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闲情逸咏》《慕思杂俎》《楹联小集》有感
文/韩 毅
读城智库总编辑
2020年，陶武先先生的《楹联小集》《慕思杂俎》《闲情逸咏》首次面世，让人眼前一亮。2025年，该辑作品重新出版。从初版到再版，并非简单改头换面式的忆旧，而是严谨含英咀华式翻新。
初看之下，三部作品似乎与流量时代显得格格不入，然而，当你从容淡定而非浮躁功利地翻开书页，一种强烈的反差感便会将你包裹：这里并无应景的附庸风雅，也无轻浅的舞文弄墨。字里行间涌动的，是一位思考者持续而深沉的笔耕，是一位年长者对生命与社会的深入洞察。
这也许算得上一件值得深思的“文化事件”。它迫使我们追问：在表达日益碎片化的潮流中，为何有人要执拗地回溯这些看似“过时”的文体？这种沉静的、甘愿与古典规则共舞的书写，其价值与力量究竟何在？作者陶武先先生的这套文集，如一枚清澈的多棱镜，为我们折射出个体生命与文化表达、历史经验与现实呈现之间，那些既坚韧又丰饶的真实镜像。
一、规矩中的自由：《楹联小集》的“道”
《楹联小集》直观的冲击，在于它的“较真”。楹联这东西，大概是极其“不自由”的文学体裁之一。上下联意思必须相关，词性必须相配，字数必须相等，平仄必须相对。语言力求简约，意境力求深邃，格律力求工整，因此，楹联创作常被称为“戴着镣铐跳舞”。
一些人写楹联，容易落入一种文字游戏——对仗工整了，意思没了；平仄合规了，灵气没了。最后剩下的，就是一副漂漂亮亮的空壳子。综观《楹联小集》，严守规则而不被规则所奴役，既不逾越规矩，又不落入窠臼。在严格约束中拓展自由意境，努力体现对联这种旧文体的新张力，应该是陶武先先生撰联的不懈追求之一。
你看他写春节联：“翠竹虚怀霜后翠，红梅傲骨雪中红。”
没一个“春”字，但竹经霜更翠，梅历雪愈红，那股子生机和风骨却显而易见。表面上看，就是写竹子梅花，但“虚怀”“傲骨”这四个字一出来，意境豁然开朗。这哪是在写植物，分明是在写人。写什么人？写那些经历了风霜、扛住了压力，却依然挺直腰杆、充满力量的人。看似一幅春联，实则一句格言，既托物抒怀，又言物喻世：做人，要有骨气。
再看一副写护士节的：“对症即驱黄面苦，临床丕显白衣情。”
上联侧重技术，下联突出态度。“临床”这两个字用得平淡朴素，却又平中见奇，恰到好处，蕴含颇为丰富：和世间所有人一样，医者的善良，须以行动来体现；医者的大爱，须靠实践来托举。那些整天把“爱心”挂在嘴边的，未必真有什么爱心；那些默默做事从不吭声的，往往才是真正在付出的人。
还有这副写人生感悟的：“岁晚常疑真是假，年轻易信假为真。”
十四个字，把一辈子的领悟写透了。年轻的时候，容易好奇心、新鲜劲爆棚，什么都信——信承诺，信别人的好话，信那些光鲜亮丽的东西。经过岁月洗礼，等到老了，才真切体会到，生活中的事物，并非只有真假、是非两极；才深刻认识到，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是一种多么荒谬的存在。又这哪里是什么楹联，这分明是一个活明白的人，借着这两行字的规矩，把他一辈子的心里话掏出来给你看。
让人震撼的，还有下面这一联：“说来总觉登天易，经过才知举步难。”
你品，你细品。
我们年轻时，总觉得什么事都简单——创业简单，为官简单，写书简单，成功简单。等到自己真正走一遍，才知道每一步都不容易。这联所承载的是一条朴素而深刻入世经验：言和行之间距离遥远，想当然的东西在实践面前不堪一击；更饱含着一个“过来人”的慈悲：他不想教训你，他只是告诉你，路就是这样，你慢慢走。
这本书按主题分成了七辑：[清平节庆]、[书赠友朋]、[贺致斯文]、[瞻敬前贤]、[闲吟风物]、[浅悟人生]、[试品古诗]。如上示例，不胜枚举。你看，对联在他手里，可以是题记、是书信、是对话的媒介，更可以是生活感知。可见，于陶武先先生而言，对联这种“微型文学”，完全可以跳出它本身的局限，成为自由表达社会生活的通用载体。
