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燕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构建“实践场景”：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组织与动员机制
——基于两个社区项目的研究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1期
作者 | 黄燕华
责任编辑 |黄添祺
基于对两个城市社区项目的研究，本文构建“环境目标—社会情境—实践场景”这一分析思路，以考察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组织及动员机制。研究发现，在整合环境目标与社会情境的基础上，社区创建项目并制定行动方案，营造利于行动和合作的体验、情感与意义，进而构建能使项目持续运作的具有一定公共性意涵的“实践场景”。两种实践场景的构建锚定日常生活与社会发展的交互界面，从空间和时间维度勾勒出绿色转型的行动图式。实践场景的构建描绘了特定时空中的日常生活实践推动绿色转型的过程与机制，从而呼应了环境社会学的实践性品格。
一、导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将绿色转型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习近平，2022）。2024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强调“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转型不仅涉及经济发展转型与创新，还将引发深刻的生活方式变革。《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将绿色理念和节约要求融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学生守则、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作为绿色转型的关键责任主体，政府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各方面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政策部署，但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创建有效执行政策的治理结构与机制，创新基层的行动组织与动员，如此才能形成自下而上的广泛动员。
绿色转型是政府引导下社会转型的关键面向，主要指经济与社会发展转向绿色和环保的新模式。其中，企业注重绿色生产和绿色经营（陆益龙，2022:16），社会组织和大众则注重在消费等生活领域践行绿色环保理念（陈涛、李慧，2024）。从实践角度来看，在社会大众中推广绿色环保理念面临着较大挑战，因为这不仅涉及自上而下的宏观政策目标如何下沉到日常生活，还需要考虑如何重塑居民的生活习惯与绿色理念。同时，正如“吉登斯悖论”所言，虽然全球气候变化的危险令人生畏，但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是有形、直接、可见的，因此许多人未能采取行动；而当危险变得有形、严重时，人们却已错过最佳行动时机（吉登斯，2009：导论，2）。这种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在时间上的错位进一步加大了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难度。总之，环境问题涉及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和未来发展，因此是需要跨领域、跨层级的多元主体协同应对的公共问题。
从研究角度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前公共问题正呈现一种向具有广泛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的“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s）演进的趋势（Kettl，2002，2006；O’Toole，1997），以往由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无法再对一些社会问题给出有效解释和应对方案（范如国，2014）。在此语境下，融合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被视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共问题的关键机制（蔡长昆，2017）。在现实社会中，基层公共服务及公共治理中存在普遍的协同政府、市场以及社区等主体的跨部门合作实践（Innes & Booher，2003；McGuire，2006）。这种协同多元主体的治理模式亦是应对环境问题的关键行动框架，但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以及日常生活的复杂性以何种方式介入、重构协同治理的思路与机制，还存在一定的理论探讨空间。
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同样需要通过协同多元主体来实现，但应进一步深入自然环境与社会情境的交互中探索具体思路与机制。笔者将环境目标与社会情境视作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中的基础变量，考察二者之间的交互，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城市社区绿色项目的组织与动员机制的三个关键点。一是考虑环境目标，环境目标之于人的意义或价值既可创造也可改变，这种意义或价值会直接影响人的行为。二是考虑社会情境，基层治理创新的关键是在当地社会情境的基础上回应政策目标，而社会语境的本质在于人际关系、组织间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交织。三是考虑上述人员、组织之间的关联及互动如何在特定项目的实践过程中被构建或形塑，进而形成指向环境变化的可持续的集体行动图式。
通过对两个城市社区绿色项目的分析，本文将呈现社区如何基于不同的环境目标并结合当地的社会情境来创建行动方案与动员机制，从而引导人们以持续性、建设性的方式参与绿色项目，由点及面地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鉴于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嵌入社会治理、自然环境和日常生活之中，下文将首先回顾有关环境问题的协同治理及其关系网络的研究，在对其进行评述的基础上引入场景理论，构建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环境问题的协同治理及其关系网络
协同治理的目的是实现社会治理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和提升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意味着利益、资源、行动能力和社会关系等的差异，因此相关治理主体需要考量合作的可能性和合作的具体方式（Agranoff，2006；Berardo，2014；Ysa et al.，2014)。将协同治理视作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组织及动员过程，是推动它从理想模式转为有效运作的治理模式的关键。关系网络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和灵活性。在不同领域或项目的协同治理实践中，关系网络及其组织动员模式会存在差异。因此，网络中有哪些主体，或者说当事人选择哪些主体组建网络，主体间是何种关系，如何推动多主体间的合作，这些议题都有进一步深化分析的空间。
学者们对城乡社区的环境议题展开研究，强调应了解实际问题和需求（曹海林、张艳，2022）、相关主体的目标与利益（陈涛、谢家彪，2016），推动政府、市场、公众、制度、技术等多元主体及要素协同（胡溢轩、童志锋，2020；洪大用，2022），结合地方实际（沈笛，2023）、社会动员（房莉杰、叶怡洁，2024）及行动者互动（陈璐，2022）来重构治理秩序，同时注意科层化可能引发的治理回报慢、治理效果反复等难题（陈那波、蔡荣，2017）。上述研究呈现了环境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及复杂要素，但环境及日常生活的特殊性以何种方式介入、重构治理的思路与机制尚未充分讨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Latour，1987，2005）提供了启发，强调物作为行动者的存在。学者们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环境议题进行了分析。例如，有研究指出，垃圾，垃圾的制造者、治理者，以及垃圾处理的技术、设施等不同的行动者彼此互动、形成联结，并参与社会事实的建构，这挑战了既有的环境治理方案，促使社会不断创新技术、观念、实践及行动（张劼颖，2021）。还有学者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环境治理的行动框架，强调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共在、平等、信任与互惠（余敏江、邹丰，2022），指出不同行动者应凭借各自的要素特征进行互动，形成具有集体行动力的利益联结和实践策略（张建英、胡雯，2023）。
