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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津墨苑”系列第二种

雁塔圣教序

编著者：（唐）褚遂良书

定价：390.00元

ISBN：978-7-5013-8223-1

装帧开本：经折装8开

| 内容简介 |

《雁塔圣教序》，又名《慈恩寺圣教序》，是唐代褚遂良五十八岁时写的楷书，唐永徽四年（六五三）立。共二石，均在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全文共一千四百六十三字，前石为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文；后石为记，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唐高宗李治撰文。该作品代表了褚遂良的楷书风格，字体清丽刚劲，笔法娴熟老成。褚遂良在书写此碑时已进入了老年，至此他已为新型的唐楷创出了一整套规范。

此次影印出版以九雁斋藏本为底本，此本“治”字已被封口，而“玄”字未遭挖损，为清初所拓。拓本已经剪裱为两册，《序》《序记》各为一册，皆每半开三行，行七字。此本为清初名拓工车聘贤用罗纹纸所拓，《序》册之首开及《序记》册之末开皆钤“合阳车氏聘臤拓本”长方形朱文印。此本拓墨多以擦拓之法，施墨匀淡，字口精神极佳，可以说是传世《雁塔圣教序》中拓工第一流者。

| 作者简介 |

颜真卿（709—784），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名臣、书法巨匠，世称颜鲁公。他出身儒学世家，进士及第后为官刚正，屡遭权贵排挤。安史之乱时，他以平原太守之职率先举义，联络河北十七郡抗击叛军，稳定战局。晚年奉命劝谕叛将李希烈，坚贞不屈，以身殉国，谥号文忠。书法上，他融篆隶笔意，开创雄浑端庄的颜体，与柳公权并称 “颜筋柳骨”，位列楷书四大家。其楷书气势开张，行书情真意切，《祭侄文稿》《多宝塔碑》等传世，字如其人，风骨凛然，是忠义与艺术合一的典范。

| 前言 |

碑帖拓本，通常既是文物，也是書法學習的臨摹範本。就收藏而言，拓本製作的早晚直接决定其價值高低；而對於書法的臨習來説，字畫的清晰完好可能纔是更爲要緊的事情。有些碑帖，其字畫的完好程度與拓本製作的早晚直接相關，往往拓製較早、具有較高收藏價值的文物类善本同時也是字畫清晰完好的臨摹佳本，比如《九成宫醴泉銘》，元明以後的拓本字畫精神就殊爲遜色。有些碑帖，由於其碑石本身石質良好，同時保存條件又比較得當，碑面字畫在歷史的洪流中并未遭受太多磨損，這類碑帖字畫完好、神氣完足的程度往往更取决於拓手技藝的良窳——褚遂良書《雁塔聖教序》即是這類碑版的典型。

《聖教序》是唐太宗李世民應玄奘法師之請而寫成的文章。玄奘在印度留學十餘年，唐貞觀十九年（645）回到長安，帶回梵文經書六百五十七部，隨即着手將這些經書譯成漢文。太宗所撰《聖教序》（下文簡稱《序》）本是冠於衆經譯本之首者。是序内容主要歌頌了玄奘取經、譯經的功德，撰成於貞觀二十二年（648）。是年六月，時爲皇太子、日後即爲唐高宗的李治又就此序撰寫了一篇《述三藏聖教序記》（下文簡稱《序記》），主旨是歌頌唐太宗功德無量，因得引慈雲法雨於中土，福被衆生，拯拔含類。

其時玄奘舍於長安弘福寺，及太宗、高宗二序撰成，弘福寺寺主圓定即請將二序鎸於金石，立在寺中，詔許之。書法史上大名鼎鼎的另一件經典——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即《集王聖教序》），當初應該就是立在弘福寺中的。不過，《集王聖教序碑》的建立已晚至高宗之咸亨二年（671）了。

李治爲紀念其已故母親長孫皇后，乃在長安無漏寺舊址營建大慈恩寺，并在太宗父子完成二序之當年年底建造完畢。太子遂命玄奘移駐此寺。唐永徽三年（652），玄奘於寺中造塔，即尚存於今日西安市之大雁塔。塔成，於一層南面東西兩龕中分立褚遂良所書《聖教序》及《序記》二碑：西龕爲《序》碑，螭首，額作隸書『大唐三藏因康熙皇帝諱『玄燁』，碑中諸多『玄』字又被人爲地挖掉了最末一點（見圖五。二碑中『玄』字甚多，有些迄未挖損，其遭挖損者五處：

