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田汉夫人安娥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安娥|田汉|红色特工|聂耳|钱壮飞

文/秦正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歌词，上至耄耋老人，下到少年儿童，哪一个中国人不曾唱过这首歌？但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首歌的词作者安娥，早年曾是苏联和中共情报部门的女特工呢？

安娥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的夫人，是著名剧作家、词作家、诗人、翻译家，她终生恪守秘密工作纪律，对曾经的暗战经历缄口不言。如果不是隐蔽战线有关传记、回忆录披露的一鳞半爪，我们很难将这位外表文静、柔弱，颇具林下风气，创作出《卖报歌》《渔光曲》《打回老家去》等传世经典的文艺女性，与凶险血腥的龙潭虎穴联系在一起。

与钱壮飞的师生、战友、同行三重缘分

杨敏瑞所著《钱壮飞传》披露了安娥与钱壮飞人生轨迹交集的线索，顺着这条线索，可以看出二人之间的三重缘分。据《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记述，1919年10月，从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毕业后，钱壮飞即在北京长兴街挂牌行医，由于收入微薄，白天还需去美术学校教解剖学。这里所说的美术学校，就是当时的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今天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钱壮飞1922年前后开始在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兼职教授解剖学。安娥原名张式沅，河北获鹿县人，1923年夏至1926年春就读于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解剖学这门课是中国画系和西画系的必修课，师生二人的人生轨迹在这所学校有了第一次交集。

1929年底，安娥和钱壮飞同期转入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同归时任情报科长陈赓领导，二人同期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同样担任秘书工作，钱壮飞在南京，担任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秘书；安娥在上海，打入党务调查科驻沪办事处，担任蒋介石任命的“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党务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和中共中央特科第一个反间谍内线杨登瀛的秘书。这一时期，安娥和钱壮飞成了特科情报科的战友，二人的人生轨迹有了第二次交集。

◆安娥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钱壮飞截译有关电报，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央领导机关，因此暴露了身份，奉命转移到中央苏区，在肩负情报保卫重任的同时，积极投身苏区文艺工作，成为贡献卓著的红色戏剧先驱之一。杨登瀛被顾顺章出卖被捕入狱后，安娥也转入白区左翼文艺斗争，写下了《卖报歌》《渔光曲》《打回老家去》等传世经典歌曲。这一时期，安娥和钱壮飞一个在白区、一个在苏区，又成了革命文艺战线的同行，人生轨迹有了第三次交集。

正如《钱壮飞传》所说，也许在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时，师生二人并不一定熟识；在中央特科期间，因单线联系、垂直领导、互不交叉的工作纪律和工作方式，两位战友未必能有相遇的机会；分别投身白区和苏区文艺战线时，两位同行更是只能隔空交集。但在时代的洪流中，安娥与钱壮飞高度重叠的人生经历和斗争领域，则成就了隐蔽战线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契卡”的内勤特工

就读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期间，在该校中共地下党员邓鹤皋领导下，安娥成为进步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5年12月，经邓鹤皋介绍，安娥加入了共产党。1926年6月，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委派，邓鹤皋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大连地委书记，安娥随行来到白色恐怖下的大连，深入到福纺纱厂秘密发动工人运动。这一阶段的地下斗争，为她日后转入隐蔽战线经受了初步磨砺，积累了基本经验。不久，安娥因所在支部成员被捕而面临险境，邓鹤皋便将她派往上海寻找组织。

◆福纺纱厂工人夜校旧址。

住在上海中央交通机关期间，安娥结识了周恩来。1927年1月，安娥被组织派往莫斯科。周恩来亲自将她送上一艘开往海参崴的苏联轮船，把她介绍给副船长。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安娥结识了中山大学职员、中共党员郑家康。郑家康当时从事党的电讯联络工作，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有直接联系。1928年3月，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需要一个年纪小、俄文还可以、工作努力，不爱出风头、不说大话的人到他们的东方部工作，安娥正好符合这些条件”。经郑家康推荐，安娥进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东方部中国局工作，开启了她的特工生涯。安娥后来在填写党员登记表时，关于这段经历的证明人，她填写的是周恩来，说明她加入苏联情报保卫机关，是经过党内高层批准的。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是“契卡”的后继，“克格勃”的前身。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审视新生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内外安全威胁后，命令建立一个可以“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机构”。于是，1917年12月20日，以捷尔任斯基为主席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宣告成立，该委员会的俄文缩写译成中文叫“契卡”。1922年2月，“契卡”改称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来几经改组易名，于1954年3月改称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便是世人皆知的“克格勃”。

