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全国两会，“高额彩礼”再次成为备受关注的提案和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贵港市图书馆馆长李燕锋提出建议，可以制定彩礼限额，并对低彩礼结婚的家庭给予创业、就业方面的激励。河北省沧州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石炳启也提出，可因地制宜，以家庭年收入的2至3倍作为当地彩礼的上限标准。
类似提案一出，很快登上社交媒体热搜。
就在不久前的2026年2月底，“全国两会”前夕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指出，要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
从中央一号文件到全国两会提案，对高额彩礼的持续聚焦，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法律纠纷
在现实生活中，彩礼问题极为复杂。作为婚嫁“六礼”之一，彩礼发展至今，早已不只是礼仪象征，而是交织着婚姻观念、传统习俗以及人口经济结构等多重因素的复杂产物，也带来不少法律隐患。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邓雯芬告诉南风窗：“高额彩礼既可能让给付彩礼的一方家庭背上沉重经济负担，也容易为婚姻稳定埋下纠纷隐患，常常成为婚姻破裂的导火索，甚至引发刑事案件。”
她表示，在具体裁判中，法院会综合考虑双方习俗、感情基础以及客观经济能力等因素，尽量平衡各方利益。此外，法律关注的另一类情况，是借婚姻索取财物。“如果涉及骗婚或诈骗，一方面彩礼需要返还，另一方面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邓雯芬曾接触过一名女性当事人。她以相亲、订婚为名，在短时间内先后骗取多人的彩礼。这类在短期内向多人收取彩礼，或根本没有结婚打算、收取彩礼后消失的行为，往往涉及借婚姻索财或骗婚。
202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并于2024年2月1日实施。《规定》指出，从司法实践看，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近年来持续上升，甚至出现因彩礼返还问题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在此背景下，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了彩礼纠纷的裁判规则。基于彩礼具有目的性赠与的特点，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相关解释基础上，综合考虑双方是否共同生活、是否孕育子女以及双方过错等因素，对裁判标准作出补充。
邓雯芬认为，这一规定细化了彩礼返还的考量因素，有助于统一裁判标准，更好平衡双方利益，也是在推动彩礼回归“礼”的本义。
不过在现实中，一些地方仍存在举债给付彩礼的情况，也增加了法律认定的复杂性。“如果男方婚前举债用于给付彩礼，而这些钱后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是否形成共同债务，就需要结合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的认定来判断。”邓雯芬说。
法律对这一婚俗的介入不断加深，也反映出重建健康婚姻秩序的迫切性。
整治行动
婚姻的基础，本应是情感依赖、信任合作和共同生活的规划。但当彩礼金额不断攀升，情感契约便容易被利益纠葛所裹挟。
短期来看，高额彩礼直接抬高了年轻人的结婚成本，为了积攒彩礼，很多人不得不推迟结婚年龄，这会影响他们的生育时间安排。同时，高额彩礼还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一些家庭甚至举债结婚。经济压力下，新组建的家庭对生育往往更加谨慎。
甚至，高额彩礼本身，也让一些适婚群体被排除在婚姻市场之外，带来结婚率的下降。此外，在公共舆论层面，围绕彩礼的讨论，也容易激化性别叙事的矛盾。
从更长远看，这些问题都不利于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推进。
实际上，自2019年至今的8年间，相关文件已有7次提到治理高额彩礼。例如，2022年提出要“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2023年则强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
2026年初，首次提出“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之所以特别强调“跨省”，是因为如今跨省通婚已十分普遍，不同地区婚俗差异明显，而熟人社会中的攀比心理，也使彩礼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联动治理，正是为了形成更有效的整治合力。
“彩礼的地域性很强，各省差异也很大。”邓雯芬表示，比如网传高彩礼较为集中的江西、福建等地，涉及金额较大，相应的财产纠纷也更容易发生。
