样也不能被完全信任与接受。所以，大家在底层的理论与主义上都不是那么完美，没必要去形而上的争出个高低贵贱，谁也不要瞧不上谁，就暂且在应用层面上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各自发挥长处就行了。

这可以说为后来的「联合中西医」奠定了基础。

「中医科学化」的不同含义

事实上，国民政府早在「废止中医案」期间，就提出过「中医科学化」的说法。在陈存仁他们前几天，卫生部部长薛笃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他不反对中医，而是愿意让中医科学化[11]。虽然这不排除是对当时汹汹舆论的一种缓兵之计，但也确实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不过，对于这种提法，当时中西医两派都不买账。西医自不必说，认为中医不具备科学的基础；中医也不能接受，称其为「打官话」「做时髦」[12]。因此中西医双方始终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

反倒是在根据地，条件更为艰苦的情况下，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

1944年，英国记者斯坦恩（Gunther Stein）获准到延安采访，并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一书。书中有一章描述了延安极其困难的医疗条件：

「很多医生要把装有细菌培养的试管贴身带在身上，以保证细菌培养所需要的恒温，充当着『人肉恒温器』。设备极其简陋，只有一台X光机，但没有胶片，并缺少一些零件，从没有用过。正规手术器械是汉斯·米勒从瑞士带来的，也是唯一的手术器械，还在一次日本进攻中丢失了。很多器械就是日常用具，比如木锯、指甲剪等等。药品和一些设备，都靠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病房就是住窑洞，但是非常整洁干净，比重庆的整洁并且有效率。手术室是老乡捐的当地最好的一座房子。」[13]

这种极度匮乏中的秩序感，很好的呈现出军民一体的医疗实践，为根据地探索中西医合作提供了社会基础。

1940年6月，边区政府民政厅与卫生部召开国医代表大会，讨论如何改进中医中药以促进边区卫生工作，并成立中医研究会，以求中医中药的改良趋向科学化，加强中西医之联系，互相帮助，共求进步[14]。

在同月的边区党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开设卫生训练班，并保送数十人到卫生学校去深造，从而可以派遣大批卫生干部到农村中去。而且把边区的中医组织起来，教给科学的卫生知识，以补救目前医疗人才的缺乏。还成立了卫生材料厂，利用土产中药精制，供给乡村之用[15]。

关于中成药的研发与生产，就是这时候开始的。1939年3月，陕甘宁边区光华制药厂成立，厂长是越南华侨青年医生梁金生。该厂的任务就是，开发边区中草药，精制各种中成药，对中医药进行科学的综合研究与改造[16]。

1941年，八路军一二九师制药所创制出柴胡注射液，并小量制备用于临床，成为中药注射剂的雏形[17]。

统一战线的视角

在中西医合作的多年实践之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总结。

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对联合中西医进行了阐述[18]。

他说：「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

可见，这里把中医作为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西医应该是盟友，而共同的敌人是那些迷信的巫医。

在随后召开的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医药卫生座谈会上，李富春对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进行解读，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卫生建设，包括「帮助中医整理其经验之科学化（能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和「丰富西医经验之中国化（能吸收中国医药成果）」；从不断发展中做到中国全部医药卫生工作的科学化中国化。于是有了「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口号[19]。

这可以说是对前面的批判做出的很好的回应，提出了「封建医学」和「殖民医学」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新民主主义的卫生建设，为中西医的合作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基础。「团结中西医」从形势所迫的权宜之计，变成了正式方针。

两种理性的对比

面对「中医在现代医学体系中的位置」这个问题，在同一时期的不同条件下，国民政府和根据地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二者都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判断，而且导向了相反的结果。

国民政府更像是一种「建构主义理性」（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20]，是在医生专业群体主导下，仅从医学角度做出的「迷信 vs 科学」的二元论判断。当「科学」成为不可质疑的绝对标准时，任何妥协都被视为对原则的背叛。但是，这种对于医学科学原则纯洁性的坚持，带来的是社会现实中的无法执行。

而根据地则更像是「进化论理性」（evolutionary rationalism），以生存为起点，理论只是作为这些自发秩序的总结与升华。因此，根据地可以跳开关于医学理论的辩论，而完全从另外一个维度去思考，将医学的认识论问题，转变为「医疗应该为谁服务」的政治问题。

这时候，虽然都有「中医科学化」的提法，但却表示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对国民政府而言，它仅仅意味着中医要接受被「科学」的重塑；而对根据地而言，则意味着中医成为一项实践工具，被纳入为民众服务的组织体系之中。

或许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政权的最终命运，可能不在于它拥有多么「正确」的蓝图，而在于它能否时刻保持谦卑地从自己所服务的土地和人民中，汲取生存与发展的智慧。

这种从实践中学习的能力，不仅体现在对中西医的态度上，更体现在根据地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整体思路中。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最广大的民众本身——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让每个人都成为卫生工作的参与者。

[1]以下关于中医资格相关内容，参考王启辉《民国时期医师法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8

[2]冯彩章、李葆定《贺诚传》，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

[3]《敬告青年》，陈独秀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

[4]舒龙、凌步机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

[5]《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

[6]舒龙、凌步机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

[7]刘善玖、刘薇《试论中央苏区时期的药品筹措》，苏区研究2016年第6期

[8]Ralph C. Croizier《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Science，Nationalism，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9]刘善玖、刘薇《试论中央苏区时期的药品筹措》，苏区研究2016年第6期

[10]Ralph C. Croizier《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Science，Nationalism，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1]《薛子良不反对中医，并有中医科学化西药化之计划》，益世报1929年3月20日

[12]顾惕生《中医科学化之商兑》，中医世界1930年第5期

[13]Gunther Stein《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1945

[14]《国医代表大会开幕》，新中华报1940年6月14日

[15]《从速开展边区卫生工作》，新中华报1940年7月12日

[16]卢希谦、李忠全主编《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5月

[17]《周超凡学术传承文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有限公司2023年2月

[18]《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

[19]《李富春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医药卫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抗战日报1944年11月10日

[20]关于「建构主义理性」与「进化论理性」，参考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6月

中国百年医疗史（32）：国共卫生运动对决

1933年11月，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长冈乡做调查时，详细记录了一个卫生班的运作情况[1]：

居民被编为卫生班，按住所接近，四五家、七八家或十一二家为一班，有班长。

规定五天大扫除一次，实际七天一次的多，十天的也有。而且需要被督促，不督促就做不好了。

卫生运动工作的内容包括：扫除厅堂睡房，疏通水沟，打扫坪场，禁吃死的东西，洗干净衣服。

这些工作如果不做的，特别那些衣服不干净的，就去发动儿童团耻笑他。另外在文明戏中也唱了卫生运动。

这就是苏区根据地群众卫生运动的简单记录。可以看到，一些和公共卫生相关的简单工作，已经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这种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在中国并非首次出现。但根据地的实践，却走出了一条与此前所有尝试都不同的道路。

福州的霍乱游行

1919年6月，福州暴发霍乱疫情。当时没有卫生部门，人们的应对措施和时相似，大家纷纷涌向寺庙，或者参加神仙的「偶像游行」。地方官员向庙宇捐款，以争取神明的帮助。

结果显然是无效的，最终死亡人数达到19000人。

虽然之前也有过关于疾病的教育宣传，但是结果来看，民众显然并没有真正被教育到。因为当时的宣传方法无非就是贴贴标语，做做演讲。以当时的文盲率，标语上的字未必人人都能认识，而演讲还要收票[2]，这显然无法满足卫生教育的需求。