人与物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的特殊性，会影响治理模式和动员机制，这使得“治理如何有效”这一议题变得更加复杂。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应从何处做起，大众又如何被组织和动员，这些议题在经验和理论上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将以环境目标作为切入点，探讨城市社区绿色项目的组织和动员机制，进而剖析日常生活实践促进绿色转型的内在逻辑。
（二）从关系网络到实践场景：复杂交互及意义生产
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应该以何种思路将环境纳入协同治理的关系网络及实践过程。二是多元行动者之间如何形成协作。无论是在城市社区还是在农村社区，居民之间都有着复杂的互动及关系，他们虽在性别、年龄、资源、偏好等方面存在异质性，但也共享特定的社会文化及观念，其如何围绕环境议题形成协作是生活方式转型的关键。然而，无论是协同治理理论还是行动者网络理论，二者对组织何种关系网络、为何如此组织、如何组织等问题的讨论都还不够充分，我们难以理解自然环境和社会情境如何交互形塑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组织及动员机制。基于此，下文将引入场景理论，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学者对城市发展的关注点从土地、资金、技术及管理等物质性的经济因素延伸至城市的空间体验、价值观、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性的文化要素（徐晓林等，2012）。20世纪70年代，欧文（John Irwin）基于对青年生活方式的研究界定了“场景”概念，指出场景是一种依托特定空间场所，共享价值观、行为规范、生活方式及身份认同的社会世界（Irwin，1973，1977）。21世纪初，以克拉克(Terry N. Clark)和西尔（Daniel A. Silver）为代表的新芝加哥学派提出了对不同场景进行测量的研究策略，为研究城市发展动能、城市吸引力、经济增长与人才流动、满足生活需求的空间特征等构建了分析框架（西尔、克拉克，2019）。相较于欧文对个体与群体身份的关注，克拉克和西尔更关注中观、宏观层面的社区与城市发展。为了应对场景在空间尺度上的模糊性困境，使之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动态性及普适性的一般性概念，科佐罗格（Miha Kozorog）和斯塔诺耶维奇（Dragan Stanojevic＇）指出应关注场景生成及持续的动态过程，并概括了场景的五个特征。一是聚焦沟通与联系；二是聚焦特定事务，为场景中的沟通、交往提供基础性支撑；三是聚焦空间，因为具体的场景实践总是发生在特定地点；四是聚焦意义传递与身份建构；五是聚焦参与主体及其与社会情境之间的交互（Kozorog & Stanojevic＇，2013）。
场景理论强调聚焦空间关系与社会实践的结合点，可将行动者及其关系进一步嵌入具体的物质空间和社会情境，关注其中的复杂交互如何生成新的群体规范和文化意义。场景理论对行动者及其关系与互动乃至意义生成的系统性观照，不仅为协同治理的关系网络如何组织和运转提供了一个更具经验性的分析框架，还弥补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见结构不见意义的不足。
（三）构建“实践场景”：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行动图式
基于环境变化的客观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需要首先考虑环境目标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情境的复杂性，创建能有效运作的组织与动员机制。正如有学者指出，垃圾分类等“日常生活型政策”的落地应既将“社会”作为动员工具,又将其作为目标（房莉杰、叶怡洁，2024）。城市社区中的人际关系呈现离散性和原子化特征（朱仁显、邬家峰，2022），且生活领域是一个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时空性的建构，具有熟悉性、重复性和关系性等特征（郑震，2013），因此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将经历一个更缓慢、微妙、复杂的过程。社区需要同时考虑环境与生活的特殊性，有组织、有意识地重塑日常生活及关系实践，在多元主体的交互中生成能够激发行动能力与协作意愿的、具有集体性特征的行动规范和文化意义。
相较于聚焦特定空间、特定事务的场景，社区尝试依托特定项目由点及面地引导居民在垃圾分类、消费等生活事务中践行绿色环保理念。这一行动过程往往还需要适应相关绿色环保政策要求或标准等的变化，其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持续实践。因此，笔者将城市社区绿色项目的组织模式及动员机制总结为构建“实践场景”。实践场景既涵盖场景理论所论及的社区空间、多元主体、互动和意义等要素，其组织模式和动员机制又具有迁移到不同绿色项目或生活领域，最终在社会层面上形成广泛、持续动员的总体性意涵。当实践场景逐渐融入日常生活，践行绿色环保理念日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也就得以逐步实现。“实践场景”刻画了特定时空中的日常生活实践如何促成绿色转型的过程与机制，不仅呼应了弥合结构与能动二元分化的社会实践论这一研究范式（范叶超，2017），也呼应了环境社会学的实践性品格，即从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来研究环境问题，进而寻求解决方案的实践意图（陈占江，2017；洪大用，2022）。
基于对两个城市社区绿色项目的调查，笔者将环境目标与社会情境作为基础变量，力图揭示二者如何影响绿色项目的组织和动员。基于这个思路，笔者提出“环境目标—社会情境—实践场景”这一分析思路，以呈现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行动目标（见图1）。具体而言，环境目标指涉社区绿色项目所涉及的物质对象与人的关系，会影响居民参与项目的意愿，决定了社区制定行动方案的基本思路；社会情境指涉基层社区概况和居民生活状况，进一步决定了组织模式和动员机制的细节。在环境目标与社会情境的交互中，社区作为关键行动者，有意识地纳入相关人员、组织和资源，促成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多主体、多要素之间的交互，不断协调互动关系和行动方向，不仅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组织模式，还在日常生活时空中营造了丰富的体验、情感与意义。在创建项目到实现目标的过程中，社区建立的关系网络，以及相关行动者在互动、实践中形成的组织模式和文化意义，整体上构成了具有一定公共性意涵的实践场景，吸引居民持续参与其中，能由点及面地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
基于自下而上的需求和自上而下的要求来创建项目，是社区推进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普遍做法。前者能满足居民的多重需求，具有发展性特征，居民参与意愿较强；后者需要居民改变行为与认知，具有规制性特征，居民参与意愿较弱。本文选取L社区生态农场和R社区垃圾分类分别作为发展性项目和规制性项目的典型案例，将两个项目的组织过程与动员机制总结为“重建附近”和“共创未来”两种不同的实践场景。具体来讲，L社区生态农场为居民提供了劳动、公益、社交与公共参与等机会，居民乐于参与其中。生态农场持续运转的关键是协调和拓展，即社区通过协调集体规范与共建体系，确保项目有序运作，居民关系和谐；在这一过程中，行动者不断增多，关系和意义不断拓展，为居民创造了共同生活、利于协作的集体氛围与活力，笔者将L社区生态农场的组织与动员机制概括为“重建附近”。“重建附近”指向一种立足当前、具有空间性意涵的关系网络的组织和动员。相较之下，垃圾分类需要居民转变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推进难度较大。通过整合志愿服务、促进多方联动和设置奖惩机制，R社区建立了完善的督导模式，引导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在此基础上，R社区经由代际联动使垃圾的生态循环与社会的未来发展产生交汇，将家庭关系中的情感转化为实践动力；随后，将这一关系网络嵌入更大的社会、技术、市场的发展图景中，R社区进一步使居民产生了“共创未来”的信心，持续参与垃圾分类工作。“共创未来”指向一种面向未来、具有时间性意涵的关系网络的组织和动员。“重建附近”和“共创未来”分别从空间和时间维度联结了日常生活与社会转型，可为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广泛推进和长期动员提供既有导向又有弹性的行动图式。
