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杰桑·索南达杰，你真的要一个人留在这儿？”年轻的队员刘国庆抹了一把脸上的冰碴子，声音有些发抖。
“你们快走，去搬救兵。这二十个偷猎的家伙，我一个人盯着就行。他们手里有枪，你们不能在这儿等死。”索南达杰站在零下四十度的寒风里，把坏掉的吉普车挡在身后，手里死死攥着那把老旧的步枪。
那是1994年的一个寒冬，可可西里的雪大得能埋住人的膝盖。索南达杰看着那些卡车里被剥下来的、还带着血的羊皮，眼神里烧着一团火。但他当时不知道，这一眼，竟是他看这片荒原的最后一眼。
1992年的冬天，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的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正坐在一辆破旧的吉普车里。车窗外是漫无边际的荒野，这里是可可西里，藏语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但是，现在这片土地一点也不美。
“书记，你看那边，又是那群秃鹫。”司机指着远处的冰河大声说。
索南达杰心里一沉，他推开车门，一股刺骨的冷风直接灌进了脖子。他快步走过去，眼前的景象让他几乎要呕吐。河滩上密密麻麻全是尸体，那是藏羚羊的尸体。它们被剥去了皮，暗红色的肉在白色的冰雪映衬下，显得特别刺眼。
“这帮畜生！”索南达杰握紧了拳头，他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变得苍白，“这一片至少有五百只。你看那只小的，还没长大，皮都没长齐，也被杀了。”
在伦敦或者巴黎的黑市里，一种叫“沙图什”的披肩卖得非常贵。一条这样的披肩，在当时能卖到五万美金。那些阔太太们觉得这种披肩又轻又暖，但是她们不知道，做成这一条披肩，就需要五只藏羚羊的绒毛。
“书记，听说杂多县那边的黑市，一张羊皮能卖八十块钱。”队员在一旁小声说。
“八十块钱？在那些淘金者的眼里，这哪是羊，这是活生生的钞票啊。”索南达杰蹲下身子，摸了摸一只藏羚羊那冰冷的头。这种动物特别单纯，它们受惊之后不会跑远，而是会原地转圈。盗猎者就是利用这个习性，在夜里用强光灯照它们，然后成排地扫射。
“我们不能再这样看着了。”索南达杰站起来，看着远方的昆仑山，“要是再不保护，这些‘美丽的少女’就要死光了。”
于是，索南达杰回到了县里，他开始到处奔走。他想成立一支专门的巡山队，他给这支队伍起了一个名字，叫“西部工委”。
可是，那时候没钱，也没人。
“索南书记，咱们县里连发工资都困难，哪有钱给你买枪买车？”县里的人无奈地说。
“我把我的工资拿出来，我家里还有点积蓄，都拿出来。”索南达杰倔强地拍着桌子，“可可西里要是没了羊，我们就对不起祖宗！”
就这样，他带着几个同样不怕死的汉子，开着几辆经常出故障的旧车，冲进了这片没有人烟的无人区。
1994年1月，可可西里的风像是刀子一样快。索南达杰带着巡山队已经在这片荒原上巡逻了十几天。
“书记，快看，有车轮印！”刘国庆指着雪地上的痕迹喊道。
索南达杰立刻警觉起来：“跟上去，别开大灯，悄悄地走。”
他们顺着痕迹一直追到了楚玛尔河滩。在那儿，两辆满载的大卡车正陷在泥里。索南达杰带着人冲了过去，大喊一声：“不许动！我们是西部工委的！”
车上的盗猎分子被吓住了，他们手里虽然有枪，但没想到这群巡山队的人这么拼命。经过一番对峙，索南达杰竟然带着几个人，成功扣押了二十名盗猎分子，并在卡车里搜出了两千多张血淋淋的藏羚羊皮。
“这么多……”刘国庆翻着羊皮，手都在抖，“这得杀多少羊啊？”
“先把他们押回去。”索南达杰脸色阴沉得可怕。
但是，路太难走了。他们的吉普车连续爆了三次胎。零下四十度的气温，让人的骨头都觉得疼。卡车也陷进了冰沟里，怎么拉也拉不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
那些被抓住的盗猎分子并不是省油的灯。趁着巡山队员在修车、搬运物资的时候，这群人利用藏在身上的小锯片，偷偷撬松了手铐。
“书记，不对劲，那帮人怎么没动静了？”刘国庆正说着，突然，后方的卡车里传来了枪声。
“砰！”
一颗子弹击穿了吉普车的油箱，汽油哗啦啦地往外流。
“快躲开！”索南达杰大喊一声，把身边的队员一把推到了土坡后面。
盗猎分子抢回了武器，他们人多势众，把索南达杰几个人包围在了空旷的河滩上。空气里弥漫着汽油味和火药味。
“刘国庆，你去卡车那边拿枪，我想办法掩护你！”索南达杰对着身后的队员喊。
刘国庆咬着牙，在冰地上拼命爬。子弹在他耳边飞过，擦出了尖锐的哨音。
索南达杰单膝跪在地上，他的左小腿已经中了一弹，鲜血把裤腿冻成了一个红色的冰疙瘩。但他像没感觉到疼一样，沉着地拉动枪栓，对着敌人的方向还击。
“书记，你流了好多血！”队员在远处哭喊。
“别管我！把枪拿好！”索南达杰的声音在风里显得非常有劲。
可是，对面有十八个持枪的悍匪。他们见索南达杰一个人挡在前面，便集中火力射击。子弹像雨点一样飞过来。
最后一颗子弹，击穿了索南达杰的大腿动脉。
他重重地晃了一下，但没有倒下。他用那只没受伤的腿撑住身体，依然保持着那个姿势。他看着那些盗猎分子抢走了被扣押的车，看着他们嚣张地扬长而去。
天色黑了下来，风雪越来越大。索南达杰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寒冷和困倦。
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想起了临走前妻子递给他的那双厚袜子。他从怀里掏出那本还没看完的《工业矿产普查》，那是他的专业，他一直梦想着能让家乡的人变得富有。
然后，他把那支断了笔帽的钢笔揣进了右侧口袋，手死死地扣在扳机上。
他就那样跪在雪地里，变成了一座雕塑。
六天之后，救援队终于找到了他。