为了更好的抵御下一次的霍乱疫情，1920年，美国教会医毕德辉（Dr. W. W. Peter）决定采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必须走上街头，甚至有可能的话，要走到每一家每一户。

他通过领导的中华卫生教育联合会，动员了2380名志愿者，包括政府官员、商人，主要是年轻学生，在当地商会资助下，发动了几次街头游行。

他学习之前「偶像游行」的方式，但是把踩高跷的神仙换成了「霍乱先生」。扮演「霍乱先生」的人戴着很大的头套，一双电光眼晚上会发亮，他沿街游行时，会通过各种动作指向街道上各种易引发霍乱的因素。他身后跟着六个手持扩音器的宣传员，不断呼喊「看哪，那就是霍乱！去年霍乱造成了两万人死亡！」「但福州可以得救！胜利就在眼前！」

此外还有很多教育彩车，上面展示柴火与棺材，意思是不烧水就进棺材。还有巨大的苍蝇模型在垃圾桶和碗碟间爬动，担架上抬着霍乱死者的模型。

苍蝇模型

霍乱死者和棺材模型

一周之内，游行队伍走遍了福州90%的大街小巷，沿街触达到30多万居民，并为他们发放霍乱知识宣传材料。人们纷纷主动接受疫苗接种，并且有意识的按照宣传的方法改变生活习惯。

1920年霍乱季节，周边城市再次发生霍乱疫情，但福州这座约有50万人口的城市安然无恙，被称为「危险的大海中一个平安孤岛」。

可以说，100多年前福州的霍乱游行，开创了一种成功的群众卫生动员方式：走上街头，动员各阶层民众参与，借用本土的游神传统，用戏剧化的方式传播科学知识。

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很多报刊对福州的霍乱游行进行了报道[3]。后来一些学者认为，福州的这次卫生运动，对后来根据地的群众卫生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4]。

新生活运动的形式主义

此后，在其他省市，也有一些大规模的卫生运动，但是阻力也同样巨大。

因为当时占了将近一半医疗资源的教会医院，其实并不支持这种社会化的预防行为，他们更看重的还是个体化的治疗医学。一位教会医生在一份预防医学的报告中提醒同行们「中国是用柳叶刀打开的，而不是用苍蝇拍。」[5]

进入国民政府时期后，1928年5月，内政部通过了《污物扫除条例》，规定各市于每年5月15日和12月25日各举行一次大扫除，同时《卫生运动大会施行大纲》也规定这两天为各城市举办卫生运动大会之期[6]。

1934年2月蒋介石还发起了著名的「新生活运动」，其初步方案为「规矩」和「清洁」两项，但最终结果也很不理想。

在《新生活须知》中，对衣食住行都做了非常具体的规定，比如不吃生冷，不随地吐痰，要天天刷牙漱口，经常洗澡，扣齐钮扣，走路靠左，胸部挺起，捕鼠灭蝇，通沟清道等等。

运动方式是，通过宣传标语、戏剧电影进行宣传教育，主要通过劝导的方式实施，并且会派专人检查[7]。

其效果与社会上的实际反映，我们可以在《中国的一日》中一窥端倪。这是由茅盾发起并主编的一本大众文集，由全国各地民众投稿，记录1936年5月21日这一天，普通民众们的日常生活与真实感受[8]。

这本来自全国大江南北各行各业的投稿文集中，可以在很多人的记录里看到「新生活运动」的影子，可见其在民众间的渗透度还是很高的。

比如在苏州的街巷里，家家户户门口可见新生活运动标语：「铲除恶习惯，实行新生活」，「努力实行新生活运动，垃圾倒在桶里」，「钮要扣好，帽子要戴正」，「要漱口洗头」，「手要洗干净」，「行路不要吃东西」等等。

在嘉兴东大街，十字路口有保安队和警察队，人力车夫拖着车过来会被突然叫住，在车夫手足无措的之际，告诉他要扣好钮扣。

虽然渗透度高，但是民众接受程度好像并不高，因为书中反映的更多还是抱怨。以下这一对师生的反映非常具有代表性。

安徽一位小学老师抱怨新生活视察员：

「什么新生活旧生活还不是为了老生活，给他昨夜里来了一个通知，害得我们忙了一番，忙忙倒还不打紧，平白地又丢了十四只老洋钿，配镜框呀，买挂图呀，买画像呀，买这样买那样的，悔气！随便他罢！随便他批评我们一个劣等也好，超等也好，什么都好的。经费是领不到的，『枵腹从公』这名字很好听，饿着肚子真的干得动事吗？」

江苏的一个中学生则写道：

「我把筷子拿上手，就闻见汤饭是馊的了。那时候，我陡然想起老师告诉过我们的话，我直不愿意把汤饭向嘴里送了。这不是『不新鲜』的食物吗？吃下去不是很危险吗？我为什么要眼睁睁把它吃下去呢？为什么要眼睁睁地把许多病菌吃下去呢？老师，我什么都不顾了，闭着眼睛大嘴地吃着吃着，把一大碗都吃光了。唉！老师，我能不吃吗？不但不吃它没有别的东西来填肚子；如果我真不吃，真为了馊而不吃，欢喜我的爸爸，痛爱我的妈妈，他们不更加的难过么？我有什么权利常教他们难过呢？因为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没有资格谈卫生的孩子哩！」

显然，在民间感受来看，这种新生活运动更多的只是一种形式主义，而和他们的实际生活距离太远，甚至还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负担。

从民众反馈来看，好像是因为经济基础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新生活，仓廪不实，难知礼节。但是根据地的经济状况，不会比国统区更优渥，但在那里的群众运动，却做得有声有色。

根据地的组织体系

1932年初，江西省富田一带发生瘟疫。1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次常委会，专题讨论防疫问题，决定「举行全苏区防疫卫生运动」。1月13日，《红色中华》在头版刊登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项英撰写的《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社论，指出瘟疫发生的根源主要在于「平日饮食和居住的地方不洁净」，提出了开展防疫卫生运动的各项具体办法。这是开展卫生运动的第一个「动员令」[9]。

根据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组织体系。农村每个小乡组织一个卫生运动委员会，大乡则分村组织几个卫生运动委员会，基层单位每5～10户成立一个卫生小组。机关内凡百人以上成立一个卫生运动委员会，百人以下成立卫生小组。部队以团为单位成立卫生运动委员会，每个伙食单位成立卫生小组[10]。

这套组织体系的关键，在于它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而是真正的群众自治组织。开头时长冈乡的实践展示了这套体系如何运作：

「四月起，头一次『蛮好』。随即松懈下去，五六两月全没做。乡苏发现了，批评了卫生委员会主任，重新召集卫生委员会开会，号召各村竞赛，『看哪村做得较好』。七月督促实行，四个月来大有成绩，比前清洁多了。」

这里揭示了根据地卫生运动的一个核心机制：要解决持续性的问题。

新生活运动也面临同样的情况——运动一开始轰轰烈烈，很快就松懈下去。

但根据地找到了解决办法：不是依靠警察的强制，而是依靠群众组织的督促；不是依靠行政命令，而是依靠竞赛机制；不对民众进行处罚，而是批评卫生干部。

前面《长冈乡调查》中也提到，对于做得不好的，不是居高临下的批评，而是发动儿童团耻笑他，用一种民间的方式解决民间的问题。

根据地很善于运用竞赛的方式，户与户、组与组、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县与县、部队与部队、机关与机关、城市与城市之间，普遍开展卫生运动竞赛，优胜者予以奖励[11]。