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安娥担任东方部中国局首长的助手，主要工作是整理有关中国“反革命分子”的资料，承担笔译，偶尔担任审案口译。

捷尔任斯基曾说，“肃反”工作人员应该成为“贪恋血腥的人”，苏联政治保卫机关成立伊始，即以“残酷镇压”“无情打击”著称。安娥在自传中写道，我的首长经常对我说：“不要怜惜敌人！”“小姑娘心软，最容易坏事。”“的确，在第一次审案时，我多希望犯人相信我们的政策，坦白出来，可以不死。后来我知道这是难事。”

1929年4月，苏共开始大规模“清党”运动，苏共中央派员进驻中山大学，对每一个中国学生进行严格询问和反复审查。这次清洗把所谓“托派”分子几乎一网打尽，但同时也使相当一批中国学生蒙冤受屈。1929年初，中山大学第二批学生毕业后，大部分被秘密护送回国。这期间，安娥也向组织提出了回国申请。11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安娥离开莫斯科回到上海。

经过莫斯科三年学习、工作的潜移默化，安娥作为一名革命者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升。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一年半的工作经历，则练就了她从事隐蔽斗争的专业能力。

陈赓手下的暗战女杰

大概是考虑到安娥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经历，她1929年11月回到上海后，即被吸纳到中央特科情报科，受科长陈赓直接领导。一个月后，她就受命执行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这一次不再是内勤，而是潜伏到敌人的特务机关里面，成为杨登瀛的联络员、情报员。对于安娥这样一个刚刚“入列”的新兵，一个年仅24岁的姑娘，承担如此等级的秘密任务，显示出特科领导层特别是陈赓对她的高度信任。

◆杨登瀛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别名刘君珊，他是陈立夫亲自考察选定的党务调查科驻上海侦探机关的负责人，主要任务是设法消灭在上海租界内各“反动党派”分子，尤其是中共。杨登瀛这时已认识一些共产党朋友，比如中央特科情报科成立之初就调入工作的资深情报员陈养山，曾跟日本通杨登瀛学习过日语，两人成为朋友。杨登瀛既想接受国民党的委派，又怕得罪共产党，遂把国民党准备委派他在上海侦察共产党、建立办案机构、密切同租界关系等情况，全部告诉了陈养山，表示今后愿意将所了解的情报及时提供给中共方面，并将随身带来的一份搜捕名单交给了陈养山。

周恩来得知此情非常重视，决定由陈赓单线联系杨登瀛。陈赓为了加强对杨登瀛的领导，经常与他见面，在政治上大力争取他，帮他出主意、想办法提高接近国民党和巡捕房的勇气与能力，还时常向他提供一些共产党的《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公开刊物或宣言、传单，让他作为“缴获”向国民党邀功。

为了提高杨登瀛在敌人内部的地位，更好地为我所用，经请示中央批准，陈赓1929年10月替他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设立一个办事处，作为情报集散地，正式挂上“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的牌子。陈赓派安娥（化名张红惠、张瑛）去做秘书，杨登瀛把所搜集到的情报全部拿到办事处来，凡对中共有用的，安娥及时抄送陈赓。

“及时抄送陈赓”一句说出来容易，做起来远不是那么简单。杨登瀛当时掌握着国民党和租界方面的大量情报，这些情报哪些与我直接相关，哪些可间接为我所用，哪些只是“大路消息”并无价值，需要有得力的人来收集、甄别、筛选，然后及时安全地送到陈赓手里。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安娥这位“秘书”肩上的重任。

◆安娥

此时的安娥在人们眼中是十分神秘的，踪迹不显，服饰多变。爱国诗人王礼锡在《战时日记》中写道：“去年我没有离国以前她住在北四川路永安坊的一个小亭子间里，生活似乎很苦，又似乎不差。平时穿的蓝布大褂，有一晚在施高塔路附近遇见她，一件很华贵的紫罗兰色的露臂西服，给她打扮得更甚于平时的漂亮，几乎使我不认识了。许多人都觉得她是一个不可测的怪人。”

