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5年，虽然把侵略者赶走了，山城里的日子却没好过到哪儿去。
那些在学校教书的、在衙门坐班的，还有拿军饷的弟兄们，一个个愁眉苦脸，哪有半点劫后余生的快活样？
摆在他们面前的日子荒诞得要命：兜里的钞票面额越印越大，可买东西的时候，那钱就像长了翅膀一样缩水，速度快得吓人。
从卢沟桥事变到这时候，整整八年，国民政府往市场上灌的纸币多了五千多倍。
这哪是闹钱荒啊，这明摆着是管理层把家底都赔了个精光。
很多人觉得这事儿没法子，谁让打仗烧钱呢？
可要是剥开那层皮仔细瞅瞅当时的决策思路，你就会发现，这场大崩盘其实是各方自私自利、行政一团乱麻，加上地方势力各搞各的，硬生生把这个摊子给折腾黄了，纯属温水煮青蛙式的政治自杀。
想要搞明白这烂账怎么回事，咱得替那会儿管钱袋子的孔祥熙捋捋思路。
在全面开打前的那十年里，南京那边也不是没想过招。
1931年那会儿就取消了关卡费，1934年又清了乱收费，1935年还统一了法币。
上头心里跟明镜似的：只要仗一打，沿海的税源肯定得丢，得赶紧在内地找点新进项，比如打打所得税的主意。
没曾想，这些规划一落地就全抓了瞎。
等到1937年真刀真枪开干时，底下的财税体系还是各过各的，压根儿没捏成一个拳头。
随着大城市和码头一个个被占了，国民政府以前最依仗的进出口税收瞬间缩水到没了影。
这会儿，摆在当家人面前的就剩下四条道：头一个就是拼命加税，第二个是跟百姓借钱，第三个是去国外求援，第四个是直接开动机器印票子。
这几条道，重庆那边到底是怎么走的？
先说这头一招：加税。
名义上税种增加了不少，可算起总账来寒碜得紧。
到了1939年，所有的税收加一块才占进项的5%。
后来哪怕把收粮食的权力硬收上来，搞什么“田赋征实”，到胜利前夕，这块收入也才勉强占了8%左右。
为什么钱收不上来？
根子上烂了两处。
头一个就是说话不顶用，中央虽然派了省里的头儿，却管不住当地的钱袋子。
像张治中在湖南任上就发现，底下的县城还在乱发自己的钞票，当官的和土豪劣绅穿一条裤子，税款在半道上就被截胡了。
再一个就是太不公平。
城里的大老板本来该多出钱，因为物价飞涨他们赚得最凶。
可这些人要么朝里有人，要么自己就是权贵，漏税跟玩似的。
到头来，倒霉的全是拿死工资的老实人。
这种做法直接把政府的信誉给败光了。
接着看第二招：发公债。
本来这招是为了把多余的钱收回来，回笼法币。
可到了1939年，孔祥熙也只能叹气说卖不动了。
最搞的是，各省居然在和中央抢生意。
1942年查下来，起码有十几个省在偷摸发自己的债，数额比中央还大，四川一个地方就发了快九千万。
老百姓又不傻。
眼见着官军都挡不住敌人，物价一天一个样，谁会拿血汗钱去买废纸？
结果，所谓的公债多半是银行自己买自己的，除了多造点账面数字，啥用没有。
至于第三招：指望洋大人。
大家都说那时候有美援，可1941年以前，美方的态度冷得让人打哆嗦。
人家给欧洲盟友那是上百亿，给咱呢？
才两千多万，差了五十多倍。
即便到了1942年，美方给了几亿贷款，可执行起来也是麻烦不断，两边吵得脸红脖子粗。
等到最关键的时刻，真正落到手里的黄金就一点点，对于庞大的开销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所以说，当收不到税、借不着钱、求不来援时，重庆方面只剩下最后一条死路——玩命印钱。
这可是喝毒药解渴，自寻死路。
1937年那会儿，法币也就二十亿，手里的准备金还挺足。
到了1942年，一下子翻到了三百亿。
等到了1945年，更是涨到了惊人的万亿规模。
每一张新印出来的票子，都是在吸老百姓的血，把大家伙儿的财富全给卷走了。
如果说贬值是无奈，那资源配置上的混乱就是彻头彻尾的人祸。
直到1944年快撑不住了，才在别人建议下搞了个生产委员会。
在那之前，各部门之间基本不通气。
后方虽然盖了不少厂，可规模小得像作坊，一年的钢产量还不够塞个牙缝，连个正经工厂的样子都没有。
最后一根稻草是19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
日军这一顿猛冲，把河南、广西这些地方的工厂全毁了，有的行业损失了九成以上。
这意味着重庆不仅兜里没钱，连干活的工业根基也彻底断了气。
往回看，这场财政大崩盘不能全怪日本人的飞机。
它暴露出的是那个政权底子里的无能。
它既没本事建立一套公平的税务体系去找富人收钱，也没信用让穷人长期支持。
它只能靠糟蹋以后、吸干那批最守规矩的“固定工资阶层”的血来续命。
这种“决策懒政”的代价大得没边。
当1945年胜利真的来了，政府在大家伙儿心里的那点信任早就透支干净了。
那些在八年里被通胀收割得一贫如洗的人才和官员，心里已经跟这个摊子彻底掰了，离心力越来越强。
这笔乱账，蒋介石和孔祥熙那时候可能觉得自己是有难处，但历史到最后算得明明白白。
一个收不上钱、管不住人、没人信的组织，就算赢了眼前的仗，迟早也会被自己造出来的这堆烂摊子给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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