另外，舆论动员也至关重要。在进行土地改革，获得广大民众普遍支持的基础上，进一步倡导对他们健康上的关注。于是在民众间形成的普遍舆论是：「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12]

苏区的工会、贫农团、儿童团、少先队、赤卫军、妇女代表会、俱乐部、夜校、小学等群众团体，都积极参加到卫生运动之中。这种广泛的群众参与，与新生活运动依靠警察和行政系统的强制推行形成了鲜明对比。

到延安时期，这套体系更加成熟，具体防疫措施也都是基于当地实际条件。比如在预防回归热和斑疹伤寒时，要求机关全体人员每半月要洗澡、换衣，进行灭虱运动一次。灭虱的办法是：腾出两三个窑洞作为临时洗澡灭虱地点，将工作人员分组，自行挑水烧水，在一窑内洗澡，另一窑内灭虱。把被盖及脱下来的衣服，放在笼里蒸，蒸煮15分钟，拿出来在木炭上烤一下，干了，即可穿上[13]。

这些措施看起来简陋，但却都是从实际条件出发。与新生活运动笼统要求天天刷牙、经常洗澡，却不考虑民众是否有条件做到不同，根据地的卫生运动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结合民众的实际解决问题。

另外，通过群众卫生教育与动员，1942-1943年两年中，中央医院管理的893名产妇，无一人死亡[14]，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了。

现在对比新生活运动与根据地的群众卫生运动，二者在同样物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差别就非常明显了。

新生活运动拥有政府的全力支持，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组织体系，动员了警察和行政系统的力量。而它的失败恰恰在于，把公共卫生运动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反而脱离了民众的实际需要。

就像胡适对此提出的批评那样：

「若靠一班生活习惯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来开会提倡新生活，那只可以引起种种揣摩风气，虚应故事的恶习惯，只可以增加虚伪而已。」[15]

政府把一种人民的社会福利，退化成一个空洞的规则清单，攻击的是民众的「无知」和不良健康状况，而不是造成这些状况的根本社会问题。也就难怪有人将新生活运动尖锐地称为「给挨饿的人刷牙」了[16]。

为谁服务的问题

政府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恰当的方法论，根本原因在于卫生管理的理念——医疗卫生的目的是什么？

新生活运动更多的是「为了管理民众」而设计，其出发点是政府本身，带有很明显的精英主义改造的色彩。

而根据地的做法则是「为了民众健康」而发起。

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写道：

「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这里虽然也是把人工具化了，也就是作为实现革命胜利的工具，但是，并没有居高临下的意味，而是把群众和自己当做一体看待：大家都是革命的一份子，都是要被保全的革命力量。

也就是说，不是「一群人是另一群人的工具」，而是「人们都是实现同一个理想的工具」。而我们共同的仇敌是疾病本身，应该尽可能的发动广大群众，来一起对抗这个敌人。于是，民众成为运动的主体和依靠的力量。

正是这种理念上的差异，带来了执行时方法论上的不同，从而走向了不同的结局。

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的伦理张力

这二者的对比相对简单明了，而另一个情况可能就相对比较复杂了。

早期的卫生教育运动和福州的霍乱游行，展示了知识分子与当地民众的努力，创造了许多有效的宣传形式。福州的成功证明，这些方法是有效的，但却受到来自专业医生的阻力。

几乎在同一时期，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在探索类似的道路。1920年，纽约州卫生专员赫尔曼·比格斯（Hermann M. Biggs）提出建议，主张在纽约的农村地区建立健康中心网络，以弥补这些地区医疗人员的不足，满足农村地区需求。虽然比格斯一再强调，这个项目不会取代地方医生，而只是为他们提供现在没有的设施，而且也得到了公共卫生部门、社会福利、劳工和农业团体的支持；但仍然遭到了美国医学会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公共卫生超越了专业医生眼中的界限，干预医疗护理。最终由于和专业权威之间的冲突，导致了这个提案的失败[17]。

美国的这段经历，或许可以更好的理解当年教会医生对于公共卫生工作的排斥。

在这里，专业医生们对于界限的坚持，似乎也体现着精英主义的傲慢；但实际上，我们不能简单地打上错误的标签，对其进行否定，因为这里反映的是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之间最核心最深刻的伦理张力。

公共卫生更像是从上帝视角审视人群，关注的是群体的健康水平，它的语言是数据、概率和趋势——发病率下降了多少，平均寿命提高了多少，死亡风险降低了多少。这些数字背后，是千千万万人的健康改善。

但是，这种宏大视角有时必然伴随着一种「理性的冷酷」。比如99%的成功率听起来很高，但那1%的失败，对于具体的患者和家庭来说，就是100%的灾难。而在数据模型中，这可能就被视为「统计学上的必然」，甚至是「可接受的成本」了。

此时，公共卫生所体现的，是一种功利主义伦理（utilitarian ethics），它要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

临床医生看到的则是另一个维度。那是一个微观的、具体的、充满偶然性的世界。在他们眼中，是一个个有面孔的病人，每一条生命都不可替代。在公共卫生那里的1%的悲剧，在医生看来就是将一个血肉之躯拱手交于死神，这对于临床医生来说就是整个世界的崩塌，因此在他们的伦理上是很难被轻易接受的。

临床医生所体现的，是一种义务伦理（deontological ethics），「不做伤害之事」（Do no harm），是对医生这一职业的基本伦理要求。

伦理坚守与利益冲突

从这个角度看，医生坚持医疗与公共卫生的专业界限，就不仅仅是为了维护职业利益，更是在坚守对个体生命尊重的价值观。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公共卫生可能走向极端的一种制衡。此时，医生可能就是抵御「统计数字暴政」的人性堡垒。

但同时，这种坚守也可能异化为一种领地意识，从「保护我的患者」滑向「保护我的专业特权与经济利益」，把「不伤害」狭隘的解读为「不干预」，就像福州的教会医生以及美国医学会一样。

我们当然都希望看到一个完美的图景：公共卫生在俯视数据海洋时，可以心怀「一叶扁舟」；临床医生守护眼前一人时，可以抬头看看「窗外众生」。公共卫生的宏大叙事与临床医学的个体关怀能够珠联璧合，在彼此制衡与沟通中，既实现那惠及万家的「99%」的宏伟愿景，也牢牢守护住每一个「1%」的个体尊严。

然而，以人性的现实来看，所谓的伦理坚守，往往会被利益冲突、资源争夺以及动机揣测所侵蚀。接下来在建国之后的一些卫生政策中，比如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可以更加具象化的理解这一冲突。这似乎更像是人性的缺陷所带来的结果，而很难简单做出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

[1]《长冈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2]以下福州霍乱的情况，如无特别说明，均参考Dr. W. W. Peter《Cholera Prevention: Campaign in Foochow》，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June 1921

[3]华北先驱报（The North-China Herald）1920年7月3日，华北日报新闻（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920年5月10日，图画周刊1920年7月7日，民国日报1920年7月15日、9月16日

[4]S. M. Hillier, Health Care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hina，1800-1982, Routledge 2007；Vivian Lin《History of Health Policy in China》，中国卫生政策，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0年4月

[5]S. M. Hillier, Health Care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hina，1800-1982, Routledge 2007

[6]Bridie Andrews, Mary Brown Bullock,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7]《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文海出版社1935年

[8]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生活书店1936年9月

[9]《江西省志·卫生志》，黄山书社1997年12月

[10]舒龙、凌步机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

[11]同上

[12]《长冈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13]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为防止回归热及斑疹伤寒的通知》，解放日报1943年1月15日

