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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恒

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武提出一项颇受关注的建议：从2026年到2030年，通过国资收益划转与专项税筹资等方式，将中国农民养老金逐步提高到每人每月1000元。

如果只看数字，这似乎只是一次养老金标准调整。但当这些数字放在现实结构中时，这个建议实际上触碰的是中国养老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一条深层裂缝，城乡养老保障差距。

根据公开数据，2025年中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为143元/月，而城乡居民平均养老金水平约为287元/月。相比之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月均养老金已经达到3498元。也就是说，农村老人的养老金只有城镇职工的不到十分之一。在多数农业大省，基础养老金标准仍维持在100至150元之间，这一水平往往只能覆盖最基本的粮油开支，很难支撑正常生活。

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也体现在地区之间。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以基础养老金为例，上海目前每月达到1555元，而甘肃仅为249元，东西部地区之间差距达到6.2倍。养老金本应是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具有普惠性质的一环，但在现实运行中，它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之间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政策忽视，而是制度结构决定。中国目前的养老体系实际上由两个不同的制度构成：一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二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前者建立在企业和个人持续缴费的基础上，资金池规模大，待遇水平也较高；后者则更多依赖财政补贴，个人缴费金额较低，因此待遇水平长期处于较低区间。农民群体主要处于第二个体系之中，这使得养老金水平在制度设计之初就被限定在较低范围。

与此同时，中国养老基金本身也面临新的压力。2023年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为3.1%，明显低于7.3%的历史均值。部分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的省份，如云南和黑龙江，已经出现基金收不抵支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养老金提高计划都会首先面对一个现实问题：钱从哪里来。

也正因此，张学武的建议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提高待遇”，而是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资金来源设计。其中最核心的思路，是通过国有资本收益和专项税来为农村养老体系提供稳定资金来源。

按照其建议，到2026年底，能源、金融、烟草等领域未足额划国有股权的的国有企业，需要按7%的比例追加划转至社保基金，预计新增划转国有资本规模可达到6万亿元。按照约4.5%的年均分红率计算，每年可以形成约270亿元的稳定收益，定向用于农民养老金提升。

同时，在税收端建立新的资金来源渠道。建议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5%，从烟草税中划拨20%，并对互联网和金融行业按营业收入征收1%的临时性养老补充税，期限为五年。由财政部设立专项账户，所有专项税收入统一进入“全国农村养老专项账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全部用于农民基础养老金的提升。

在支出节奏上，这一方案采取的是阶梯式推进。2026—2027年，将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农民群体）统一提高至每月400元，中央财政承担80%的新增支出；2028—2029年，提升至每月700元，实行中央与地方6:4的支出分担机制，鼓励东部省份自主上浮至每月800元，地方新增支出从专项税中列支；2030年，实现农民月均养老金1000元的目标，对经济薄弱省份维持中央70%的补助比例。

同时，推行全国统一高龄补贴。对75岁以下农村老人每月加发50元、85岁以上每月加发150元，补贴资金从专项税中列支，精准保障高龄农村老人生活。

从政策设计角度看，这一方案试图解决两个长期存在的难题：一是城乡养老金差距问题，二是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问题。与过去单纯依赖财政补贴不同，这套方案试图把国有资本收益与特定税源纳入养老体系，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资金供给结构。

类似思路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例如德国将农民纳入统一养老保险体系，并通过养老保险税和国企利润划转来支撑制度运行；韩国则通过烟草税、遗产税等专项税为农村老人提供基础养老金，并对高龄群体给予额外补贴。这些制度背后的共同逻辑，是将养老保障视为整个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个人缴费的结果。

对中国而言，随着农村人口持续老龄化，农村养老问题已经逐渐从家庭内部问题转变为公共政策问题。大量农村老人缺乏稳定收入来源，如果基础养老金长期处于低位，不仅会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也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的消费与发展差距。

因此，提高农民养老金的讨论，本质上并不只是一个民生议题，更是一项涉及财政结构、社会公平以及城乡发展格局的制度调整。两会代表提出这样的建议，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政策层面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正在提升。

当然，从政策建议到制度落地仍然存在不小距离。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财政责任，如何确保专项税来源的稳定性，以及如何避免新的地区差距出现，都会是未来政策设计需要面对的问题。

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农村养老保障水平的提升已经不再只是“是否需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制度讨论，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持续出现，并逐步推动中国养老体系走向更加均衡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