她曾接触过一位江西男性客户。婚前，男方按照当地习俗向女方支付了数百万元彩礼。但在婚礼前双方发现并不合适，关系破裂。男方随后起诉要求返还彩礼，最终双方在法院调解下达成和解，大部分彩礼被返还。
在不少农村家庭中，为了完成一场婚姻，倾尽积蓄甚至举债的情况依然存在。本该通往幸福的婚姻，有时却变成两个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与此同时，农村空心化和性别比例失衡，也让彩礼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婚姻市场供需关系的重要因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地方将彩礼视为需要重点整治的“婚姻减速器”。相关措施多集中在远离城市、人均收入较低、婚俗传统较为浓厚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彩礼不仅与家庭经济实力挂钩，也正如李燕锋所说，逐渐成为人情、面子与攀比的象征。
例如，以“天价彩礼”著称的江西，这些年出台了多项限制彩礼的政策。2023年，江西省民政厅等14部门印发《关于开展农村婚嫁彩礼专项治理若干措施》，提出以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约3倍作为彩礼参考上限。
同年，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戴家埔乡还组织适龄未婚女性召开座谈会，邀请30名来自各村的适龄未婚女性签署“抵制高价彩礼承诺书”。
随后，江西多地陆续明确彩礼参考标准。抚州市金溪县提出农村彩礼原则上不超过6万元；新余市分宜县将彩礼控制在6.9万元以下；南昌市新建区则要求农村彩礼控制在8万元以内。
2024年6月，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推出了一系列鼓励婚俗改革的措施。选择“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家庭，在申报养殖项目、创办家庭农场等方面可获得优先支持。持有“零彩礼”“低彩礼”证书的居民，还可在一定年限内享受景区门票优惠、购车优惠等。
2023年，河北沧州河间市推出“市长颁证”品牌，为“零彩礼”“低彩礼”的新人颁证，并在每年5月20日举办“零彩礼”集体婚礼。同时，当地还将婚俗改革纳入乡镇考核体系，设立乡风民俗“红黑榜”，进行动态排名。
通过荣誉证书的方式，让“低彩礼”“零彩礼”逐渐成为值得认可的选择，这是从观念层面推动婚俗转变的一种尝试。
观念变化
彩礼问题，不像某些危害他人和社会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在法律法规层面明令禁止，也不是一种经济产物，因此不能放任市场来“调节”。
两个家庭之间的彩礼交换，本质上仍属于私人事务，很难通过强制手段完全规范。这是社会风俗治理的复杂之处。
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彩礼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因此，各地的彩礼整治，更像是一种软治理，抑制极端化、减少社会攀比、引导价值转变，可能是整治彩礼的有效方向。
从现实实践来看，通过倡导“低彩礼”“零彩礼”，的确有助于改变以高彩礼作为面子工程的婚俗环境，荣誉表彰与政策优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家庭之间的攀比心理。
这些举措确实吸引了一部分新人加入低彩礼行列。根据河北省河间市民政部门统计，自2021年4月至2023年3月，当地登记结婚的7721对新人中，“零彩礼”“低彩礼”的比例已达到89%以上。
当然，彩礼高低并不能只看绝对数字，还需要结合当地收入水平和家庭实际开支。例如，民政部门调研显示，2018年前河间部分乡镇彩礼最高达到18.8万元，而当年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45万元。因此，如此高的“零彩礼”“低彩礼”比例，可谓意义重大。
从鼓励“从低”到探索“限高”，各地整治高价彩礼，大多希望通过制度激励减轻婚姻中的经济与人情负担，维护婚姻本身的幸福目标，逐步重塑更健康的婚俗结构。
在邓雯芬看来，随着城市化推进和观念变化，彩礼在现实婚姻中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对许多适婚年轻人来说，往往是父母比他们更看重彩礼。
“越来越多年轻人认为，婚姻的核心是两个人是否合适，感情是否稳定，能否共同经营家庭、承担责任，这些比彩礼更重要。”邓雯芬说。年轻一代更关心家庭经济安排、家务分工、育儿责任以及夫妻之间的沟通方式。
这些问题或许比彩礼更难达成共识。但当人们在婚姻中越来越看重和追求上述价值时，“天价彩礼”的社会土壤也会逐渐变薄。
当进入婚姻的人能够在关系中获得足够的尊重、独立与安全感，彩礼的重要性，自然也会慢慢降低。
作者 |永舟
编辑 |阿树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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