[14]傅连暲《中共中央医院的四周年》，解放日报1943年11月14日

[15]胡适《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大公报（天津）1934年3月25日

[16]S. M. Hillier, Health Care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hina，1800-1982, Routledge 2007

[17]Paul Starr《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Basic Books，January 1982

中国百年医疗史（33）：民国时期现代医学的政治登场

当1949年的历史钟声敲响，宣告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与新纪元的开启时，现代医学在中国走过的近四十年历程，也完成了一个周期。它始于，终于一个的时刻。

现代医学权威在中国的「奠基」，远没有实现它的社会使命：

它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却没有赢得民众的信任；

它建立了专业的权威，却没能解决资源的公平；

它展示了技术的威力，却面临着文化的隔阂。

现代医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片充满张力的土地上，并为1949年之后预埋了所有的草蛇灰线。

政治认可的工具性特征

现代医学在中国获得政治认可，从一开始就带有深刻的工具性特征：政府需要现代医学，不是因为相信它的科学原理，而是因为。

这种工具性认可，也塑造了现代医学在中国政治化的基本逻辑：医学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而在于它在政治上是否「有用」；医生的权威不来自于知识本身，而来自于政治权力的授予。

因此现代医学获得了政治认可，建立起依赖关系，但并非其合法性基础。政府依赖现代医学来解决公共卫生危机，但民众并不因此就相信现代医学的科学原理。

于是，在政治力量无法触及的地方，现代医学的权威也就岌岌可危了。这在国民政府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卫生部成立了，各种政策出台了，但在基层社会，即使是在城市，。

专业权威的建立，需要两个基础：合法性与依赖性。在西方，现代医学是通过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逐渐建立起文化上的合法性，然后再去争取政治上的认可。而在中国，这个过程被倒了个个——先有政治认可，后有（或者说始终缺乏）文化合法性。

这种倒置，决定了现代医学在中国的权威，始终无法摆脱对政治权力的依附。

而医生权威确立的过程，也是其与大多数民众疏离的过程。

所代表的「高质量」，是建立在高投入、高门槛和高收费的基础之上的。它培养出的医生无疑是顶尖的，但他们如同象牙塔中的珍宝，服务于极少数城市精英，而与占人口85%以上的广袤农村绝缘。

就像陈志潜嘲讽的那样：

「最漂亮的医生，应用最漂亮的器具与言语，专门伺候社会上极少数的阔老爷姨太太，是今日社会上大多数知名医师的勾当。这种欺骗与装饰的形态，绝对是一种科学商业化后的结果，与中国人民健康毫无关系，与国家办医学校送留学生的目的是毫不相干的。」[1]

这种对政治权力的依附性，为1949年后的历史演变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

当一个更为强大、更具渗透力的国家权力出现时，这个本就依附于旧政权的专业权威体系，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它早已习惯了作为「工具」的角色，所面临的仅仅是更换一个使用者，以及被进行一次更为彻底的「政治改造」。

随着大量初级卫生人员的出现，现代医学真正融入到这片土地，转而开始更为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两条并行的线索

审视1928至1949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两条截然不同却并行不悖的线索：

一条是，以城市为中心，医生私人开业，医院民间筹资，药品自由买卖。

国民政府试图通过法律条例来规范市场，也希望，但「有法不依」成为常态，造成监管失效，无法有效动员社会资源，也无法将政策真正落实到基层。。

。它悬浮在基层社会之上，悬浮在民众需求之外，悬浮在国家能力之外。它像一座精美的空中楼阁，有着完美的设计图纸，却缺少支撑它的地基。

另一条则是在主流视野之外顽强生长的、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之路。

从，从到，从，在这些实践中，有着对「实用」的追求和对「民众」的关注。

但这套经验也是有限的。它在战时环境中被证明有效，但能否在和平时期推广？它在小范围内取得成功，但能否在全国范围内复制？它依赖于高度的政治动员，其可持续性如何？当缺少专业医生的制衡时，过度的群众化会带来什么风险？

1949年，历史的天平倒向了后者。但历史很快又将证明，任何一种模式的绝对化，都可能付出代价，新的问题也将接踵而至；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将推动下一次的权力重组。

外部力量的持续影响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外部力量的影响。

。它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也带来了不切实际的标准和偏见。这种影响既有经济方面的压力，又有理念上的渗透，在各个方面都制造着「移植」与「排异」的张力，本土化的探索始终在外来模式的阴影下艰难前行。

1949年之后，外部影响不会消失，只会改变来源和形式。

苏联将取代欧美，成为新中国学习的主要对象。而当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又将以新的方式进入中国，带来新的理念和模式，引发新的问题、争论与调整。

这种持续的外部影响提醒我们：中国医疗的社会变迁，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过程，而是始终处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医疗卫生发展的大背景之中。

历史的延续性

「溪谷属骨，皆有所起。」

建国后医疗卫生所经历的种种，并非起自「洪荒混沌」。虽然政权发生了更迭，意识形态产生了变化，但并没有阻碍医疗卫生领域的延续性。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那次会议上，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再加上1952年底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的「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形成了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总方针。

这四句话，每一句都可以在民国时期的历史中找到它的源头。但它们将在一个全新的权力结构中，产生全新的意义。

现代医学在中国的政治化进程，才刚刚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它将经历一次更深刻的改造：专业与政治的博弈，精英与大众的张力，中医与西医的纠葛，城市与农村的平衡——所有这些在民国时期暴露无遗的结构性问题，都将成为共和国必须作答的考卷。

现代医学的「政治登场」已经完成。接下来，它将在更强大的国家意志下，被深度改造，从一种治理工具，演变为塑造整个社会的重要力量。一场关于医学权威的政治化改造，即将拉开帷幕。

第一部终

[1]陈志潜《请医药卫生技术人员下乡》，民间半月刊1934年第7期

中国百年医疗史（34）：新中国卫生部的「豪华」开局

1953年4月，毛泽东读完了来自军委卫生部白学光的报告后，在批示中写下了一个极其刺眼的定性：「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1]

就在三年半前，新中国卫生部刚刚成立时，应该没有人会想到，这个由专业人士主导的部门，会在短短几年内遭遇如此严厉的政治批评。

那时候，从中央到地方，卫生系统的领导者们大都毕业于正规医学院校，有的还有海外留学经历。他们带着在战争年代积累的经验，带着对科学和专业标准的信念，准备在和平建设时期大展拳脚。

但历史很快就会告诉他们：在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专业知识可以是权威的来源，但绝不能成为权威的全部。

接下来的十年，将是专业权威接受政治化改造的十年。在这个过程中，专业标准与政治方向、技术理性与群众动员、个体安全与整体覆盖之间的张力，将反复显现。

第一章专业权威的政治化改造

新中国必须发展医疗卫生体系，来有效解决全国人民的健康问题。当时，世界其他国家最常用的解决途径，是采取西方模式或修正的西方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的特点包括：

高度依赖通过大量资金投入培养出来的高技术专科医生；
非常强调较高的医疗技术水准；
治疗为主的导向；
关注个人医疗服务，而不是建设公共卫生计划[2]。

这种模式对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也许适合，而对于当时的中国，，这种模式恐怕是不恰当的。

有限的国家资源无法培训足够数量的高技术医疗人员，来完成大量、紧迫的医疗任务；一旦这些医疗人员从学校毕业了，大部分都会待在城市，而农村居民仍然得不到充分的医疗；昂贵的医疗技术，多半也只有城市居民才能负担得起。