三、研究方法
（一）田野介绍
2023年3月—2025年11月，笔者在全国多个城市对一些社区的绿色项目，包括社区花园、社区农场、垃圾分类、绿色市集等，进行了深入调研。在对不同城市、不同项目的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存在一些彼此不同但在整体上能形成互补的项目组织模式及动员机制。对这些项目进行分析对推进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一些项目得以顺利运转并取得成效的关键，不仅在于社区的创新实践，还在于上级政府的重视和投入，相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以及多主体、多要素在互动中形成的实践条件和合作氛围。
X市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在绿色转型方面已有较长时间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实践成果，已经形成较成熟的配套基础设施和典型案例经验。自2010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低碳城市试点以来，X市积极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号召，围绕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等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深化和推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发展规划及工作方案，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支持。在相关政策引导下，X市在市场激励、社会参与和技术创新等多个方面展开了创新实践和机制建设，涌现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社区绿色项目，有多个社区获得了国家级、省级荣誉，如“第一批省级低碳示范社区试点”“全国绿色社区”“一级低碳社区”，还有一些项目入选了生态环境部“绿色低碳”典型案例。不仅如此，X市的一些绿色项目已经形成了全国领先的系统化运作模式。例如，自2017年起，X市就开始全面推广生活垃圾分类，2022年底X市创建了全国首个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形成了垃圾分类的全链条处理模式。因其创新性的低碳技术和运营模式，X市在2023年国际低碳城市峰会上荣获“最佳低碳实践奖”。鉴于X市的很多社区在绿色转型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笔者选择X市作为田野点。
（二）资料来源
本研究选取X市L社区生态农场和R社区垃圾分类作为典型案例，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深度访谈和座谈会等方式收集经验材料。一方面，笔者访谈了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了解社区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和特定目标创建绿色项目，并协调多元主体，整合相关资源，以形成能有效运作的组织模式及动员机制。另一方面，笔者访谈了参与相关绿色项目的社区居民，了解他们参与项目的情况、体验，有关绿色转型的行动与认知的转变，以及对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看法。此外，笔者还访谈了社区之外与社区绿色项目有关的主体，包括企事业单位的相关人员，了解他们对这些项目的认识，以及其参与动机与参与方式。
四、“重建附近”：L社区生态农场的组织和动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附近”在城镇化发展、城市基层治理和社区营造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严飞，2022）。项飙（2022）根据对中国城市社会的观察指出，公共意见两极化的部分原因是人们注意到了极近（自身）和极远（想象中的“世界”）,却忽略了两者之间的空间，因此建议以“附近”（the nearby）为中心来认识世界；他认为，对“附近”的感知根植于活生生的经验，“附近”可以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激发新的行动能力。不过，构建什么样的“附近”，如何构建“附近”，则需要进一步从实践中探索并总结。
本文指出，实现生活领域的绿色转型，需要在个人日常生活与社会转型目标之间构建“重建附近”这一实践场景。“附近”不是扁平、抽象的人际联系，而是包含在地环境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与跨层级、跨部门的多元主体在交互中形成的关系网络，以及在互动、实践中产生的体验、意义与价值。各主体在“附近”中能满足需求、发挥所能，并在日常交往和社群活动中进一步发展关系并形成共识与认同。作为发展性项目的典型案例，L社区生态农场是社区建设的品牌项目，其组织和动员机制可概括为“重建附近”，即社区通过打造共同生活、工作及协作的实践条件和良好氛围来推动集体行动，构建这一实践场景的关键在于协调与拓展。
（一）L社区生态农场的创建：基础和动力
对于L社区生态农场而言，社区闲置土地资源是其创建的基础，满足居民生活及公共参与需求、创建特色社区治理项目、加强党委工作则是其创建的动力。
L社区成立于2001年，总面积约0.5平方公里，共有12个生活小区。社区党委下设6个支部，共有153名党员。由于辖区内有专门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公办学校，流动人口不断增多，L社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混居的开放型社区。L社区中的大部分小区都没有物业公司提供服务，加上人口流动性大，居民的公共意识较为淡薄。如何提升居民的公共参与意愿、社区融入度和生活幸福感，特别是协助流动儿童顺利融入社区，是社区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社区居委会还肩负着社区建设、党建工作及推动绿色转型等多重任务，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创建既能实现政策目标又能满足居民需求的项目。
L社区有一块近700平方米的荒地，该地在2017年之前一直垃圾遍布、杂草丛生，居民的无序种植行为频繁引发邻里纠纷。L社区生态农场正是在回应社区建设任务和居民需求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方面，社区治理和党建工作直接回应了上级的关注点及任务要求。对社区来说，依托辖区内的党委共建单位来推进生态农场项目，使之成为多重任务或目标的交叉点，既有利于资源及人员的组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又能一举多得，帮助交叉链条上的各部门或单位完成工作任务。作为社区的党委共建单位之一，X市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支队积极参与L社区的社区建设，不仅帮助L社区开垦了700多平方米的荒地，提供有机肥料和菜苗，还开设农耕大讲堂，定期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培训课程，提供知识和技术上的支持。课程内容包括介绍新的优质蔬菜品种，现场宣传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以及提供有关在阳台种植蔬菜及水果的场地规划、种植技术及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技术指导。在市农村农业局的专项资金支持下，社区还对生态农场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包括围栏刷漆和门头改造等硬件改造提升，以及软件方面的科普宣传），并邀请农技师到社区进行主题培训。在共建单位的支持下，社区不仅将原有的荒地变为生态农场，改善了社区的自然环境，推动了社区景观营造，还开始将绿色、有机等理念潜移默化地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另一方面，L社区生态农场也回应了社区、居民及其他共建单位在生活与工作方面的多重需求，吸引他们参与其中。