这一时期，经陈赓亲自教育、指导、争取，杨登瀛向我党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在保护党的秘密机关、营救被捕同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安娥作为“秘书”居中联络、收集传递情报所发挥的作用可想而知。解放后，陈赓曾对安娥的儿子田大畏说，我和你妈妈都是“格柏乌”！“格柏乌”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俄文缩写，意指同在中央特科工作。出于保密，陈赓没有具体说下去，但语气中能感受到他对安娥的赞赏。

随着杨登瀛在敌人内部地位的不断提高，他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更大了，但陈赓等人发现他再给我党做事时，不像以前那么痛快了，有时畏首畏尾，时常表现出骄矜自满的样子，遂决定对他提高警惕，不让他再接触那么多特科的人，把在他办事处工作的安娥等人撤了回来。

1932年12月，安娥单线联系的领导姚蓬子被捕叛变，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虽经努力，未能重新接上关系，从此结束了在中央特科的工作。1948年底，安娥重新入党。

杨登瀛1931年被顾顺章出卖入狱，获释后出任国民党反省院副院长，后来又当过汪伪政权感化院院长，1950年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时被捕面临重刑，在陈赓证明下得以保全性命，但仍被判管制一年。获释后，因无经济来源生活困难，受到陈赓多方照顾。1956年3月，组织上安排杨登瀛到北京参观游览，安娥与陈赓、陈养山等人一同与杨登瀛见了面。同年4月杨登瀛写信给安娥表示感谢：“您的相赠，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12月又写信给安娥求助过冬衣物，但此时安娥已中风瘫痪，无法给他回信了。1963年杨登瀛的二女儿给安娥写信，希望能帮助她入大学深造，但此时的安娥和田汉已无能为力。

受组织委派接近田汉

丁言昭所著《安娥传》是这样记述的：“当南国社发起新戏剧运动时，田汉在上海文艺界已经很知名，是一个与各派都有关系，各派也都要争取的人物。中共地下党为了争取田汉，1929年冬，派安娥与他联系，争取他‘左转’。安娥与田汉联系上了，而且一联系就是一辈子，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安娥与田汉一见钟情，相互仰慕对方的才情，彼此欣赏对方的性格。1930年6月“南国社”被反动当局查封后，田汉被迫转入地下，组织上安排安娥作他的联系人，在频繁接触和交流中，彼此互生爱慕，感情迅速升温。在安娥的影响下，田汉的思想开始“左转”。王礼锡说，田汉非常赞赏安娥的思想，自认其思想的转变与安娥有关。“有一回，宁波某学校请寿昌（田汉原名田寿昌）讲演，她伴着去，中途几次谈话就使他的思想转变了。寿昌是个性很强的人。只有他自己的才是对的，而他的个性竟为一个女性所克服，这女性的魄力就真可惊了。”

在安娥的影响下，田汉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问题。正是因为这一思想的转变，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田汉作为发起人之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被选为“左联”执行委员。他写出了洋洋十余万言的《我们的自己批判》，1930年5月20日出版的《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只刊登他这一篇文章，总结和检讨了几年来南国戏剧运动的得失，特别是思想局限和教训。1932年3月，田汉加入了共产党。

◆田汉与安娥。

夏衍后来颇为感慨地回忆说：“1931年冬（据我的记忆），光慈告诉我，田汉已经决定申请入党。请记住，三一年这一个年头，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而田汉，就是在这一个年头申请入党的。同时他还发表了长达数十万言的自我检讨，对过去的生活、思想、作品作了深刻的自我解剖。田汉当时已是文艺界知名人士，敢于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

董健所著《田汉传》说：“诚然，左翼作家如蒋光慈、钱杏邨（阿英）、阳翰笙等，在此之前已对田汉发生过一些影响，但安娥的出现，就把这种影响深入到个人感情生活的细微之处了。……田汉的‘转向’自有其政治大背景，但个人因素亦不可小视。”

当年的田汉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的田汉，成为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田汉，离不开安娥对他“左转”的影响。