以极少数高技术医疗人员提供个人医疗的方式，无法有效解决农村贫困人口传染性疾病和营养不良疾病的问题。

新中国是少数几个选择不同于西方医疗模式的国家之一：主要依靠经过很短时间就可培训出来的、较低技能的医护工作者；发展了劳力密集、而不是资本密集的医疗技术；强调预防和初级保健；集中精力实施公共卫生计划，而不是单纯关注个体健康。

但是，选择这条道路并不容易。它需要强大的组织能力，需要专业人士的支持，更需要在专业与政治之间找到平衡。

卫生部的成立

1949年11月，中央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

谁来领导这个新的权力中心？以怎样的理念推行怎样的策略？如何获得专业人士的支持？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新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性质。

1949年6月，在中南海，周恩来对贺诚说：「中央决定由你主持中央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工作，担子要由你来挑。为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央决定由李德全出任政府的卫生部长。她是我们党的忠诚朋友，要很好地团结她，尊重她。」[3]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了卫生部领导班子：李德全任部长，贺诚、苏井观任副部长。

李德全作为冯玉祥的遗孀，对她的任命首先是统战工作的需要。

新中国24个部长中的11个，是民主党派的代表或无党派人士[4]，比如水利部长傅作义，司法部长史良，文化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长马叙伦等。李德全与司法部部长史良，共同开创了新中国女性担任中央政府部长的历史。

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李德全

除此之外，还有卫生工作开展的需要。

李德全虽然不是医学专业出身，但是在国民政府时期就与医疗卫生工作有着紧密联系。前面曾经提到，国民政府第一届卫生部，就是通过她来操作的。而且她还是助产教育委员会委员，曾经长期和一起在共事。正是通过她的邀请，才让杨崇瑞从日内瓦回国，主持开展新中国的妇幼健康工作，让新中国女性健康状况取得了快速提升。

可以说，她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医疗卫生圈，尤其是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员中，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非常有利于以往工作的延续性以及各部门间的协同。

不过，周恩来的话说得也很清楚：「由你主持工作，担子要由你来挑。」李德全是部长，但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副部长贺诚。

前面已经提到过，，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大革命，后来一直参与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建设。

在苏区的红军军医学校时就担任校长，并任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后勤副司令兼卫生部长，可以说是解放军卫生工作重要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

建国后除了担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还同时兼任军委卫生部部长。

另一位副部长苏井观，则毕业于天津海军军医学校。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地下工作，抗战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5]。

可见，这两位副部长都是正儿八经的医学专业科班出身，而且都是早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

卫生部门领导构成

不仅如此，如果看一下建国初期六大区卫生部长的人选，就更能反应问题了。

因为解放战争时期，地方上都是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之下，因此建国初全国过渡性的分为六个大区，其中中南、华东、西北和西南大区由军政委员会管理，而华北和东北军事任务胜利完成，交由人民政府管理[6]。

当时六大区的卫生部长分别是：

东北区卫生部长王斌，成都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来做到卫生部副部长。
东北军区卫生部长李资平，曾在广州广华医院半工半读学习3年多，从事助理护士工作[7]。
华北区卫生部长兼华北军区卫生部长殷希彭，日本庆应大学病理学博士，后来做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
华东军区卫生部长兼华东区卫生部长崔义田，奉天医科大学毕业，后来做到卫生部副部长[8]。
中南军区卫生部长孙仪之，中药店学徒，后来做到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9]。
中南区卫生部长齐仲桓，奉天医科大学毕业，后来做到卫生部副部长助理[10]。
西南军区卫生部长钱信忠，在德国医生创办的同济大学附属宝隆医院学医并留院工作[11]，1951年赴苏联留学，获苏联医学副博士学位，后做到卫生部部长。
西南区卫生部长鲁之俊，北平陆军军医学校，在陕甘宁边区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后来做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院长。
西北军区卫生部长贺彪，参加红军后在短期医训班学习，后做到卫生部副部长[12]。
西北区卫生部长张查理，奉天医科大学毕业，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留学[13]。

这十人中，八人毕业于西医院校，其中两人有海外留学经历。

再加上1952年4月任命的副部长傅连璋，新中国中央和地方等卫生部门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接受过西医培训的专业人士。

由此可见，从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在共产党的医疗卫生领域主要领导中，有着极其浓厚的专业属性。

而且，当时全国各省市的政府机构和医学院校中，也需要配备大量的工作人员。要在短时间内填补这么多空缺，也只能优先依赖于原有的人力资源。因此，一些在国民政府时期参与公共卫生项目的人员被纳入李德全的卫生部[14]。

所以，建国初期的卫生部，虽然部长是民主人士，副部长有军队背景，但本质上是专业人士主导的行政机构。

同时，这也就成为后来思想改造的背景原因。

虽然在革命战争年代，迫于生存压力，无论在医学教育还是医疗制度方面，都不得不因陋就简，以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为原则；但建国之后，这样的情况开始发生改变。

在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贺诚在总结中央军委卫生部工作时认为，今后工作要提高质量，包括提高现有干部的医学水平，以及提高工作质量，走向正规化[15]。

对于接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专业人士来说，过去二十多年的艰苦环境，一定要把人憋坏了。因此当条件逐渐允许的情况下，总是希望可以按照专业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从整体来看，新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医学理论还是按照西方生物医学标准的。

比如从事预防工作时所遵循的细菌与疾病的原理，母婴保健方面的新法接生和新生儿护理，其理论基础都是西医的生物医学，因此也就保证了后续卫生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据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兰普顿（David M. Lampton）观察[16]，建国初期，在征求建议和制定政策时，卫生部主要依靠专业人员的意见。除了领导位置上的学术背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医生群体的相对一致性。

相比起来，民众的利益诉求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很难全面顾及与满足；而医生们就要同质化得多，对他们的诉求满足上，也就更容易达成。因此，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提出的很多政策指导方针，都与解放前中华医学会的纲领大致相符。

于是，除了根据地的经验之外，很多国民政府时期的策略和工作，也在新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

现在的大多数著作中，关于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说得最多的是会上提出了新中国的卫生方针；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了建国前医生群体的影响，尤其是中华医学会的影响。

[1]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

[2]William C. Cockerham《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Routledge 2022

[3]冯彩章、李葆定《贺诚传》，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

[4]费正清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

[5]何光表、魏继红《川陕苏区人物志（第一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7月

[6]费正清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

[7]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党史资料》第3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

[8]徐延香、张学勤主编《河北医学两千年》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3月

[9]宋国涛编著《中国元帅将军授衔全纪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月

[10]徐延香、张学勤主编《河北医学两千年》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3月

[11]陈敦德《大医马海德》，人民卫生出版社2021年9月

[12]杨秀山《忆军事医疗战线上的优秀战士贺彪》，纵横杂志2000年第2期

[13]兰宝刚等《沈阳「九君子」——人物研究及当代价值探索》，沈阳出版社2022年8月

[14]《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李德全部长报告》1950年8月8日

[15]《中央军委卫生部贺诚部长的报告》1950年8月9日

[16]David M. Lampton《The Politics of Medicine in China: The Policy Process, 1949-1977》，Westview Press 1977

中国百年医疗史（35）：5万斤小米「招安」医学会

虽然专业人士在新中国卫生部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这种主导有一个重要前提：它建立在依附的基础上，而非独立的专业权威。

要理解这种依附模式的形成，我们要暂时回到那个重要的历史节点：1937年。

医学会选择投靠政府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华医学会堪称中国民间组织的成功典范[1]。