农场理事会的主要成员丽大姐是生态农场的“灵魂人物”，她一开始加入生态农场项目是“出于私心”。2018年，小孙女出生后，丽大姐为了让孩子吃上真正的绿色食品，就认领了一块菜地，自己种植蔬菜。与丽大姐有同样需求的居民不在少数，因此认领菜地的居民越来越多。2018年至今，在生态农场理事会的带领下，共67个家庭、238人次参与了菜地的认领，居民在生态农场持续耕种，收获了地瓜、土豆、生菜、小白菜等，并将蔬菜义卖所得款项捐入社区爱心基金库，用来帮助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依托生态农场，L社区还衍生出3个子基地，包括与市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支队共办的农耕文化实践基地、与辖区内学校共建的亲子教育实践基地，以及环保生活实践基地。至今，L社区生态农场已经成为一个集生态、教育、社区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项目。农耕课堂、科技夏令营、亲子沟通、启蒙教育、灾害自救、关心慰问、心理疏导等丰富活动，不仅推动了社区内外人际、组织间的交流与互动，提升了社区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社区归属感，提高了社区的资源动员能力，还增强了居民的绿色意识和实践动力。
（二）“重建附近”：协调与拓展
L社区生态农场项目最初的目标是解决荒地利用和社区融入问题，后来则以功能发展、亮点项目建设为目标。驱动生态农场持续运转甚至成为亮点项目的机制是什么？空间原本是静态的，动态的社会关系和行为会赋予空间实际意义和生命力（列斐伏尔，2022）。随着各主体在日常交往和社群活动中不断感受和发展具身性的社会关系与行动能力，人际联系、组织间联系以及人与环境的联系不断被激活，参与生态农场项目被赋予劳动、公益、社交与公共参与等多重意义，社区居民参与项目的积极性不断提升。本文将L社区生态农场的组织与动员机制概括为“重建附近”，并强调其中的关键在于协调与拓展。
1.协调：集体规范与共建体系
对于人口流动性较大、居民公共意识原本淡薄的L社区而言，生态农场的创建和运转是其完成绿色转型这一社区建设任务，并提升居民社区意识、社区融入度、生活幸福感的突破口。在居民乐意参与项目的意愿较高的情况下，社区需要建立生态农场的运作规范，同时依托共建体系来整合资源与需求，以确保生态农场有序运作，促进居民人际关系和谐。
为方便协调和加强管理，L社区居委会与居民商议成立了农场理事会，并共同制定了农场认领协议，实现了明确分工和制度化运营，如财务管理、人员登记以及认领协议签订等。理事会将农场划分成24块“责任田”，组建了12个认领小组，要求居民以小组为单位认领菜地并负责种植、管理，还将月初丰收日设为义卖日。认领小组由居民自由组合，并与社区签订认领协议。理事会还规定，想要认领菜地的居民每年至少需要获得40小时的社区志愿服务（如交通督导、垃圾分类督导等）时长，这实际上是鼓励他们主动参与社区活动。认领菜地的居民负责种植、管理农作物，承担浇水、翻土、防治病虫害、收成等工作，并在果蔬成熟后拿出其中的30%参与社区农场义卖活动，义卖所得资金归社区统一管理。生态农场的制度化运营筛选出了真正有时间、有热情参与农场种植和其他社区活动的居民，认领小组的组建也使居民得以相互关照、督导。菜地的种植、管理、维护并非易事，认领者不一定每天都有时间，这时候认领小组就可以自行商议分工，按时按需管理菜地。认领了菜地却不尽心管养的居民很容易被识别，这时候农场理事会的成员就会主动跟其沟通并将其劝退，然后引入其他想认领菜地的居民。居民会在田间地头交换农作物的种子、交流种植经验，一起参加义卖活动，同时配合社区依托生态农场组织开展各种活动，这种互动慢慢延伸到居民日常生活当中。
高老师都72岁了，身体很好。每天也是这么（种菜）锻炼……能吃到自己种的菜，关键是我们这个菜好好吃，是真正的有机蔬菜……我们择掉的菜根和烂叶子都舍不得扔掉，全都必须循环……而且我们用手来抓虫，很辛苦，但也很开心。菜苗有时候少了，就大家一起分享、共享……大家都能享受，我们的小朋友也来这里，肯定开心了。大家一起做，我们原来都不认识，通过这个方式连接在一起，现在都是朋友了……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还出去团建旅游。（志愿者骨干丽大姐访谈资料，20241012）
农场理事会的成立和认领协议的制定，为生态农场项目的运营建立了稳定的组织模式，使项目能自主开展活动和进行团队管理。认领菜地的居民在社区活动参与中也逐渐从“菜友”发展为社区志愿者团队的主要成员以及具有情感交流属性的社群。
当参与生态农场的活力蔓延至日常生活中，“菜友”变成朋友，居民的交往行为规范就需要回到真实的生活情境来制定。有时间、有热情参与农场种植乃至社区活动的居民大多是已经退休的中老年人，他们对社区较为熟悉，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和生活智慧，集体协商制定了相关行为准则和工作办法。例如，为了避免大家在交往中产生不必要的矛盾，破坏积极、开心和相互关怀的氛围，大家约定好“不说不开心的事，不说闲话”；遇到不配合社区工作的居民，以丽大姐为首的志愿者会“一起上门问候”，利用“面子”和“道德”来向对方施加压力（居民高老师访谈资料，20250421）。随着日常交流和集体活动的增加，熟人关系和社群伦理在生态农场的运作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渗入社区工作的组织和动员中，既将社区的任务及要求转化为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生活事务，又将居民的真实情况和诉求传递给社区，化解了社区治理任务与居民日常生活之间的张力，使二者在交融中得以协调实现多主体的目标或满足不同主体各自的需求。
除了社区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重建附近”的关键要素还包含社区在组织层面与其他企事业单位之间的联系及互动。在现实情境中，“附近”与行政科层及市场网络存在多重交叠，蕴含着各主体在需求、目标、资源、知识等方面的匹配、互补及整合，需要经由多方协同才可能重建，进而发展出足以推进项目的共同利益、组织资源及行动能力。
肥料都是农科所支持我们的，这点（自己做的酵素）肥料是不够的，这块地也是农科所的，然后我们就跟他们申请借给居委会……就是跟它成为共建单位，这个资源共享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真的做得特别好。（居委会王琴访谈资料，20241012）
L社区居委会之所以能作为中间人不断对接、协调多元主体，关键在于其依托纵横交织的共建体系，推动了“上下”“左右”在需求、目标、资源、知识等方面的匹配、互补及整合，形成了能有效运作的关系网络。这一过程蕴含多层次的网络过程和跨层次网络的互动，不仅确保生态农场项目符合社区需求、获得居民支持，还使社区接入一个动态的互联世界，提高了资源获取能力和创新合作能力，因此生态农场项目具有可执行性和可持续性。基于生态农场，L社区形成了居民自组织，这一组织在日常运营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组织架构和积极的社区氛围。
2.拓展：行动者、关系及意义
作为社区建设的中心主体，社区居委会是上传下达、承上启下的中间者，往往需要借由特定项目对行政目标和居民需求进行相互转化和上下贯通。事实上，多数城市社区都试图打造自身的治理特色及亮点项目，希望依托稳定的项目和团队，使社区各种任务及活动的组织有可借力的支点。换句话说，单个项目的运作从来就不是社区的目的，绿色转型也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线任务，不同的项目或目标总是相互交叉，负责组织和执行的也基本是同一群人。依托稳定的组织架构和良好的社区氛围，L社区生态农场得以持续运转，这也为社区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而L社区生态农场之所以能成为社区建设的支撑和亮点，关键在于关系网络中行动者、关系及意义的拓展。这种拓展不仅体现在从种植到互动、从生态农场到社区建设、从社区内部到社区外部的延展性，还体现在从“菜友”到朋友、从实践到认知、从现在到未来的可持续性。
从居民的角度来看，在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推广上，L社区生态农场项目的运转促进了居民食用绿色食品的意识与行为，社区举办的各种环保活动也使居民逐渐培养起日常生活中的绿色行为习惯，如把厨余物变成有机肥料、用环保酵素制成肥皂及护肤品、节约用水用电等。在丽大姐从为了孙女认领菜地到成为生态农场乃至志愿者团队的核心人物的过程中，她的家庭成员及众多社区居民也在她的带动和感染之下，积极参与各项绿色环保行动以及其他社区活动。居民不仅在丰富的活动及互动中养成了绿色健康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获得了身心放松与疗愈，还通过与其他居民、社区居委会及共建单位的日常接触满足了社会交往的需求，提升了公共参与的意愿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同时，街道、区级乃至市级层面对项目和志愿者个人乃至团队的制度化认可及奖励，又使参与其中的居民获得了荣誉感、价值感，进一步提升了他们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从社区的角度来看，依托生态农场建立的志愿者团队与其营造的公共参与氛围，社区活动日渐多样化，既有丰富社区居民生活的歌唱、书法等文化活动，又有垃圾分类、环保宣传等绿色环保活动。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和积极性都大幅提升，志愿者队伍也趋向稳定。这些活动不断激活社区与共建单位、相关企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和互动，生态农场逐渐发展成为社区绿色转型和治理创新的亮点项目。