当人们在冰川的冲沟里发现索南达杰时，大家都惊呆了。在零下四十度的低温下，索南达杰的遗体已经被冻得坚硬如铁。
他没有躺下，而是保持着那个跪射的姿势。他的右手依然紧紧握着步枪，眼睛瞪得大大的，直直地盯着那些盗猎分子逃跑的方向。
“书记……我们来晚了。”队员们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声在荒原上回荡。
人们想把他的遗体抬上车，但是他冻得太结实了，和那片土地连在了一起。大家只能一点一点地凿开冰层，小心翼翼地把他抱起来。
这时候，大家发现，在他身下的积雪里，有一小片已经冻黑了的血迹。他就在这里，孤独地守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索南达杰牺牲的消息传回了家乡。在出殡的那天，治多县的老百姓都出来了。他们站在路边，看着那个黑色的灵柩，很多人都在抹眼泪。
“以后谁还管藏羚羊啊？”有人小声问。
是啊，英雄死了，那群杀红了眼的盗猎者是不是更无法无天了？
索南达杰的妹夫，一个叫扎巴多杰的退伍军人，正站在灵堂前。他看着照片里那个眼神坚毅的哥哥，又看了看那些因为失去领头人而感到迷茫的队员。
扎巴多杰转过身，走到了家里。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翻了出来，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圈钱。
“你疯了吗？你要干什么？”妻子拉着他的手问。
“我要去可可西里。”扎巴多杰的声音低沉但非常坚决，“我哥没做完的事，我得替他做。那些羊不能白死，我哥也不能白死。”
他用这些钱，一口气买了五十七把长短枪，又买了几辆能跑长途的破吉普车。
他在治多县教育局的一间破平房里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野牦牛队”。
“谁愿意跟我去抓那帮畜生？”扎巴多杰对着那些年轻的牧民大声喊。
不到一天，就有七十多名牧民跑来报名。他们有的是刚退伍的兵，有的是放羊的汉子，还有的是刚毕业的学生。他们都知道可可西里冷，都知道那里有拿枪的坏人，但他们说：“索南书记是为了我们的山、我们的羊死的，我们得去报仇。”
野牦牛队成立后的第一年，扎巴多杰就带着队员们冲进了乌兰乌拉山。
“队长，前面有烟！”一名队员指着远处的山坳说。
扎巴多杰二话不说，一踩油门，吉普车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过去。
他们截获了八辆盗猎车。当扎巴多杰掀开卡车上的帆布时，他看到了整整三百四十张新鲜的羊皮。那些皮子还没干透，上面的血还在滴。
“把他们全给我绑了！”扎巴多杰怒吼着。
盗猎分子被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发现，这群野牦牛队的人比当年的索南达杰还要“狠”。他们不穿制服，也不怎么说话，但那股子拼命的劲头，让任何歹徒都感到害怕。
但是，保护工作依然非常艰难。
野牦牛队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队员们甚至连饭都吃不饱。有时候在山里一待就是几个月，没水喝就化雪水，没粮吃就嚼干饼子。
有一次，车在沼泽地里陷住了，扎巴多杰带着大家推了三天三夜。
“队长，咱们这图什么呢？”一个小队员累得坐在地上哭，“咱们这儿没钱拿，还要随时被子弹打，我妈还在家等我呢。”
扎巴多杰走过去，递给他一根烟，然后指着远处的一群藏羚羊说：“你看那些小羊。要是咱们不在这儿，它们今天晚上就会变成一张皮。索南书记看着咱们呢。”
小队员抹了抹眼泪，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泥，继续推车。
到了1997年底，在社会各界的捐助下，可可西里的第一个民间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终于在昆仑山脚下建成了。
那些志愿者从格尔木拉来了一车车的旧板材，在荒原上一颗螺丝一颗螺丝地拧。当房子盖好，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扎巴多杰在索南达杰的石像前点燃了一支烟，轻声说：“哥，咱们有家了。”
从那以后，可可西里的枪声真的变少了。那些盗猎者发现，这块土地已经不再是法外之地，有一群像野牦牛一样的汉子，正死死地盯着这里。
可是，就在大家都以为一切都在变好时，一个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变故，正悄悄地降临在这支英雄的队伍身上。
那天晚上，扎巴多杰刚从保护区巡逻回来，他疲惫地推开房门，还没来得及脱下那件厚重的皮大衣，一个黑影突然从暗处闪了出来，一把冰冷的枪口直接顶住了他的后脑勺。
扎巴多杰僵住了。
那把枪顶在他的后脑勺上，金属的冷意通过皮肤，一直传到了他的脊梁骨。屋子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一点点雪光，映出两个模糊的影子。
“扎巴队长，你管得太多了。”对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股狠劲，“那些羊皮，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大家都能发财。你何必带着这群穷光蛋在山里玩命呢？”
扎巴多杰冷笑了一声，他没有回头，声音却很稳：“你觉得我会怕吗？”
“你不怕死，那你家里人呢？”对方的手指扣在了扳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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