这里要提到施思明，施肇基的儿子。在控制1911年东北鼠疫过程中，。他的儿子作为官二代兼富二代，小时候常年跟随父母在国外居住，一路就读的都是英国名校：贝克斯希尔学校、温彻斯特公学校、剑桥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又在伦敦著名的圣托马斯医院工作了近6年。他的家庭、学业与职业经历，都让他具有宽阔的视野和广泛的社会人脉关系。

施思明担任医学会总干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市场化运作增强学会的经济实力。

医学会的收入更加多元化，医药和器械营销收入增高，甚至还有房产出租和股票债券投资。按施思明的说法，他要努力将中华医学会打造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有自主权的民间学术组织。

当时中华医学会聘用专职人员，总干事月薪400元，相当于大学正教授的薪资。财务会计这样的一般办事员都有50-100元，相当于大学助教。那时候中华医学会招聘一个文秘，也都有几十人来应聘。

施思明还非常看重中华医学会的品牌价值，力主各专科学会从属中华医学会，以免削弱中华医学会的实力。因此，1937年后产生的各种医学专科学会，均统一冠以「中华医学会某某专科学会」的名称，这个惯例一直延续至今。

但是战争改变了一切。

1937年，医学会召开第十二次大会，领导层完成了一次新老更替：俞凤宾、牛惠生和牛惠霖兄弟相继去世；抗战全面爆发后，伍连德回到马来亚，颜福庆、刘瑞恒、林可胜等人逐渐淡出学会领导层，缔造中华医学会的那一代人对学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抗战时期，中华医学会的传统收入来源迅速枯竭：广告商纷纷撤离，会员费收不上来，期刊销售锐减。学会被迫迁往重庆，一切从零开始。

学会通过各种关系，到处筹集资金，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医药援华会等。不过最终可以相对稳定支持的，就只有政府了。

当时学会职员的工资，主要由中央卫生实验处和上海医学院承担。而医学会的会长或者主席，也都直接在政府卫生行政机构担任职务。

比如金宝善、沈克非、朱章赓、姚克方，他们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时，另外一重身份是中央卫生署副署长、中央卫生实验处处长、中央医院院长。

虽然刘瑞恒、金宝善多次强调，中华医学会与卫生署没有隶属关系，但是从资金来源看，医学会的自主性显然已经削弱了。

到1943年，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大会在重庆歌乐山中央卫生实验处的礼堂举行，开幕式上，385名会员聆听宣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致辞；闭幕式则宣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致辞。

从金宝善、朱章赓这些「第二代」医生开始，本来独立的学术组织，终于完全融入了国家的政治话语体系。从此以后，医生群体成为社会体制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因此这「第二代」，也就成为了末代。

不过，中华医学会还是欣然接受了这种安排，而且在此之前，医学会也在主动深化与政府的合作关系。

陈志潜回忆说，那时候与政府没有联系的私人机构几乎没有，否则就不能完成很多工作。1928年以前，中华医学会向政府当局提出公共卫生方面的建议，通常都被忽视；而在1928-1937年期间，他们就经常被采纳或执行了[2]。

在1943年的重庆大会上，应卫生署的要求，中华医学会专门组织专家对《国民保健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3]。可见学会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学术交流，而是要参与国家卫生政策的制定过程。

中美医学会的不同选择

这种选择，与同期美国医学会的坚持形成了鲜明对比。

1930年代大萧条来袭时，美国医学会同样面临严峻挑战。医生收入锐减，全国范围内的私人执业者，损失了47%的收入。医学会会员比例从65.1%跌至60.8%。此时，联邦政府也同样开始出手，帮助农村地区支付医疗保健费用。

但美国医学会继续选择了抵制。他们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永远感到不安，认为这终将影响到他们执业的权威性和自由度，从而影响到经济与社会地位。

因此，医学会发动同行们无论自身收入如何，都要坚持反对政府的医疗保险。而且利用自己控制的医学教育，将医学院削减掉一半，从而大大降低了医生供给数量，以此来稳定医生们的收入。

虽然医生数量的减少，必将使得更多人失去就医机会，尤其是那些贫困人群。但是这一做法，却保证了医生群体的利益。

美国医学会用牺牲贫困人口就医为代价，保住了自身的独立性。

五年后，美国医学会的会员比例恢复到66.8%，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重新获得了稳定的独立基础[4]。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再次反映出两国医生骨子里文化基因的巨大差异，以及现实世界中的制约。

中国本就缺乏支撑民间组织独立存在的社会基础：薄弱的市场经济无法提供稳定的产业支撑，脆弱的中产阶级基础无法提供持续的会员费收入，全国数千人的西医群体，根本无法为学会提供稳定的财政支撑。

而且，战争不仅摧毁了学会的财政基础，更摧毁了支撑其独立存在的整个社会结构。

在这种约束下，中华医学会的主动参与政策制定，也是一种理性的策略选择。

在美国，社会普遍认可民间组织的独立价值；而在中国，，企业更愿意与政府建立关系，民众也更信任有政府背景的机构。

美国医学会可以通过市场力量、职业垄断来影响政策，而中华医学会只能通过进入政治体系来发挥影响力。与其说他们追求政治权力，不如说这是在中国唯一有效的影响力路径。

从施思明的市场化理想，到金宝善们在政府礼堂聆听政治领袖的致辞，这不是医学会价值观的转变，而是一代人亲眼见证了战争带来的由盛转衰，经历了独立理想的破灭。

这让医生群体深刻认识到：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是一个美好但不现实的理想；与其在困境中挣扎，不如主动拥抱政府，在政治体系内寻求生存空间和影响力。

这种选择的后果，远比当时人们所能预见的更为深远。

1937-1949年形成的依附模式，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权力重组的预演——医生获得了政策影响力，但失去了组织独立性；政府获得了专业支持，但也承担了更多医学相关的责任。

这种互惠但不平等的关系，为1949年后的权力改造铺平了道路。

当新政权建立时，它面对的不是一个独立的、需要被征服的专业群体，而是一个已经习惯于在政治体系内运作、已经接受了依附模式的医生群体。专业权威的政治改造，不需要从零开始，而只需要在既有基础上的深化和制度化。

更重要的是，这种依附模式改变了「什么是好的医疗」的定义权。

对于美国医学会，这个定义权主要掌握在专业医生群体手中；而在中国的依附模式下，这个定义权开始向政治权力转移。医学会直接参与《国民保健法》的制定，表面上是专业影响政策，实质上是政治权力开始定义医疗的性质和方向。

建国后收编医学会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刚刚结束，中华医学会第八届大会就在北京召开，宣布接受全国卫生会议确定的卫生方针，并修改学会章程，将总会的会址由上海迁至北京[5]。傅连暲也在这次大会上当选医学会理事长，后来又继续连任，并且在1952年被任命为卫生部副部长。

医学会主动离开经济中心，靠近政治中心，这次会址的搬迁，也是颇具象征意义了。

中央政府在经济上也确实提供了重要帮助。1950年11月，中央卫生部捐助小米5万斤（相当于8个人的年薪）[注]；军委卫生部和中央卫生部分别订购中文版杂志2000份；地方分会的经费也由各地卫生部门协助解决[6]。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从中华医学会创建后第一次大会开始，就有晚间聚会联谊的传统，之前是。而1950年这次大会，则由中央卫生部和中央军委卫生部招待观看话剧《江汉渔歌》和电影《巴甫洛夫》[7]。

从药房保险公司资助到政府部门招待，不只是资助方的改变，更是医学会社会基础的根本转变：从商业赞助的市场化关系，变为政府招待的行政化关系。

而且娱乐内容也被政治化改造，从之前的酒会舞会，变成了观看《江汉渔歌》和《巴甫洛夫》；在剧目选择上都颇有心思，让联谊娱乐也附带了政治教育的功能。

中华医学会1951年进行了重组，新的基层组织工作有两个重要原则:

1. 科学工作者应该而且必须集中管理;

2. 在管理机构中，科学工作者本人要对政府和党的官员负责，这些官员又要在所在机构中向更高层官员负责。

重组后的医学会，在卫生部领导下，主要职能是支持卫生部制定的各项政策的执行，完全被纳入到政府的体制之中[8]。

这从医学会的工作报告语气中可以看出一二：

在1950年的总结中，还对政府表示感激，有些事情还带商量的口气，用语也偏文言。到了1965年的总结，就完全是政府部门的口气，说话用语也都是政府的风格，和政府就是一家人了[9]。

卫生部的「双重身份」

这种转变的完成，体现出中国医疗体系一个根本特征：政府与专业的合一。

在美国，医学会代表医生利益，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两者分离、博弈；在中国，卫生部既是政府机构，又承担了医学会的职能，两者合一。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中华医学会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不像美国医学会在美国那样出名，实在是因为那些让它「出名」的职能，已经被取代了——很大程度上，当时中国的卫生部与医生群体的关系，可以类比为美国医学会和医生群体的关系。而改革开放之后，这个职能又逐渐被公立医院所代替，这就是后话了。

不过，除了医生利益，卫生部同时还需要兼顾到民众的权益。因此在政府体系里来看，更多的将卫生部视为人民政府的身份，需要站在民众一边；而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大都出身医学专业，他们的思维理念又常常站在医生角度。

就像是一个细胞被吞噬细胞吞噬后，并不是被完全消化，而是也会影响吞噬细胞的生理行为。

卫生部的这种「双重身份」，正是后续很多决策甚至是矛盾的底层原因，反映了两种理念上的碰撞。

卫生部各种决策和行动，也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政府部门工作，更是医学专业权威与政治权力博弈的缩影，可以从中了解专业权威如何在政治框架内寻求表达空间，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与使命。

精英医生选择留在大陆

需要强调的是，1949年后中华医学会被「吞噬」，并非政府强制的结果，而完全是医生们出于自愿的主动选择。

国民政府时期医学会的核心人物们，都有充分的机会离开大陆，前往台湾或者国外，但他们大都没有这么做。

1949年4月，国民党制订了退守台湾的三大计划：「抢运黄金计划」、「抢运国宝计划」和「抢救学人计划」。其中第三项，就是要在退守台湾时，尽可能的把人才也带走。

从结果来看，第三项是最为失败的。

整个中央研究院，下属共15个单位500余人中，只有3各单位共50余人去了台湾，其余各所全部整建制留在大陆。

而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中，最终73.75%留在大陆，15%留在台湾，11.25%留在国外[10]。

留在大陆的医生就更多了，比如金宝善、朱章赓、汤飞凡、荣独山、钟世藩——这些国民政府的卫生官员、中华医学会的核心人物，都选择了留下。据说，国防医学院将赴台的机票送到了荣独山手中，都被他拒绝同行[11]。

这些已经实现修身齐家、越过独善其身的精英医生们，或许都还抱有一份兼济天下的情怀。在经历了国民政府，见识过共产党之后，医生们会对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充满了憧憬与期待。

注：这里并非是粮食救济。解放初期，从供给制向货币月薪制过渡阶段，曾经有一段以小米为基础的月薪制度。比如在山本市朗《一个日本人眼中的新旧中国》中提到，当时一般月薪是小米五百斤，但并不是给本人五百斤小米实物，而是支付相当于当月小米五百斤价格的纸币，这是一种按照物价指数而变动的浮动性的工资制度。所以这里捐助小米5万斤，相当于支付8个人的年薪。

[1]建国前中华医学会相关内容，如无特别说明，均参考刘远明《中华医学会与西医本土化—1915—1949》，暨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

[2]C.C. Chen《Medicine in Rur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3]《中华医学会会史概览》，中华医学会官网

[4]Paul Starr《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Basic Books，January 1982

[5]《中华医学会总会一九五〇年工作总结报告》，中华医学杂志1951年第2期

[6]同上

[7]《中华医学会第八届大会志略》，中华医学杂志1950年第9期

[8]C.C. Chen《Medicine in Rur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9]一九五〇年工作总结报告；《中华医学会一九六五年工作总结》，中华医学杂志1966年第2期

[10]高文伟《科学大先生》，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11]《中华医学会与西医本土化—1915—1949》，暨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

中国百年医疗史（36）：新中国医改，始于1950

关于中国医疗，老百姓听到最多的词可能就是「医疗改革」了。20多年前我还在医学院读书时，就有关于医改的热烈讨论。当时《中国青年报》曾经出过一次访谈，评价此前的医改是「基本不成功」。

新中国第一场「医改」

我再往前找，发现中国的医疗改革，并非改革开放的产物，而是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

在1950年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头版的社论中就提到：「卫生工作的改革，和其他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一样，应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1]

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年，医疗卫生改革就已经开始了。

在刚刚经历了解放战争的武装斗争之后，《人民日报》使用了「改革」，而不是「革命」，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这一方面说明，医疗卫生领域并非白手起家。新中国继承了国民政府时期的部分医疗遗产，比如防疫体系，公立医院和医学院。虽然家底不厚，但总还有些东西可以继承。

另一方面，也说明之前的做法虽需改变，但也并非要彻底推倒重来，仍有沿用之处。最明显的就是，要依靠民国时期留存下来的医生们，去从事相关工作。

既然有继承和保留，那自然就会有一些思维惯性，一些行为习惯，一些约定俗成，乃至一些既得利益。

虽然大家都认为需要改，但是改成什么样，可就不好说了——改动哪些保留哪些，如何改如何留，从理念到政策，再到执行，这其中的变数空间就比较大了。

医疗卫生本身就是如此庞大复杂的体系，需要如此多的人参与，涉及如此多群体的利益，更何况还有国内外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可以说，和革命或者从一张白纸上新建相比，改革的难度可能更大，所需的时间也必然更长。

因此，从建国之初开始到今天，70多年的时间，医疗改革我们一直在路上。

而这第一场「医改」，就是要为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确立一个全新的卫生工作总方针。

这场「医改」的序幕，在开国大典之前就已经拉开。

确立新的卫生工作方针

1949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还没有成立，贺诚领导的军委卫生部就召集了一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初步确定以「预防为主」作为全国卫生建设的总方针，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保证生产和国防建设方面，要面向农村工矿，依靠群众[2]。

随后，这一决定被传达到全国各大行政区、省、市的卫生部门进行执行，经过半年多的反馈，认为是正确的。于是在此基础上，1950年8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

这次大会上讨论非常热烈，原本打算开十天的会议，结果开了十三天才结束[3]。大会最终确立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4]。

对比两次会议的决定，会发现一些表述细节上的不同：从「面向农村工矿」到「面向工农兵」，从「依靠群众」到「团结中西医」，本来「预防为主」的总方针，在三大原则中位列第二，排在了「面向工农兵」的后面。

从这些措辞的微妙变化中，或许可以反映出从技术性表达向政治性表达的转变。

1949年的「面向农村工矿」，是一个具体的、技术性的工作部署，明确医疗资源应该配置到哪里，是针对建国以前城市医疗资源相对集中，而农村和工矿区严重缺乏的现实状况做出的应对。

而「面向工农兵」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表述。它不仅指向服务对象，更是重要的政治宣示——工农兵是革命的主体，是政权的基础，从而体现了「卫生工作为谁服务」的根本立场问题[5]。这一转变，将卫生工作纳入了更宏大的政治叙事之中，将对未来的医患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预防为主」一直是一种医学上的选择。和疾病治疗相比，预防为主是更经济、更具效率的方式。