总之，支撑生态农场运转的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关系及意义都得到了拓展。第一，就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而言，生态农场受到居民的欢迎和上级单位的认可，不断吸引周边的居民和企事业单位加入其中，为L社区接入了更多外部资源，因此行动者不断增多，关系网络不断拓展。第二，就关系网络中的关系而言，不论是人与环境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都在交互中变得更加具象、深入，项目运作的制度和规范也经由探索而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常态化的行动队伍和组织模式。第三，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及其互动不仅使生态农场得以顺利运转，还生成了集体性的氛围和意义。对于居民而言，他们真正成为“附近”中的一员，受集体规范和关系伦理的约束，也经由跨层级、跨领域的互动而进入更广阔的生活世界，更切身地感知社会、技术和市场等的发展与目标。基于此，居民的行动意义变得越来越丰富，开始从个体走向社会，从现在走向未来，人们行动的空间逐步扩大，行动的能力和意愿也不断增强。这激励居民更积极地参与社区建设，他们不只是社区的治理或服务对象，还成为了社区的建设者。
以生态农场为起点和载体，L社区将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嵌入具体的物质环境和社会情境中，建立了支撑生态农场运转的关系网络；通过不断拓展行动者、关系及意义，L社区最终整体性地重建了一个人们在其中共同生活、工作及协作的“附近”。正是在这种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中，社区居民从脱嵌于传统地缘、血缘的个体转变为嵌入社区自然环境、现代城市生活及行政管理体系中的关系性存在，重新建构了基于活生生的我与他人、他物共在的生活周遭。当“附近”被重建，生态农场中多元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关系变得越来越具象、深入、积极，一个能提升行动能力及协作意愿的实践场景就被激活了。
五、“共创未来”：R社区垃圾分类的组织与动员
L社区生态农场得以持续运转的关键在于“重建附近”，即创建人们在其中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他人或组织协作的实践场景。相较于生态农场，垃圾分类依赖于对居民既有生活习惯的改变，但这可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因而呈现一定的规制性特征。在这类项目中，居民往往是被动的治理对象而非主动参与者。那么，在无法为居民带来即时性的益处，甚至可能暂时给居民带来负面体验的情况下，这种绿色转型应该如何推进？垃圾分类需要全民动员和持续参与，R社区通过整合志愿服务、促进多方联动和设置奖惩机制来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督导模式，帮助居民培养垃圾分类习惯。垃圾分类的持续开展不能一直依赖督导，而是需要形成居民参与的内驱力。经由代际联动，R社区联结了现在与未来，使生态循环与社会发展相互交织；通过将这一指向未来的关系网络进一步嵌入宏观的社会、技术、市场等各领域合力发展的图景，R社区使居民形成了“共创未来”的动力和信心，持续参与垃圾分类工作。
（一）R社区的垃圾分类：试点社区与志愿服务
R社区辖区面积0.6平方公里，社区居民大多是“新X市人”。R社区的房价在整个X市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物业费高，是大家口中的“中高端小区”。作为试点社区，R社区一直将垃圾分类作为关键切入口来实践、推广绿色环保理念，并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历经十年，R社区的垃圾分类颇有成效。根据官方数据，2024年R社区居民的垃圾分类知晓率达100%，垃圾分类准确率达90%，社区居民基本养成了定时定点投放垃圾的习惯。
在过去十余年间，R社区一直遵循政策，依托志愿者队伍来开展垃圾分类工作。2016年，R社区开始大力推行垃圾分类，居民需要在一天内两次将垃圾分类投放到指定的垃圾桶，并通过打卡的方式记录参与情况，以此来领取每月14元的补贴。2019年，政府开始发放专用垃圾桶和垃圾袋，并派督导员入户指导分类。2021年，在政府统一指导下，R社区开始推行定时定点投放机制，居民可以在早上6~9点和晚上6~9点投放垃圾。为了服务无法定时投放垃圾的居民，如上夜班的居民，R社区还设置了额外的临时性垃圾投放点。为了使居民准确分类并投放垃圾，R社区用专项资金聘请居民担任垃圾分类督导员。督导员负责在垃圾桶旁对居民进行监督和指导，工作时间为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两小时，月薪是2300元。在定时定点的投放机制之外，R社区规定物业公司为主体责任方，敦促物业公司承担社区环境的管理职责，并制定了相关考评标准。R社区还设有申诉机制，若物业公司认为并非自身责任，可向社区提出申诉。
由于牵涉家庭生活私域和行为习惯改变，垃圾分类的督导工作耗时耗力，需投入大量人手，因此在实践中落地十分困难。与L社区一样，R社区同样依托党委共建单位的资源优势，倡导共建参与，同时注重发动居民组建社区特色志愿服务队，有多支志愿者团队专门协助社区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志愿者以退休人员为主，他们中的很多人曾经是社区居委会或企事业单位的退休员工，有丰富的工作经历和生活阅历，熟悉社区情况，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有自己的见解。志愿者玲姐退休前在外资企业工作，经常出国出差，看到国外志愿服务做得很好，退休后就和老伴一起到社区当志愿者。从玲姐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垃圾分类并不是在做“垃圾”的工作，而是在做“人”的工作。例如，就R社区的情况而言，作为“高档小区”的业主，有些居民会认为自己是小区的主人，家庭生活是私人领域，因此缺乏维护公共环境的意识，不仅参与志愿活动的热情不高，而且认为志愿者为他们提供服务是理所应当的。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垃圾分类的工作效率和社区的整体氛围。而社区内的住家保姆或临时租户则更没有参与垃圾分类和志愿服务的动力和意识（志愿者骨干玲姐访谈资料，20241011）。
因此，对社区来说，要想真正做好垃圾分类，“得有人来推动……需要时间来培养”（志愿者骨干张阿姨访谈资料，20241011）。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推动和磨合过程，而志愿者在其中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志愿者大多在社区生活的时间很长，对社区很熟悉，且经常参与社区活动，已经在居民中“混脸熟”了，容易得到居民的信任和配合。另一方面，志愿者居住在不同楼栋、楼层，能及时深入社区各个角落，成为居民与居委会之间的沟通桥梁，利用“关系”“人情”“面子”帮助居委会将工作做到细微之处，并将居民的情况和需求反映给社区。针对垃圾分类落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经常主动请玲姐这样的志愿者来帮忙：“阿姨，你们有什么，帮我们留意一下”，毕竟“网格员不可能管一大片……而且网格员年轻”（居委会小周访谈资料，20241014）。例如，年轻人可能经常叫外卖，吃完后不分类，直接打包扔进垃圾箱；或者新搬进小区的人不了解情况，也经常出现垃圾不分类或分错类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志愿者会通过外卖单上的电话或跟保安沟通等办法找到住户，然后上门进行宣传、督导，或者将情况反映给社区，由社区进一步协助解决问题。但这些做法经常被认为是“多管闲事”而招致反感，被居民指责，甚至引发居民与志愿者乃至社区居委会之间的矛盾。志愿者也觉得自己在志愿服务中经常“受委屈”（志愿者骨干玲姐访谈资料，20241011）。总之，垃圾分类的落地不仅需要动员更多人手，还需要建立完善的督导模式和动员机制。
（二）垃圾分类督导：多方联动与奖惩机制
