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九年参加全国两会。今年，当听到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出台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的政策，坚决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时，我内心很兴奋。这句话，与我今年带来的建议高度契合。
为什么我如此关注平台外包用工的权益保障？因为我就是从他们中间走出来的。
虽然现在的身份是采购经理，但我的起点是一名农民工。2000年，我从外地到上海读大专，毕业后开过卡车，做过线切割工，再逐步走上采购岗位。2015年，我当选上海市优秀农民工先进个人，2018年又光荣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我深知自己是幸运的，也很清楚这份幸运背后的责任——我代表的是农民工群体，我必须把他们的呼声传递出来。
关注这个议题，源于一次偶然的剐蹭。我的私家车被一辆外卖电动车撞了。那个外卖小哥很诚恳地想赔偿，但他说：“这个月工资还没发，能不能等我发了工资再给你？”我加了他的微信，了解到他是一名外包公司的外卖员。从那以后，我开始更加深入关注这个群体的权益保障状况。
调研中我发现，一些外包公司规模小、资质差，为了中标不惜低价竞争，中标后只能压缩人力成本，最终受损的还是劳动者。更严重的是，一旦发生劳动纠纷，劳动者常常找不到责任主体——签合同的是一家公司，交罚款的是另一家，处理问题的又是另一方。劳动者维权时，连该告谁都搞不清楚。
针对这些问题，我今年提了几点建议。
首先是强化合同源头治理。建议由人社部门牵头，联合工会、司法等部门，制定并推广《人力资源服务外包标准合同范本》。合同必须清晰界定发包单位、外包单位与劳动者三方的权利义务，明确社保缴纳的主体和责任。同时，要明确发包方对外包单位负有监督义务，不能一包了之。
其次是建立社保维权绿色通道。针对新业态劳动者，建议提供一站式咨询、投诉、仲裁服务，推行举证责任倒置。很多外卖小哥签完电子合同就交回去了，手里没有任何凭证，让他们自己去举证劳动关系几乎不可能。由企业来举证，能大大降低劳动者的维权成本。
上海现在在新就业群体的保障方面做得不错，但在很多地区问题还是很大。而且这个问题不只存在于外卖行业，网约车司机、代驾等群体的处境同样堪忧。
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是人大代表的法定权利。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可以指出政府工作的不足，但也要看到问题的复杂性。
有一次，我接到一些网约车司机的反映，觉得某个地方的管理不合理。我就帮他们发声，后来和管理方详细沟通以后，我才了解到当前为什么要这么管理。很多问题不能只听一方的诉求，需要多方判断，全盘考虑。
还有一次，一位员工找我投诉，说新员工工资比老员工还高，觉得不合理，让我一定要往上反映。我听后判断，每年的招工薪酬随行就市，老员工和新员工的工资倒挂，更多是市场调节的结果。
但另一位老工人反映的问题，我觉得是个问题。这位资深电工临近退休，他的操作证正好60岁到期。按规定，证书过了60岁就无法复审。我进一步调研发现，焊工、运输等特种作业行业，都存在同样问题。随着延迟退休政策推行，这个矛盾更加突出：职业资格证书因年龄失效，延迟的这几年，劳动者该怎么办？去年我把这个问题写成建议。相关部委很快给我打来电话，说这个问题国家已经在考虑了。后来我得知，我们的建议也助推了相关政策更快出台。
现在我准备建议前，都会多找几位行业内的人士，多方核实，避免以偏概全。基层代表的视野可能相对有限，但正是通过这种沟通、协商，才能逐步达成共识。只要大家心往一处使，问题一定会越辩越清晰，政策也一定会越来越完善。
原标题：《从农民工到全国人大代表：我为新就业群体说话｜李丰代表手记》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张骏
本文作者：李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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