尤其在当时中国，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极度匮乏，传染性疾病肆虐，成为主要致死原因的情况下，选择「预防为主」而非「病后抢救」，是更具成本效益考量的理想决策。在1949年时，这被突出的列为唯一的卫生方针，更体现出医学专业在卫生决策中的核心地位。

而在1950年时，这一方针被置于「面向工农兵」之后，先政治原则，后专业原则，进一步说明了政治在卫生工作中的主导地位。

「团结中西医」的提出，则经历了更多的变化。

一开始，在大会开始前，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6]贺诚在1950年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上也说，「加强团结，特别是新老干部的团结，中西医的团结」[7]。这里显然都是延续了之前统一战线的思路。

本来，新老中西各方的卫生力量错综复杂，民国时期就有各种派系间的斗争，现在又有根据地人员的加入，就要特别强调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的团结。

不过在最终的表述中，进行了复杂问题简单化，选取了当时最突出、最棘手，也最具代表性的矛盾，同时也最容易用统一战线的话语来处理。多方派系最终化简为「中西医」，将其单独提出，既可以安抚数量庞大的中医群体，展示新政权的包容性和民族立场，同时又可以迎合当时大部分民众的意愿，从而可以更有助于政府顺利开展工作。

从1950年《中华医学杂志》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当时医学界的态度[8]——「中医理论的不科学，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同时强调，为了「完成战胜疾病和消灭迷信巫神的艰巨任务」，必须「掌握统一战线的武器，团结争取全国几十万人的中医来参加卫生战线。」

所以总的来说，「团结中西医」这一原则，仍然是解放前根据地时期的延续。

另外还有一个1949年时提到的「依靠群众」，在1950年的这次会议上并没有被单独拿出来表述。到1952年底，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时，伴随着当时粉碎美国细菌战的运动，由周恩来提出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至此，「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成为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

全国卫生大会的重要信息

虽然1950年的大会最重要的是制定了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但是十三天的会议下来，信息量还是非常大的。如果再细看一下会议内容可以发现，新中国卫生工作的策略和执行，很大程度上都是民国时期的延续，确实是「改革」而非「革命」。

比如会议提出，「必须努力争取在三年之内，基本上使全国大部分的县有2-7个专科医师、一个药师或调剂员的卫生院；区有1-2个医士，一个助产士的卫生所，乡村有卫生员；工矿街坊也都要有卫生组织[9]。

这里显然是之前的延续，针对国民政府时期县医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规范化，对医生数量有了要求。同时对分级诊疗进行了扩充与规范，把，向工矿街坊延伸。也正是从这时起，初级卫生人员开始渗透进广大农村，把现代医学的种子播撒到乡土中国，这也是十几年后赤脚医生的前身。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一方面需要有土地改革相关政策的支撑，彻底改变原有的农村结构，不再让。另一方面，也需要有足够的医疗卫生人员，于是对于医学教育提出新的要求。

因此，会议同时提出，「在医学教育上应采高、中、初三级制和高级的分科重点制。目前最迫切的是在全国各地举办中等医科学校，以便在较短期内培养大批的医士、助产士、护士等中级卫生干部。其次培养乡村卫生员与改造旧产婆也是目前的重要工作。」

这里对于旧产婆的改造，显然是之前的落实，从而可以尽快实现母婴健康的改善。

而医学教育的策略，之前公医制时也曾提到过，是对苏联制度的学习。国民政府时期，一批追求公医制度的医生们就对苏联的医疗卫生制度推崇有加。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更是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也算是让这些医生们得偿所愿。

当年苏联卫生工作的原则是：「医疗卫生属于国家责任；其使用者不用直接付费；卫生由中央权力控制；首要的任务是为工人服务；强调预防服务。」[10]

对比新中国的卫生方针，可以看出我们卫生工作的原则，也从苏联那里有所借鉴[11]，对后两条进行了润色，并加入了更有中国特色的「团结中西医」。

另外，贺诚在对军队卫生工作总结时认为，军队卫生的方向，就是全国卫生工作的方向。今后军队卫生工作，主要是提高干部的文化与理论水平，走向正规化。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虽然前面关于医学教育提出了最迫切的是中等教育，其次是培养乡村卫生员与改造旧产婆，但当时认为全国卫生工作未来的方向，还是要提高理论水平，要正规化的。

可见，这里的卫生目标和教育目标之间，其实并不完全匹配。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关于医疗卫生领域可能并没有结束。

虽然在革命战争年代，优先保证数量是各方毫无疑义的共识，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进入建设时期，「质」与「量」的平衡可能又要有所变化了。这也为日后矛盾的突显埋下了伏笔。

1950年8月，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闭幕。随后，这些方针和目标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一年后，贺诚向中央汇报执行的情况，在传染病防治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存在不小的问题。

[1]《人民卫生工作的正确方向》，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3日

[2]《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李德全部长报告》1950年8月8日

[3]人民日报1950年8月8日《全国卫生会议在京开幕，将制定卫生工作的总方针和任务》中说，会议预定本月十六日结束，结果《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闭幕，一致同意以「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卫生工作三大原则》中报道，到十九日才闭幕。

[4]《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闭幕，一致同意以「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卫生工作三大原则》，人民日报1950年8月20日

[5]《中央军委卫生部贺诚部长的报告》1950年8月9日

[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

[7]《贺诚部长总结报告》，1950年8月19日

[8]《今后医务工作总方向》，中华医学杂志1950年第9期

[9]《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闭幕，一致同意以「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卫生工作三大原则》，人民日报1950年8月20日

[10]Cassileth, Barrie R., Vasily V. Vlassov, and Christopher C. Chapman，Health care, medicalpractice, and medical ethics in Russia toda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995(273)

[11]傅连暲《学习苏联的先进医学》，中华医学杂志1953年第11期

中国百年医疗史（37）：建国后专业与政治的第一次交锋

从整体上看，新中国卫生方针的执行还是取得了很大成效的。

新中国传染病控制成果

建国后的工作重点，是危害民众最大的二十种传染病，首先拿其中威胁最大的天花、鼠疫和霍乱开刀。工作开展的重点地区，是在农村的灾区、城市的劳动人民住地、历史上的疫区、少数民族地区、国防前线、政治中心，以及交通要道和经济命脉[1]。可以说是在当时需求最为迫切的地方，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

1949-1952年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包括交通不便地区，共种痘5亿多人次，使得天花病例从1950年的43286例降低到1954年的847例，四年间下降了98%。从60年代初期开始，天花在我国终止传播[2]。此时种痘技术传入我国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缺的不是技术，而是让这些技术真正惠及民众的条件。在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以如此快的速度消灭天花，这一成就足以载入全人类的史册。

鼠疫在1955年全国仅发生39例，霍乱在1952年以后，中国再未发生大规模疫情[3]。这些曾经在中国大地上肆虐了几十年的烈性传染病，短时间内都得到了有效控制。而「二十四史」中频繁出现，动辄「死者什七」、「死者且半」、「死者相枕于路」的「大疫」，从此在中国再没有出现过。

1950年会议上提出的县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也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到1952年底时，县卫生院达到2,097个，病床32184张，区卫生所7699个[4]。

当年全国县级行政单位共2774个[5]，相当于建国三年时间，75.6%的县都拥有了符合标准要求的卫生院。

不过，这些取得的成就并不能掩盖存在的问题。

有限的卫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