对于居民来说，垃圾分类工作主要分两步，一是学习垃圾分类的规则、标准，二是在家庭生活中进行垃圾分类。这看似简单的工作却对居民和社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垃圾种类繁多，不仅难以分类，分类标准也会发生变化。这对社区和居民的分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学习分类标准，重新改变分类习惯。随着垃圾处理技术和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在近十年的垃圾分类工作中，垃圾的分类体系从最初的可回收物与不可回收物两类，发展并细化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玻璃、陶瓷品、塑料、纸和纺织品等曾经的“其他垃圾”作为“低值可回收物”也进入了可回收物的范围。另一方面，在主流语境中，垃圾有肮脏、污染的符号意义，人们排斥或避免接触垃圾，而垃圾分类需要居民跟“不干净”的垃圾打交道。对居民来说，从直接丢弃垃圾转变为以某种方式丢弃垃圾并不容易，居民很难自愿且持续地进行垃圾分类，也不一定都能做到精准分类。对于社区来说，监督和指导是培养居民垃圾分类习惯的关键一步，而如何做好督导十分考验社区的能动性。通过建立多方联动的督导模式和设置软硬兼施的奖惩机制，R社区建立了较为成熟的督导队伍和督导模式。
1.多方联动的督导模式
除了志愿者和街道配置的专职督导员之外，R社区还创新推出了多方联动的督导模式，这正是R社区在垃圾分类方面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通过与居民工作单位和学校的联动，R社区增加了参与垃圾分类督导工作的人手，确保居民都能参与并做好垃圾分类；同时，R社区还通过数字监控来定位不配合垃圾分类工作的社区居民，并由志愿者上门劝导，以提升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和正确率。
在壮大督导人员队伍方面，R社区以“党员双报到”的常态化机制为抓手，推出了“桶边值守一小时”项目。“党员双报到”是指在职党员在工作单位之外，还需到所在社区的党组织报到，参与社区组织的各项活动和服务工作。党员志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居住地，选择距离较近的垃圾分类点位参与督导工作。这种方式方便党员志愿者合理安排时间，有利于提升志愿服务的效率和灵活性。同时，社区还施行“桶边”值守“定时、定点、定人”办法，明确值守的具体时间段和具体点位，安排专人负责值守，确保每个点位都有督导员。中青年居民是家庭和工作单位的顶梁柱，经常忙于工作而无暇参与社区活动。“党员双报到”常态化机制以党员身份连通工作与生活，推动中青年居民参与社区垃圾分类工作，同时将他们的相关资源、知识和关系网络接入社区，进一步优化了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行动力量和组织资源。另外，R社区注重“家校社”联动，将学校垃圾分类教育与家庭、社区实践相结合。例如，R社区联合辖区内小学组建青少年志愿团队，开展垃圾分类“童行一小时活动”，通过情景剧表演，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向师生及社区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R社区还协同组织开展夏令营、冬令营等社会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参与绿色环保行动的热情。R社区通过学生这一重要纽带将绿色环保理念传递到居民家庭中，并鼓励学生督导家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虽然R社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督导队伍和督导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垃圾分类能取得理想效果。垃圾分类督导更多是以引导、督促的方式来影响居民行为，缺乏强制性。部分居民由于“嫌麻烦”“没时间”，一开始并不愿意配合垃圾分类工作。为了规避督导，他们会选择在没有督导员的时间段投放垃圾；若遇上“锁桶”的情况，一些居民甚至直接将垃圾丢在垃圾桶旁边或社区其他角落（居民刘叔访谈资料，20250418）。面对这些情况，R社区引入监控设备加强督导，进一步提升了垃圾分类工作的成效。
2.软硬兼施的奖惩机制
对于R社区来说，组建志愿者团队、壮大督导队伍、完善督导模式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上级要求的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而言，若能有效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社区还可将其作为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的成果加以宣传、展示。为了推动垃圾分类落地并取得成效，市政府、区政府及街道办都制定了一系列评估标准，不定时派人到社区检查，并组织相关评比活动。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R社区设置了“软硬兼施”的奖惩机制。
垃圾分类是脏活累活，居民参与意愿弱，R社区尝试通过建立参与垃圾分类的正向反馈机制来推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工作。最直接的激励方式是提供经济或物质回馈。在刚开始推行垃圾分类时，社区为了督促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设置了打卡领补贴的激励机制。但这一举措成本极高，不具备可持续性。后来，R社区还尝试引入市场化的有偿回收电子设备。居民将可回收的垃圾投入设备，设备会自动识别垃圾品类和重量，按照市场价计算回收金额，并即刻将钱打到居民账上。但垃圾回收电子设备需要用电、用地，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与电子回收设备的供应商一直没有协商出令各方满意的方案。由于没有及时缴纳电费和租金，该设备最终被断电，目前仍处于停用状态。事实上，引入垃圾回收电子设备不仅涉及用电、用地问题，还牵扯相关人员的利益。从垃圾桶回收垃圾一直是社区保洁员以及一些居民的额外收入来源，引入垃圾回收电子设备不仅降低了保洁员的收入，影响物业对保洁员的招聘和管理，还引发了部分居民的不满。最终，R社区不得不对市场化的垃圾分类激励措施按下暂停键。
对垃圾分类的间接激励包括来自周遭的积极肯定和各级的公开表彰或荣誉。从志愿者的角度来讲，虽然督导垃圾分类是脏活、累活，志愿者在督导过程中也经常“受委屈”，但这一工作是为社区做贡献，志愿者经常能得到家人、邻里、社区居委会乃至上级政府的肯定，被授予奖品或荣誉称号，甚至得到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此外，在团队协作中，志愿者还收获了自我价值感和社区参与感，这激励他们持续参与社区的志愿服务工作。从居民的角度来讲，在社区、街道、区乃至整个X市的垃圾分类氛围中，参与垃圾分类逐渐转变为参与社区建设，居民既能在垃圾分类中感受到社区环境的改善，又能在与他人、居委会乃至媒体、企业、上级政府的互动中满足人际交往和公共参与的需求。R社区在垃圾分类评比中取得的成绩也给予居民荣誉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集体意识和社区归属感，形成参与垃圾分类的内驱力。
建立参与垃圾分类的正向反馈机制能鼓励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却无法做到让全部居民持续参与。因此，R社区制定了一系列惩处办法。如前所述，对于不配合垃圾分类工作的居民，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会上门劝导，这给居民带来了较大的道德压力。上门劝导一方面会让居民意识到“不配合社区工作”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能通过社区中的熟人关系和面子文化对居民形成隐性约束，敦促他们配合工作。如果经多次劝导，居民仍拒不进行垃圾分类，社区就会联系居民工作单位，通过单位对其进行督导。当上述措施都没有效果时，社区就会尝试请城管或街道综合执法队出面，敦促居民配合工作。
（三）“共创未来”：交汇与合力
无论是建立督导队伍还是完善督导机制，都需要社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运作成本极高。不仅如此，社区的目标不只是养成居民垃圾分类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绿色环保意识。这关系到垃圾分类在督导撤出后能否持续推进，乃至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能否逐步实现。事实上，垃圾分类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社区绿色工作的终点，但它却是生活领域绿色转型的重点和难点，是一个关键突破口。