守口如瓶甘作无名

1933年，安娥经作曲家任光介绍，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1933年秋的一天，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在街头看到一位小报童，10岁左右的小女孩，身穿褪色的打着补丁的小花布罩衫，下着深色裤子，头上扎着两条小辫子，背了一个放报纸的大厚布口袋，另外还有一个放钱的小口袋，跑来跑去地叫卖晚报，声音清脆悦耳，大家亲昵地称之为“小毛头”。聂耳立刻产生了为她写一首卖报歌的灵感，他请安娥观察小女孩卖报的情形，安娥很快写出了歌词。聂耳一看很满意，谱上曲子，两人带着歌单上街找到“小毛头”，唱给她听。“小毛头”拍手称好，又说如果能把“几个铜板能买几份报”的话写进去，她卖报时就可以唱这首歌了，安娥随即按照她的话写下“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就这样，“小毛头”成了《卖报歌》的首唱者，后来聂耳把她介绍到联华影业公司当了演员，参与拍摄了《人生》《暴雨梨花》《寒江落雁》等许多部影片。2004年5月，已是83岁老人的“小毛头”杨碧君接受媒体采访，深情回忆了首唱《卖报歌》的往事。

1934年，电影《渔光曲》在上海公映时创下连映84天的纪录，片中由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同名主题曲《渔光曲》红遍大江南北，安娥也随之享誉海内外。聂耳认为，《渔光曲》开创了中国电影配乐的先河，他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中说：“《渔光曲》一出，……其轰动的影响甚至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此后，安娥与任光又合作了另一首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打回老家去》。任光后来前往法国学习，回国后应叶挺之邀参加了新四军，皖南事变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在叶挺的怀中。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安娥撤离上海辗转皖南、江西途中与田汉重逢，两人十分激动，重新走到一起，1946年这对苦恋了17年的爱人终成眷属。

安娥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剧本、报告文学，集成厚厚的三册《安娥文集》。然而，在这浩瀚的文海里，却不见安娥对自己早年暗战的记述。

◆《安娥文集》（上、中、下）。

关于在苏联政治保卫局的经历，她在填写党员登记表时只简略写道：“1928.3月至1929.10月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职员（东方部中国局的首长的助手）证明人周恩来。”

对于这段经历，她一生都紧闭着纪律的闸门。对此，王礼锡在《战时日记》中有很生动的记述，可见安娥在当时是何等的守口如瓶？我问寿昌“张小姐”是怎样一个人？寿昌笑笑：“到俄国留过学，就算姓张吧。”“后来遇着留俄的，我就探问关于这位女性的消息，终探不出她的究竟。不但来历探不出，她和寿昌的关系探不出，就连她的职业姓氏也探不出。她曾在新华艺专教过社会意识学，后来据她自己说在一个很奇怪的人家有点小职务。什么职务呢？她不说。就寿昌也似乎不甚清楚。许多人因为她的踪迹不明，怀疑她是参加了某组织的秘密工作，而某组织中人又正在怀着惊疑去探问她。‘据说她姓李，是北平的一个大族。’伯奇说。这使我更增加许多幻想，是富室的逃妾吗？是不满意于家庭婚姻而逃出来的故家旧族的小姐吗？这真是迷阵。”

解放后安娥对自己的隐秘经历仍旧一带而过，关于中央特科的工作经历，她在自传材料里只写道：“在那儿主要工作上看守机关和抄写简报。”看守什么机关？怎么看守？遇到过哪些艰险？抄什么简报？内容是什么？这些简报对保卫党组织起过什么作用？一概不谈。

在《历史思想自传》中，涉及特科经历，她只写下六个字“请问陈赓同志”。

幸亏有陈赓等人的回忆、传记，否则连上述这些一鳞半爪恐也无从知晓。那一辈的隐秘人都是这样的，做起来舍生忘死，做完了缄默不语。生前不说，身后不留，宁愿让自己的人生留白。

九十多年前安娥作词的这些老歌，今天人们还在传唱，怎能不令人感慨、令人欣慰！正如《安娥传》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如今的人们并没有忘记安娥，仍在看着她的书，唱着她的歌。而她在隐蔽战线无声奉献的那些动人故事，也一定会有人继续挖掘，不断传颂下去的。