更难得的是，陶武先的楹联创作形成了自己的“二维叠加创作法”。中国哲学讲“太极生两仪”，宇宙万事万物分为相互对称的阴阳两半。对联的“和”，在于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气”贯穿在两相呼应的字词义中，“冲”而不乱、“冲”而循矩、“冲”而有度，在对子里充满难以遏制的审美张力。这种创作方式需要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情感思维和理性思维相互交融，才能做到水到渠成。作者正是以此让我们看到，其对联如何寄托家国情怀、个人修养、古今沉思、生活哲理。
二、古今里的“共情”：《慕思杂俎》的“眼”
如果说《楹联小集》怀揣着陶武先先生格物致知之“心”，那《慕思杂俎》就是睁开了他洞古察今之“眼”。这本书研究了几位历史文化名人：苏东坡、辛弃疾、陈子昂、杨升庵、司马相如、李清照、陆游、杜甫。选这些人很有意思。他们多是文人，大多有过宦海沉浮；都才华盖世，又大多命运坎坷。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阿来在序言里敏锐地指出，陶武先看这些人，“非常自然地就看到了这个方面”——即他们作为行政实践者的“事功”。这视角很独特。
比如写苏东坡，他不仅展现其作为文学巨匠的成就，更聚焦东坡在“变法”与“守旧”的夹缝中坚持突围，在“忠君”与“恤民”之间的相融兼顾。他特别提出东坡的民本思想，说“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天下不是君主的，君主只是替大家管理。这话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
写辛弃疾，集中突出“男儿到死心如铁”，一心收拾河山、报效国家的坚贞，又重点剖析他当地方官时用“闭粜者配，强粜者斩”的经济手段平稳粮价，以及分粮给邻州救灾的政绩。如果缺乏“共情”催生，缺少实务历练，对先贤这种小中见大的细节，也许很容易忽略。
《慕思杂俎》选取的八位历史名人，川籍或长时间羁旅四川的先贤占了六位，作者桑梓情深，顺理成章。他关注这些先贤的政绩，并且对政绩的书写占据了文章的大量篇幅。像苏东坡，上至朝廷帝王友，下至天涯流放徒，黄州汝州杭州惠州儋州，一生四海零落，却能处处建功立业，类似筑苏堤、建救婴会之类事功，历经千年依然震烁人心。
作者的观点，分陈于若干章节之首，要言不烦，清晰爽朗。关于苏东坡那篇，作者分成“文坛艺苑的巨匠”“人生征途中的强者”“社会生活中的凡人”三个单元，其下又各分若干小节来叙述。在“人生征途中的强者”中，又分出《在“变法”与“守成”的交争中不改初心》《在“忠规”与“恤民”的兼顾中奋厉淑世》《在“顺途”与“逆境”的变换中韧而挺立》《在“出世”与“入世”的冲突中超然自适》等篇目。
你发现规律了吗？
作者始终关注的，是这些人究竟“做成了什么事”，而不囿于他们“写出了什么名篇”。为什么？一个人做了一辈子事，显然真切懂得什么叫“做事”。他因敬重而书写这些古人，或许更在于他们的作为对于今人有宝贵的借鉴意义，他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事”的选择，足以后来者师之用之。
写陈子昂，他着力其“骨气端贞”的品格——陈子昂一生坎坷，屡遭打击，却始终不改初心，敢于直谏，哪怕被构陷、被冤死，也绝不低头。这是一种风骨。
写辛弃疾，他着力其“千古英雄谁敌手”的气概——辛弃疾一生想收复中原，却始终不被重用，临终还在喊“杀贼”。这是一种悲壮。
写陆游，他着力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忱——一生北望中原，直到最后闲居山阴，弥留置之际仍然嘱咐子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一种情怀。
他的着力点源于一种深刻的“共情”。只有同样做过事、经历过事的人，才能读出历史人物身上那些“被忽略的部分”。也正因为这种共情，作者写的这些人物，不像教科书里那些干巴巴的“文化名人”，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挣扎有坚持的人。