要想居民形成持续参与垃圾分类的行动力，不能依赖机械、无意识的习惯养成，而是需要社区有意识地建构垃圾分类之于居民的价值叙事。R社区垃圾分类工作之所以能持续推进，关键在于建立了居民对变化及未来的感知，赋予了垃圾分类更广泛、深刻的意义，从而促使居民形成参与垃圾分类的内驱力。这种感知生发于两个关键的过程。一是转变居民对垃圾的价值感知，让垃圾分类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二是构建多重生命历程之间的交汇，并将这一交汇嵌入更广泛的社会、技术、市场等各领域合力发展的图景中，使居民产生“共创未来”的动力与信心，进而持续参与垃圾分类工作。
1.从隔离到嵌入：人与垃圾的积极关联
垃圾一直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从当前的垃圾分类及处理来看，人与垃圾的关系基本呈现一种隔离的状态。从垃圾被丢弃的那一刻起，人们便试图通过物理和心理的隔离与之划清界限。这种隔离关系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垃圾围城”现象，即垃圾在城市外围堆积。垃圾分类及处理的相关工作也基本围绕人与垃圾之间分离、隔绝的关系展开。例如，焚烧和填埋是处理垃圾的主要方式，但这些旨在“消灭”垃圾的做法经常引发争议甚至抗议，因为其中可能蕴含健康及环境风险，包括垃圾填埋场对土地资源的占用，以及垃圾焚烧处理对空气质量的负面影响等（张劼颖，2022：38-47），这加深了居民对垃圾的负面认知和消极情绪。
通过将垃圾分类嵌入日常生活及社区治理体系，重构人与垃圾的关系，R社区将垃圾转化为有价值之物，也将垃圾分类转化为有意义的事。居民对垃圾的价值感知及其在日常生活中与垃圾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推动居民自觉参与垃圾分类工作。首先，即时变现、奖励和荣誉等是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工作的正向反馈。除了发放垃圾分类打卡补贴之外，R社区还引入垃圾回收市场服务，如有偿垃圾分类回收设备等，以提升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相关评比活动更是将垃圾分类工作转变为具有集体性质的公共事务，也有助于推动居民的参与和合作。其次，R社区常态化开展“变废为宝”活动，如通过堆肥箱将果皮、菜叶等厨余垃圾转化为有机肥料，并将其用于家庭或社区绿植施肥，从而实现垃圾源头减量和社区绿化提升的双赢。将垃圾从无价值的废弃物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R社区让垃圾分类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最后，R社区还将垃圾分类相关工作嵌入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中（举办绘画比赛、创编歌曲等），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强化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意识。垃圾分类工作对社区活动的嵌入使居民认识到，垃圾分类是环保行动乃至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不仅是垃圾的减量化与资源化，还在于对社区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
2.多重生命历程的交汇与多层级、多领域的合力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R社区不仅将垃圾分类嵌入日常生活，还进一步将其嵌入家庭代际关系中。经由代际联动，R社区进一步构建了多重生命历程——垃圾生态循环与不同代际群体乃至社会未来发展——之间的交互。现在与未来、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使居民意识到，垃圾分类乃至绿色转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居民从个人、家庭做起，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做起，由此形成垃圾分类的深层动力。然而，垃圾分类不仅是个人、家庭、社区的工作，还与垃圾处理体系、相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高度相关。如果中后端的垃圾运输和处理体系不完善，那么前端的垃圾分类也将失去意义。正是多重生命历程的交汇使R社区的居民产生了“共创未来”的深层动力，社会、市场与技术等各领域合力发展的宏观图景则使居民产生了“共创未来”的信心，最终激发了居民持续参与垃圾分类的行动意愿与合作精神。
具体而言，R社区垃圾分类的有效推进高度依赖于对不同代际群体及其独特社会特征的把握与运作。通过“三代联动”，R社区在垃圾分类与家庭、社区乃至社会的未来发展之间建立了更直接的关联。第一，退休后的祖辈群体有较多时间投身社区志愿者团队，参与社区各类活动。他们在多年工作中积累的知识、经验能为社区各项活动的开展提供支持，其在社区中的生活经历、与居民的邻里关系以及对社区的感情则可为社区工作的开展延伸出更细微的触角，并注入满满的人情味。第二，处于职业发展期的中青年群体经常忙于工作，社区通过党员的身份连通工作与生活，可以激发他们参与社区工作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调动他们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他们的参与也能为其子女树立榜样。第三，学生群体在家庭代际互动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既肩负着对长辈的“反哺”责任，又是未来社会的主人翁，可作为绿色环保知识和理念的传递人和践行者。正如R社区居委会书记所说：“很多社区的工作都要从小朋友做起。通过一代人去影响另一代人，再通过这一代人来真正地落实这些（观念）……比如说像做得比较好的国家，那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了”（居委会王琴访谈资料，20241013）。从家庭层面看，对学生的环保教育能形成“小手拉大手”的效应，潜移默化地影响家长的行为与观念，促进家庭绿色环保意识的增强。从社会层面看，对学生进行绿色环保教育有助于他们从小养成绿色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为实现真正的绿色转型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然而，垃圾分类并非局限于家庭和社区内部的项目，不仅需要前端的准确分类，还需要中后端的运输和处理环节的保障。如果在运输和处理环节出现“先分后混”“跑冒滴漏”“混装混运”等问题，就会打击居民参与的热情与积极性。在运输和处理环节，X市在配足、配齐分类运输车辆与明确每辆车所承运的生活垃圾种类的基础上，推行厨余垃圾“定点收集、桶车对接、公交化运输”，将其直运至厨余垃圾处理厂进行厌氧发酵，进而将产生的沼气用于燃烧发电；其他垃圾被直运到三座垃圾焚烧厂进行焚烧发电；有害垃圾按“定点集中、定期转运”的方式，被直运到工业废物处置中心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可回收物在小区经过细分收集后，大部分被直运到对应的资源利用机构。智慧管理是确保各类垃圾直运到位的重要手段。当地的分类运输车辆均有卫星定位系统，管控平台可实时监控。各个环节严格按照规程进行，形成了完善的垃圾分类和处理体系。
在社区内，居民可以通过日常的垃圾分类工作和相关宣教活动来接触、了解X市的垃圾分类体系。此外，R社区还组织居民参观垃圾分类宣教中心、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等，让居民了解垃圾分类的全链条处理过程、绿色环保技术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举例来讲，塑料、泡沫、玻璃、纺织物等虽可被回收，但其经济价值低，属于低值可回收物。为打通垃圾源头分类与末端利用的“堵点”，2022年X市建立了全国首个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探索出了上下游有效衔接、垃圾分类收运与资源利用有效协调的低值可回收物处理模式，让过去分散、易混装、难利用的垃圾不仅“有家可归”，还能“变废为宝”。这让居民直观地了解到垃圾在分类后如何经由技术手段和产业发展被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理解自己在前端的垃圾分类工作与后端资源再利用之间的关联，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社区的工作对于垃圾生态循环的意义所在，真切地感受到各级组织、各领域在绿色转型中的合力，进而生成“共创未来”的动力与信心，持续参与垃圾分类工作。