《序》碑第五行之『妙道凝玄』、第十行之『有玄奘法師者』，《序記》碑第二行之『諸法之玄宗』、第九行之『上玄資福』、第十一行之『智地玄奧』）。

此次影印出版的九雁齋藏本，『治』字已被封口，而『玄』字未遭挖損，則爲清初所拓。拓本已經剪裱爲兩册，《序》《序記》各爲一册，《序》册二十開，《序記》册十六開，皆每半開三行，行七字。此本之特异之處在於，其爲清初名拓工車聘賢所拓，《序》册之首開及《序記》册之末開皆鈐『郃陽車氏聘賢拓本』長方形朱文印。晚清蘇州碑帖收藏家顧大昌曾於自己的藏碑目録中著録一本車拓本《雁塔聖教序》，并附注『車拓必用羅紋紙』（參王靖憲《棱伽山民及其碑帖收藏》）。是本正是用羅紋紙拓出，恰符合顧氏所記的車拓特徵。然此本收藏印記衹有『泉唐馮氏家藏』一朱文長方印，則恐非顧氏舊藏者，殆是車氏同時所拓當有多份，此其一也。審其拓墨，多以擦拓之法，施墨匀淡，字口精神極佳，可以説是傳世《雁塔聖教序》中拓工一流者。如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將此精拓影印出版，公諸藝林同好，想必有利於學者對於褚書之揣摹。

此外，通过此次九雁齋藏車拓本《雁塔聖教序》的出版，我還希望能够唤起廣大碑帖愛好者對於後拓本的關注。誠然，相較於上述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本、朵雲軒藏本，以及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李家駒、楊鍾羲跋本等早拓本而言，此次出版的車拓本《雁塔聖教序》之拓製時間是要晚一些的。但讀者朋友切勿以其稍晚拓而不予重視。哪怕它不是出自名拓工之精拓本，依然是值得重視的。這主要是從校碑的角度而言，所謂『校碑』，即通過拓本來判斷原石的泐損狀况，進而判斷拓本早晚的研究方法。清人即已開始講究校碑，至晚清方若《校碑隨筆》出，始集清人校碑成果之大成。而後王壯弘又據以增補，成《增補校碑隨筆》一書，增補之分量幾度較原書而過之。此外又有羅振玉的《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録》、張彦生的《善本碑帖録》及馬子雲、施安昌合著的《碑帖鑒定》等書，皆是總結校碑成果的名著，乃今人鑒藏碑帖所必須參考者。然諸書皆以文字寫定，『某字損』『某筆微損』『某處與石花泐連』等等描述，對於一般無法接觸到大量拓本原物的讀者而言，經常是不得要領的。近年來，李志賢《秦漢碑刻校勘圖鑒》、仲威《中國碑拓鑒别圖典》等書的出版始改變了過去校碑著作僅有文字記録之缺點，而附以大量的圖片以説明問題，方使得讀者於校碑一道有所領略。然而，存世碑帖千千萬萬，一人志慮難周，這些圖典總有照顧不到的地方。即以《雁塔聖教序》而論，仲威《中國碑拓鑒别圖典》指出《序》碑之第十一行『隻千古而無對』之『對』字，清初拓本其『寸』部竪筆中間極細，似斷若連，後來此筆即被挖粗（是書第 533 頁）。然其所附圖片衹有『對』字未經挖過的圖片，而没有附上已經挖過的圖片，所以讀者僅憑此書是不知道後來的『對』字右邊的竪筆究竟被挖成什麼樣子了。現在通過九雁齋這個稍後一點的拓本，就能清晰地看到『對』字被挖粗以後的樣子（見圖六。其實這個『對』字的挖改情况若不指出，對於書法的學習也是有影響的，學者很容易將挖粗的樣子當成了褚遂良的原筆）。

近十餘年來，我國碑帖影印出版事業十分興旺，大量名碑善本，無論公藏私藏都通過影印面世。而很多拓製時間稍晚的本子，往往被人們認爲『價值不高』而不得出版機會。這便造成了一種局面，即當碑帖愛好者們參研各種校碑著作時，要找一個早本的影印本很容易，而找一個稍晚本的影印本反倒非常困難。因此，我不僅希望讀者對於一些後拓本的影印本能予以關注，更呼吁出版者能將一些有代表性的碑刻後拓本刊布，這必能將金石之學推向更高一層樓。

至於此碑之書法，早有定評，論之者亦多，相信讀者於此亦自有手眼，此處便不再贅言了。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日海寧蔡淵迪記於杭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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