比如他写李清照，不写她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而写她南渡之后的颠沛流离，写她再嫁又离异的勇气，写她一个女子在古代文坛杀出一条血路的决绝。他写杨升庵，不写他的状元头衔，而写他被贬云南三十五年后，仍然著书立说、教化边民，最后死在戍所的那份坚守。
仔细品读《慕思杂俎》便不难发现，陶武先先生瞻仰古哲先贤，一直避免刻意塑造，而是坚持唯实还原；他不愿通过歌颂功德把前人高挂历史牌坊，更乐意通过考察人性把先贤放入社会场景；带着自己对人世的理解，去和这些历史人物隔空对话，赋予述古文章以现实意义。因此，陶武先笔下的古人，与今人有着明显的“共情”，历史上的“他”与现实中的“我”有着明显的“互动”。于是，这些古人，显得特别熟悉，特别鲜活。
三、平仄间的意象：《闲情逸咏》的“情”
“诗言志”“词缘情”，诚然。品读陶武先的诗词赋集《闲情逸咏》，颇觉真“性情”跃然纸上。
诗人周啸天在序里讲了个故事。他和作者第一次见面，作者提到曾在会上说过：“要识庐山真面目，还须深入此山中”。这是把苏东坡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翻了个个儿。东坡关注当局者迷的问题，陶武先先生由此而思考不当局亦迷的问题，进和了一首《庐山》：“层峦叠翠雾萦峰，洞府丛林道不同。要识匡庐真面目，还须出入此山中。”，将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既深入又全面认识事物的方法论巧妙融入其中。
以客观求精到，以实情见真我。这种“较真”，贯穿了整本《闲情逸咏》。
写现实，不空泛。书里有《震区真情》《雨后新景》这样的组词，写的都是作者真切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在一线参与救灾，写下《临江仙·医情》：“欹缝针联期盼，托瓶手挽蹒跚。杏林叠影鸟惊天。掌灯驱沌雾，护诊掩疏帘。”没有宏大叙事，就写医生在废墟缝隙里急救，托着输液瓶扶着伤员走路。那种紧迫和温情，全在细节里。
三年灾后重建，他又写《鹧鸪天·民居》：“掩翠廊檐映晓霞，连云画栋起山洼。清风荡去无休雨，紫燕归来不识家。”新房子盖起来了，连燕子都认不出老家了。最后一句点题：“人生旦出门前路，踏过崎岖气自华。”——走过坎坷，顿开气象。
写日常，见哲思。他写《菊》：“淡蕊流黄，纷华叠浪，金风剪彩繁英放。吐滋饮露逗寒霜，芳菲秀映云霞朗。”下阕转到陶渊明和李清照，“疏枝至老抱余香，清魂素影离尘壤”。菊花的品格，也是人的追求。
写《高铁》：“极速玉龙穿洞府，峡谷铺虹，云海通天路。飞越时空今胜古。机车一动消尘雾。”把现代科技写得既有气势又有诗意，最后说“万里江山新吐故，未来岂靠神仙许。”——美好生活是干出来的，不是等来的。
守格律，不僵化。陶武先对诗词格律很讲究，但讲究不等于死板。他有个得意句子：“横竿点破一江沧”（《浣溪沙·春钓》）。画面感极强：一根鱼竿点下去，整江碧水仿佛玻璃般被“点破”了。诗词名家周啸天评论说，这个“沧”字押韵，唐诗几乎没人用，宋词也少见。但作者并不拘泥于前人是否有使用的先例。这种在规矩里的创新，《闲情逸咏》里比比皆是。
评论家林峰评他的词“有自家风味”，石厉说他的赋“词开物象，意兴山河”。确实，读《闲情逸咏》，你能感觉到作者在认真处理每一个题材，无论是抗震救灾还是赏菊品茶，都投入了真感情、真思考。
四、三部作品，一道风景
把三本书放在一起看，脉络就更清晰了。
《楹联小集》是“点”——用精干的体裁，捕捉瞬间感悟，恰似“微雕艺术”。
《慕思杂俎》是“线”——沿着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探寻精神家园。通过对话古人，梳理自我的来路，宛若“文化考古”。
《闲情逸咏》是“面”——把诗词赋的触角，延展到生活的各个维度。从国家大事到个人情怀，从自然风物到科技成就，都在他的笔墨范围内，构成“情感地图”。
展开这三本书，就似步入一道的文化风景线。这道风景不乏引人入胜的看点：