总之，垃圾分类虽然发生在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区场景中，但牵涉广泛的社会、技术和市场的发展及互动。通过将垃圾分类嵌入日常生活和社区治理体系，R社区改变了垃圾分类与居民之间相互隔离的消极状态。通过构建垃圾的社会生命历程与不同代际成员生命历程的交汇，并将其编织到更宏观的社会、技术和市场合力发展的图景中，R社区将代际之间的情感互动转化为“共创未来”的深层动力，同时也让居民看到社会各领域在垃圾分类乃至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中的强大合力，使居民建立意义感和信心，生发了持续参与的内驱力。需要说明的是，做好垃圾分类需要社区内外联动，涉及的主体、要素众多，链条较长，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或者一个人做不好，都可能会影响垃圾分类的成效。垃圾分类工作不仅对城市的技术设施、产业发展和政策等有较高要求，也十分考验社区的能动性。因此，虽然同处一个城市，但不同街道、不同社区对垃圾分类的重视程度不同，不同社区的志愿者团队和居民情况也有差异，这使得垃圾分类工作并不都能取得成效。垃圾分类工作要落实到每个人确实很难。正因如此，社区在开展垃圾分类的前期阶段，往往需要想尽办法帮助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同时让居民产生意愿和认知上的转变，如此才有可能维持垃圾分类的成效。
六、结论与讨论
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不仅需要考虑如何广泛动员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绿色环保理念，还需要考虑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在时间上的错位，形成面向未来的动员机制。本文提出“环境目标—社会情境—实践场景”这一分析思路来呈现社区绿色项目的组织模式与动员机制。具体而言，环境目标具有客观物质性，对于不同的绿色项目而言，居民的参与意愿存在差异，因此组织及动员思路也会有所不同。围绕特定的环境目标，社区会进一步基于在地情境来运用、激活人际关系与组织关系，获取推进项目的组织资源及行动能力。在项目实践过程中，社区有意识地协调着关系网络及关系互动，营造有助于推动行动及协作的体验、情感与意义。从创建项目到实现目标的过程中，社区所建立的关系网络，以及相关主体在互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组织模式和文化意义，在整体上构成了具有一定公共性意涵的实践场景。实践场景不仅吸引居民持续参与项目，还推动居民参与更丰富的绿色活动，能形成由点及面的动员效果，可为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奠定坚实的基础。基于对两个城市社区项目的研究，本文概括出“重建附近”和“共创未来”这两种不同的实践场景。参与L社区生态农场对居民而言具有多重积极意义，居民乐意参与；这一项目持续运作的关键在于协调与拓展，形成“重建附近”的氛围和活力。相较之下，垃圾分类需要居民改变生活习惯，甚至给居民带来不便，居民的参与意愿不足，因此R社区推动这一工作的关键在于形成多重生命历程的交汇与多层级、多领域的合力，让居民在“共创未来”的实践场景中产生参与垃圾分类工作的动力与信心。
基于对两个城市社区绿色项目的研究，笔者强调，就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而言，不管是易于推进并取得成效的领域，还是需要攻坚克难的领域，都需要将相关实践嵌入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时还要有指向未来的行动部署和认知转变。虽然环境目标不同，但社区的项目都需要在原本具有离散性和原子化特征的城市生活中“重建附近”，尽量为居民创造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和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氛围及体验。对于易于推进的发展性项目，立足于中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与关系实践的“重建附近”是吸引居民持续参与的关键，共同生活、良性协作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让居民产生“共创未来”的情感及意识。相较之下，垃圾分类等需要攻坚的规制性项目难以通过“重建附近”来实现。居民在垃圾分类项目开展初期感受到的更多是改变生活习惯带来的不适和不便，因此社区需要采取一系列举措来培养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习惯，同时通过更深层的情感动员和更宏观的关联实践来让居民产生“共创未来”的动力与信心，以推动项目持续运转。随着项目的开展，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习惯逐渐养成，相关意愿和认知不断提升，也能在集体行动和公共参与中形成“重建附近”的实践场景。
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涉及私人领域的诸多实践，特定项目只是社区借以推广绿色环保理念的一个支点。“重建附近”和“共创未来”作为两种典型项目的组织及动员机制，可从空间和时间维度为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提供兼具方向性与灵活性的行动图式。当实践场景逐渐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时，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也就得以逐步实现。需要说明的是，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实现依赖宏观的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和合力，而这些条件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文案例中的实践经验并不完全可推广和复制，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垃圾分类等绿色项目的推行面临较大的挑战，存在诸如基础设施不足、资金和技术支持有限等问题。本文的核心启示在于，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与自下而上的社区实践、居民参与相结合，同时需要社会、市场、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与合力。这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可从空间和时间维度来设计相关项目的组织模式和动员机制，通过特定项目由点及面地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对于侧重于空间维度的“重建附近”而言，其核心是“看见”人的需求，自下而上地考虑社区概况及居民需求，由内而外地考量如何整合多元主体，协调制定活动与互动的集体规范，不断拓展行动者、关系及意义，形成立足当下的积极氛围与体验。相较之下，“共创未来”侧重于时间维度的组织和动员，核心是“看见”社会的发展，整合自上而下的组织资源和由外而内的社会、市场、技术的发展图景与家庭代际互动，制定转变生活习惯的行动方案，提升指向未来的参与动力与信心。相关总结可进一步见表1。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本文引入场景理论来分析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组织及动员机制。实践场景概念描绘了日常生活实践促成绿色转型的过程与机制，从而呼应了环境社会学的实践性品格。此外，实践场景概念将环境问题和日常生活的特殊性纳入协同治理的分析，能为协同治理如何有效运作提供更多经验支撑。实践场景概念还关注行动者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以及整体性的规范与文化意涵，能为行动者网络如何组织和运转提供一个更具经验性的分析框架，同时弥补行动者网络理论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见结构不见意义的不足。第二，本文提供了一个日常生活领域生发公共性的经验分析。公共性往往被认为是有别于私人领域和行政领域的范畴，相关讨论还可进一步考察私人领域和行政领域在复杂互动、博弈和合作中，共同建构和再生产公共性的过程与逻辑。本文以社区绿色项目为例考察城市社区如何在自然环境与社会情境的交互中，构建推动居民参与合作的实践场景，这不仅能为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提供行动图式，还能为当前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打造提供一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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