一是见自我。他选择写陈子昂、苏东坡、杜甫等人，写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等事，写梅兰竹菊等物，写都江堰、乐山大佛等景，皆可见到自身的影子。人与我、物与我、事与我都是浑然一体的。就如其写菊的诗中有句：“安身篱下又何妨”，到底是菊的精神写照，还是“我”的心灵独白？显然，二者兼有、二者兼容。
二是重贯通。他的写作不是割裂的。读史的心得会化作对联的意境，生活的体悟会变成诗词的灵感。各种文体在他手里是相通的，因为背后是同一个思考着的人。所以，这三本书，看似各自成册，实则同归一脉，各有各的精彩，又共同成景。
三是善深入。写抗震救灾，他捕捉到医生在废墟里打针的感动；写灾后重建，他观察到“紫燕归来不识家”的细节；写高铁，他欣赏到“峡谷铺虹”的壮观；写菊花，他感触到到“疏枝至老抱余香”品格；写都江堰，他体悟到“顺势导流”的精髓。几乎所有题材，他都能找到具体的、可感的切入点、闪光点。这让他的作品不空洞而有温度，多深刻而有启迪。
四是守章法。读一个人的作品，往往能够感知一个人的性格。据我所知，陶武先先生特别注重思维缜密、行为严谨，这在他的作品体现得比较充分。写对联就讲究对仗平仄，研究历史就深入真实史料，写诗词就严守格律又力求新意。这种既一板一眼守章法、又大刀阔斧开生面的严肃性、认真劲，尤其珍贵。
最后得说说文风。这三本书的序本身就有看头。魏明伦的序活泼泼辣，没写好是“对不起”“没关系”——这种来自民间的智慧比喻，妙趣横生。阿来的序从成都的城市记忆写起，再写到与作者的交游，亲切自然，但该深的道理一点没少。李明泉、周啸天、李后强、林峰、石厉的序，也都各有特色，但共同点是：不摆架子，说实在话，非常契合作者的秉性。
陶武先自己的文字，大多干净而精准，朴素而生动。他写苏东坡的开头：“苏轼是备受国人推崇的历史名人。千百年来，一提到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其难望项背的文学成就和独步天下的文豪风范。但事实上，苏轼是一个鲜活的、立体的人……”这开头，没有论文腔，也没有公文调，就是平实地开始讲一个人，朴实，但一下子就抓住了人。
这种文风贵在哪儿？贵在既专业又可读。专业，是底子扎实，观点经过深思；可读，是不堆术语，不绕弯子，就想着把事说清楚、把理讲明白。这背后是一种对读者的尊重，也是一种表达的自信。
在互联网新传媒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应运而生，改变了文艺的生产方式、话语关系与价值体系，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陶武先的写作，虽然形式传统，但精神内核却与“新大众文艺”相通——都是大众担当主体、主创、主角，都是运用传统方式表达现实生活，都是呈现共创共享的文化形态。
更打动人的是这种写作的“日常性”。这不是为出版赶工，而是经年累月的沉淀。对联里有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历史研究是多年思考的结晶，诗词记录了不同时段的生活。在追求流量、习惯碎读的时代，这种笃定的、深入的、与自己对话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沉静的姿态。它提示我们：有些价值需要时间发酵，有些思考必须孤独完成，有些表达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形式。
这样的写作，或许不会成为畅销热点，但会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它沉着的光泽。最终被铭记的，从来不是一时的荣耀头衔，而是他们留给后世的精神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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